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倩:清代科举议中的史学改革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2:04:38

进入专题: 清代   科举制度   史学改革  

周倩  
同时改变史学的考察形式,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的新史学改革方案应运而生。

   (一)嘉道以降的科举危机

   嘉庆之后,清皇朝的统治日渐衰落,逐渐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蚕食,国家主权受损,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内有各种社会弊病,积重难返,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

   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士人治学的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学问必须为拯救危局、经世济民服务,即“有用于世”。而史学记古今变迁、载历代盛衰,可引古筹今,具有强烈的经世价值,正宜用于解危局之难,故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通史致用”,甚至发表了乱世治经不如治史的言论。如道咸时期学者龙启瑞表示:“治经自是学人第一要义。而求其有裨实用,则史籍较经籍为多。”认为当前时局之下,“空谈经学者,正如夏鼎商彝,无适于用,今日之学,亦先学其有用者而已”。同光著名学者、曾任广雅书院院长的朱一新也在与书院生徒的答问中明确指出,经学与史学具有相同的本质:“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经学即其史学。”而在多事之秋,“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乱世治史”的思想代表了时代的先声,得到了道咸以降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然而,嘉道以降的科举制度日益衰落、危机重重,已然成为“通史致用”的严重阻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偏重头场之风再起。嘉庆中叶,重视后场之风逐渐式微,变化出现的节点是嘉庆四年(1799)己未科会试。该科会试由著名汉学大儒朱珪、阮元担任正、副总裁,二人秉持“经义策问,尤急甄拔”的原则,阅卷时偏重考察后场,优先录取后场优秀者。这种做法虽然使该科得才甚众,但朱、阮过分看重后场的做法引起了时人的不满。嘉庆十年(1805),给事中汪镛上奏,称自己在担任嘉庆四年会试同考官时,发现朱、阮在三场策卷上用“墨笔记注圆尖点”,有“先阅三场试卷,既胸有成见”之嫌,实属违例。清廷对这一奏报很重视,颁布上谕云:“乡、会试三场并设……然必须先阅头场文艺,择其清真雅正合格者,再合校二三场,取经文之核洽、策对之详明,自能鉴拔通才。”重申了“先阅头场、合校后场”的阅卷顺序。嘉庆十四年(1809),朝廷再次颁布上谕:“闱内衡文……其头场文字,并须将制艺三篇一律比对,择其文理清畅、辞义匀称者取中,不可专就首艺一篇以定去取。”进一步规范头场校阅规则,头场四书文的优劣再次成为士子中选与否的关键。

   清廷发布上谕的本意在于抑制重视后场的过分发展,不想反而再次催生了偏重头场之风。道咸时期的陈澧曾描述道:“今之科场……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重轻,甚至有不阅者。”俞樾也指出:“试官所注目止在头场,经文已不甚讲求,策问更视同赘设。”如此一来,清前中期通过提升科举第三场策问地位所营造出的重史氛围遭到破坏,士子“咸以通经博古为讳”,“不研经术、不考史事”,“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皆茫然不知”。史学的科举地位在经历雍乾时期的短暂提升之后再次下降。

   其二,策问制度的衰落。长期以来,策问都是乡、会试考察史学的主要形式,然而嘉道以降其弊尽显。一方面,策题难偏生僻。策问因考察“揣摩世务,切实近于有用者”,所涉内容非常广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正如顾炎武所言:“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而嘉道以降,考官为了避免试题重复,更加倾向于在策问中考察历史细节,甚至热衷于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找寻细节发问。例如嘉庆五年(1800)湖北乡试策问:“左氏世楚史,或谓以官氏,或谓左史倚相,后或谓六国时人,何所考耶?楚梼杌所纪何事?或体类《春秋》耶?”又光绪十一年(1885),广东乡试策问考《宋元学案》和蒙古史事,以致“场中无对者”。这样的考题囿于细枝末节,不能客观反映考生的整体史学水平。阮元就曾直言:“殊不知发策……若随手拈浩如烟海中之数事以问士,即以士之不能对者为劣,试思若许士子亦如此拈数事以周试官,试官能全对乎?”对出题的考官提出严厉批评。

