孙国祥: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转型与企业合规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3: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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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祥  
体现了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犯罪适当从宽的精神。

  

   (三)严以济宽,合规改革不能放纵单位犯罪

  

   我国学者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刑事责任是企业合规在推广过程中刑法强制效力和刑罚威慑效应的前提条件”(78)。或者说,“合规计划的真正推行以严格的犯罪处遇政策为基础,处罚越严厉,越可能促进企业合作”(79)。有学者甚至主张,“刑事合规的逻辑前提是将合规义务镶嵌至刑事法中,并配置较重的刑罚,尤其是高额的经济惩罚”(80)。这些都是企业合规改革推行中的灼见。

  

   1.刑法的评价不能模糊

  

   即使对实施了合规改革的企业,虽然不再施以严厉的处罚,但也绝不是一放了之。通过合规改革对涉罪的企业予以减免处罚乃至不起诉,无疑是司法的一种妥协。虽然这种妥协是必要的,但并非是无原则的。合规不起诉对单位涉罪行为的刑法评价不能模糊。单位实施了犯罪,就应该受到犯罪性质的评价。虽然对单位犯罪采取宽缓主义的刑事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犯罪评价上的减让。对企业犯罪进行严格的定性评价,以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欲增强企业合规的动力和自觉性,就必须提高违法犯罪被揭露和查处的概率,这是‘严’的首要措施”(81)。法律也需要对不合规进行一定程度的责任归咎,由于不合规,企业成员的行为可能容易被归咎于企业,或者企业违法行为形成后,没有有效的合规措施,其得不到法律上的减免处罚。由此,企业合规改革成为现阶段落实单位犯罪宽缓主义政策的具体路径。

  

   2.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应该加以剥夺

  

   设立单位犯罪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剥夺单位所获取的非法利益。任何人包括单位都不能从犯罪中获益。“通过刑罚手段将企业通过违法行为获得的不法利益切实加以剥夺,对削弱企业‘违法上算’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82)。在轻缓主义的刑事政策下,单位可以通过合规不起诉。不起诉并不代表犯罪所获得的非法利益予以合法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法释字[2019]4号)第37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需要没收违法所得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要求有关主管机关及时通报处理情况”。这一规定是移交追缴,最后如何落实,似乎不取决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能否直接追缴涉罪单位所获得的不法利益,需要进一步研讨。

  

   3.对涉罪的企业成员,应体现严的一面,防止企业成员搭单位从宽处理的便车

  

   一方面,对涉罪的企业成员,更多地应以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理。涉罪企业与涉罪企业成员的责任不应严格捆绑在一起。对涉罪企业的合规改革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对涉罪的企业成员也要不起诉。在企业合规改革中,一些地方将涉罪企业与涉罪的企业成员捆绑在一起,涉罪的企业成员也一并纳入合规考察的范围予以不起诉,这并不妥当。企业合规的本意是“放过涉案的企业,留下犯罪的自然人”,涉罪单位与涉罪的自然人应分别处理。自然人通过合规改革而不起诉,而涉罪的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仍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梳理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的发展,是严格主义还是宽缓主义,始终摇摆难定。而刑事合规为两者的调和提供了机会。刑事合规介绍到国内虽然时间不长,但很快成为法学界的一个热点。梳理大多数成果,大都聚焦在概念的讨论和如何建构等操作细则上,真正进行刑事合规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不多,单向性地将刑事合规与单位犯罪宽缓化的刑事政策等构,表面上热闹非凡,实质上可能偏离了刑事合规的方向。刑事合规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协调对单位犯罪的严格主义或者宽缓主义的立场,严是前提,是合规改革的动力,宽是手段,是合规的激励,如此配合,才能有效地应对和预防单位犯罪。

  

   注释:

  

   ①参见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②[美]艾伦·O.赛克斯、丹尼尔·R.费歇尔:《法人犯罪》(下),李秀梅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③[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

  

   ④张克文:《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法人犯罪否定论之回归》,《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⑤毛玲玲:《公司刑事责任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⑥同注⑤,第58页。

  

   ⑦黎宏:《单位刑事责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⑧劳东燕:《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⑨[美]维克拉玛蒂亚·S.卡纳:《法人刑事责任:目的何在?》,高光明译,载[美]格卢夫等著,刘仁文等编译:《哈佛法律评论:刑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⑩储槐植、江溯:《美国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11)李鄂贤:《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转变与法人犯罪立法的未来改革》,《法学杂志》2019年第5期。

  

   (12)赵秉志:《单位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3)杨国章:《我国单位犯罪研究30年的回顾与反思》,《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4)参见蒋熙辉:《美国SARBANES-0XLEY2002法案刑事责任条款研究》,《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15)彭莎:《公司犯罪之刑事政策》,《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16)参见[美]维克拉玛蒂亚·S.卡纳:《法人刑事责任:目的何在?》,高光明译,载[美]格卢克等著,刘仁文等译:《哈佛法律评论:刑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17)同注(16),第226-227页。

  

   (18)参见[美]保罗·H.罗宾逊:《归咎的刑事责任》,王志远、陈琦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

  

   (19)参见江溯:《美国〈模范刑法典〉研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175页。

  

   (20)由于统计的标准以及对一些单罚制的犯罪是否属于单位犯罪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到底有多少单位犯罪,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形成共识性的统计数字。

  

   (21)参见赵秉志、侯帅:《当代中国公司犯罪争议问题研讨》,《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

  

   (22)参见曾友祥、王聿连:《单位犯罪存在范围的批判性反思》,《法学杂志》2012年第2期。

  

   (23)黄祥青:《论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2013年第1集(总第90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第277页。

  

   (24)赵秉志、刘志伟:《海峡两岸法人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上),《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25)参见陈国庆等:《〈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理解和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公检法办案指南》2010年第6辑(总第126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26)蒋熙辉:《公司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27)郭自力、陈文昊:《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意涵》,《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8)赵能文:《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宜统一》,《法学》2015年第1期。

  

   (29)参见蒋熙辉:《美国SARBANES-OXLEY2002法案刑事责任条款研究》,《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30)彭莎:《公司犯罪之刑事政策》,《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31)李冠煜:《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责任比较研究——以德国、日本和我国刑法理论为视角》,载周赟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2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32)杨兴培:《(法人)单位犯罪立法理论与实践运作的逆向评价》,《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3)陈学权、陶郎逍:《企业犯罪司法轻缓化背景下我国刑事司法之应对》,《政法论丛》2021年第2期。

  

   (34)李翔:《单位犯罪司法实证问题研究报告——以上海地区2010~2012年为样本的分析》,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2015年第2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页。

  

   (35)参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中刑一初字32号刑事判决书。

  

   (36)[美]维克拉玛蒂亚·S.卡纳:《法人刑事责任:目的何在?》,高光明译,载[美]格卢克等著,刘仁文等译:《哈佛法律评论:刑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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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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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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