   另一方面,策题内容空疏、脱离实际。咸丰年间,朝廷曾针对策题难偏生僻的问题进行整顿,要求“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须搜寻僻事”。考官又大幅降低策题难度,出现了“于经不问大义微言,而举字句传本之异;于史不问兴衰治乱,而举正史别史之名”的现象。如嘉庆四年(1799)会试策问:“正史二十有四,应补撰注释音义者何书?表志与纪传并重,孰详孰阙欤?”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南乡试策问:“三史立科,载《唐书·选举志》,而三史之名已见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其时范史未出,所据者何家?”仅仅考察士子对基本史学知识的记忆。反观清前期的策题,立意完全不同。如康熙十一年(1672)顺天乡试策问:“我国家定鼎燕京,混一区宇已三十年,则纂辑《明史》非今日所至急者欤?……苟不及时图之,得无耆旧凋零、遗闻放逸,久而愈失其传欤?多士其明言之。”考察的是士子对编纂《明史》及搜罗史才的看法。又康熙六十年(1721)会试策问:“治国以人材为重,而历代取人之法屡更,其孰得孰失可得而详欤……其直陈无隐。”考察的是士子对历代选才制度得失的见解。两相比较,高下之别显而易见。

   偏重头场之风再起和策问制度的衰落大大影响到广大士子读史研史的积极性,“通史致用”的目标自然也难以达成。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新的史学改革方案,一方面,通过“提高场次”来提升史学的地位;另一方面,用新的文体取代策问来考察士子的史学素养。这种新的形式既纠正了策题难度过大的弊端,又避免出现空疏不实的问题,同时还为士子留出充分的阐述空间。

   (二)“提高场次”与“改策为论”

   “提高场次”是指将史学场次由第三场提升至第二场甚至头场,“改策为论”是指摒弃策问,改试史论。从嘉道以降到清末,这种改革设想从萌芽逐渐走向成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潘德舆就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提出了科举改革的设想,其中说到:“今之三场校士不必变,变之徒骇俗无裨于治术,但变其所校者而已矣……其二场以史论,论或一人、或一事、或数人数事,一国天下衡其博识与专断之得失,则人必习史而不敢以空疏钓名矣。”按照潘氏的设想,应将史学从三场提至二场,同时改试史论,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作为主要考察内容,借以扭转科场“空疏钓名”的风气。大约在同一时期,学者盛大士也提出类似的主张,他在《朴学斋笔记》中建议“二场试经文二篇、史论三道”,进一步明确了史论的考察数量,还建议实行“首场见黜者不得入二场,二场见黜者不得入三场”的录取规则,以此维护二场的地位。

   道咸年间,国家日益衰败。冯桂芬有鉴于此,撰写了著名的政论文集《校邠庐抗议》。科举改革方案是这部文集的重要内容,其中提出:“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冯氏提出了头场试经学、二场试史学、三场试古学的基本架构,并将八股文排除在科举外。以三代为界限,将经学和史学的考察内容明确区分开来,而史学的考察形式则为策、论混合,此法与潘德舆殊途同归。

   不过总体来说,嘉道咸时期的史学改革方案大都比较笼统简单,尚处于草创阶段。这种情况到了同光时期有所变化,表现为改革方案的进一步深入细化,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如同治元年(1862),贵州贡廪生黎庶昌上万言书,详述了科举改革方案:“科举取士诚不可废,惟今八比、小楷最空疏无谓,应请罢去,仿朱子议……第二场周、程、张、朱、陆为一科,孙吴武经为一科,管、荀、老、庄、董、贾、扬文中为一科,《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为一科,《晋书》《南北( 史) 》、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诸史为一科,凡五科子史论五道。”黎庶昌的方案大体上模仿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建议乡、会试二场试子、史论五道,其中史论两道,以历代正史为主,既规定了题目数量,又明确了考察范围,较之潘德舆、冯桂芬等人的方案更为细致。黎庶昌以贡廪生的身份向朝廷上书,颇具勇气担当。其方案虽未被采纳,但仍获得朝廷肯定,认为“间亦有可采择”。

   又,著名汉学家俞樾阅读了黎庶昌所上万言书之后,作《取士议》一文,深入探讨变通科举之途。与黎庶昌相同,俞樾也赞成废除八股,认为“当今之世,诚欲罢去八股时文,别求取士之法”,但认为黎氏的方案“太涉烦重不可用也”,于是在其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第一场试《论语》义二道,《孟子》《荀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试经义五道,仍如今制……第三场试史论三道,《史记》《汉书》《后汉书》各一道。”俞氏方案的改进之处主要有二:一是认为二场合试子、史论的做法不可取,子论多陈腐之言、空虚之说,应该罢去不考,而史论涉及国家经世要务,应当重点考察,故置于三场专论。二是认为史论的考察范围应由历代正史集中为“前三史”,因为“此三史文词古茂、体例谨严,为后来诸史所不及。且两汉人材超越唐宋,士子从事于此,他日学问经济亦必卓然可观矣”。可以看出,俞樾的方案确实更加简洁明确、符合实际,操作起来也更加易行。

   与俞樾同时代的陈澧,在史论考察范围上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今之试士,第一场以四书题八股文及八韵诗,第二场以五经题八股文,第三场对策,其法备矣。然行之久而有当改法者……其一改对策为史论,而命题以《御批通鉴辑览》为准。”针对同时期绝大多数史学改革方案以历代正史为考察范围,他认为不可取:“夫士不可不知史事,前代之治乱兴亡与夫典章制度前言往行有益于人者甚大。但二十四史之书太多,《资治通鉴》亦复繁博,且作史者人非圣贤,不能无偏。惟《御批通鉴辑览》,书不多而事备,又经圣人之论定,以此命题著论,则士必通知古事有益政治。”在陈澧看来,正史与《通鉴》内容虽全,但过于“繁博”,且偏颇之处甚多,而《御批通鉴辑览》容量适中、质量上乘,且经乾隆帝御批,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因此特别适合作为士子学史的教材和史论的考察范围。1901年颁布科举新章程将《御批通鉴辑览》列为史论命题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足见陈澧确有先见之识。

   陈澧的另一贡献是解释了“改策为论”原因。他指出:“问策一道,往往举十余事,易于铺排成篇,史论则以一人一事为题,非通悉此人之事迹,此事之本末,不能成篇。夫论一事而精通,固胜于对数十事而钞袭也。”策问和史论在设问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别,前者博而浅,后者专且深,这种差别使得史论具有两大优势:第一,史论发问具体集中,考生必须对所问的“一人一事”非常熟悉才能正确应答,不是靠简单的死记硬背能够应付的,因此能够有效考察士子的史学素养;第二,史论考察的是士子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理解及评价,没有标准答案,需考生各抒己见,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故能够有效防止抄袭。

   总体来看,嘉道以降,广大士人提出的史学改革方案十分丰富,虽在不同阶段特点各异,但都是围绕“提高场次”与“改策为论”展开。然而这些方案始终停留在士人论议和朝廷奏议阶段,还没有付诸实践,真正的改革行动要到清末才得以展开。

   3、“重史学”还是“开科目”: 清末科举改章的路线选择及原因

甲午战后,清廷逐步开启了改革变法的进程,科举改章成为变法之嚆矢,史学改革方案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学史救世”的思想获得更多士人的认同。清末著名学者章太炎就曾说:“承平之世,儒家固为重要;一至乱世,则史家更为有用。”另一方面,嘉道以降“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的新史学改革方案得到继承和发展。如晚清立宪派代表人物汤震于光绪十六年(1890)作《考试》一文,提出:“今请并经义子史古学为一场,时务为一场,洋务为一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清代   科举制度   史学改革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4844.html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0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