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露馨:美国科技战略的变革及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9 次 更新时间:2022-06-17 09: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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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露馨  
拜登政府目前力推的《美国家庭计划》也包括全面加大对STEM教育的支持,从人力资源方面增强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发展潜力。

  

   最后,在生产资源方面,美国政府正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刺激美国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回本土,促进科技产业链回流。201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大幅降低对美国本土企业的税率,并以较低税率对美国企业转移回国的海外资产进行一次性征税。这些激励措施让美国2018年的对外投资大幅度回流,一部分企业也减少了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加大对美国制造业的投入,要求联邦政府采购更多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2021年4月,美国财政部还公布了《美国制造税收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消除对美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税费激励,减少利润转移,促使制造业回流。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提振制造业,将生产制造环节再次植入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内。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是市场效率和商业利益,如今政府加大资源投入旨在提高美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对外部的依赖,体现出强烈的技术民族主义倾向。

  

   (三)强化对华技术打压与构建科技联盟。除了在国内进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外,美国还积极联合盟友打压技术崛起国,并在关键技术领域构建科技联盟。⑦在技术的研发和生产已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美国很难再对技术的国际标准、生产和供应体系进行垄断,因而必须要借助他国来对抗竞争对手。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就开始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进行技术打压和市场围堵,这被视为构建科技联盟的开始。⑧虽然美国与其盟友产生了一些意识形态分歧,但“安全”成为构建信任标准的切入点。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将构建科技联盟上升到维护西方世界共同的价值观的高度,以进一步提升其内部的凝聚力。2021年2月,拜登政府下令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和医药产品的供应链展开百日审查。目前美国试图构建的科技联盟就主要体现在这四大领域,未来不排除向其他领域扩散。

  

   首先,半导体芯片是现代数字技术的基础,成为拜登政府的首要关切。除了美国以外,荷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一些公司在这个领域也具有不同的技术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的重点拉拢对象。2021年4月,白宫芯片峰会召开,韩国三星、中国台湾台积电、荷兰恩智浦受邀出席,与16家美国企业共商如何增强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性。在日本首相菅义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期间,美国也与日韩两国达成深化半导体、5G等领域合作的共识。目前,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等企业已宣布在美国投资建立先进制程的芯片厂或研发中心的计划。2021年5月,美、欧、日、韩与中国台湾等地的64家企业还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其成员企业几乎实现对半导体供应链的全覆盖,但没有邀请任何中国大陆企业加入。

  

   其次,在医药领域,美国正利用疫苗的研发和供给优势影响盟友,构建疫苗供应链联盟。2021年3月,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首脑峰会上,四国同意加强在疫苗研发、生产和接种等环节中的密切合作。5月,在拜登政府宣布支持豁免针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后,韩国、越南等国纷纷表示愿意就疫苗技术转让问题与美国展开合作。印度血清研究所等几家重要的疫苗生产商也承接了美国诺瓦瓦克斯公司(Novavax)疫苗的生产工作,并接受了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费支持。

  

   再次,电池和电动汽车也是拜登政府重点关注的技术领域。移动电池为电动汽车、电子设备、国防军事设备提供动力,也是构建国家电力系统的基础设备。美国严重依赖进口锂离子电池和原材料,其进口来源地主要是中国,其次是韩国和日本。对此,美国特别加强了与日韩两国的电池技术研发与生产合作。在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期间,两国就承诺在电池等新能源领域加强研发合作。随后,在韩国首相文在寅访美时,韩国公司LG化学和SK创新当即宣布计划在美投资140亿美元用于电池领域,现代汽车则计划在电动车和充电桩生产方面投资74亿美元。

  

   最后,在稀土领域,美国加大与澳大利亚等国的生产和加工合作,以降低对中国稀土进口的依赖。早在2020年7月,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资助澳大利亚矿商莱纳斯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开设稀土加工厂。2021年3月,美日印澳四国在首脑峰会中明确表示要联手构建稀土供应链,研发低成本、低放射性废料排放的稀土精炼技术,还计划让政府所属的金融机构给开采和精炼稀土的企业提供银行贷款。

  

   从拜登政府的外交行动看,其试图构建的科技联盟目前主要依靠发达国家盟友,但正显露出向发展中国家拓展的趋势。2019年11月,美国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宣布启动“蓝点网络计划”。该计划是一个针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估体系,旨在打造新的基础设施标准,重点关注信息通信技术(ICT)、交通及电力和能源。基础设施决定着技术应用的标准,对经济运营的各个方面起着重要的稳定性作用。因此,除了要在美国国内和盟友的基础设施中排除“中国制造”外,美国还试图影响发展中国家,减少其对中国设备和设施的依赖。2021年6月,拜登在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上进一步提出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旨在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援助,其中电子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将是重点投资领域。这些计划旨在促使更多发展中国家采用美国的生产、通讯及运输设施,将其纳入美国的供应链体系。

  

   总体来看,美国正在通过对内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增强技术保护制度、加大政府的资源投入来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对外,美国正依靠其盟友体系,构建排他性的科技联盟。美国科技战略正在进行全方位的调整。

  

   冷战期间,面对苏联带来的持续的安全威胁,美国政府曾大力资助军事研发项目,主导了计算机、半导体芯片、互联网、软件等多个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引领了以ICT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冷战结束后,在失去了明确的安全竞争对手后,美国的科技战略呈现出一种“去安全化”的趋势,政府更加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导,让市场和私营企业来主导技术创新。由于技术的安全属性大大降低,美国政府也放松了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制度,与中国加大了科技交流,促进了技术的国际化发展。在这波技术国际主义浪潮中,中国借助自身的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了大量收益,不断增强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科技创新出现一些颓势,这使得国家间技术能力的对比在中美之间呈现出两极化趋势。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国内围绕着中美技术竞争的政策报告大幅增长,对中国科技实力的关注度明显上升。其政府和精英层普遍认为,美国的科技战略到了作出变革的时候。

  

   其一,美国认为其科技霸权地位正受到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中国在多个技术领域已逐渐追赶甚至超越了美国,对国际技术标准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愈发增强。在5G领域,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斯普特尼克”冲击最为明显,美国的政策报告普遍认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已超越美国。目前,中国华为公司已成为5G电信设备的主要供应商,其专利排名为世界第一,而美国除了高通和英特尔两个公司外,拥有的5G专利数量非常少。在人工智能领域,大部分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各占优势。中国的阿里巴巴和百度等科技公司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在人脸识别、云计算等应用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美国的谷歌和IBM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能力仍遥遥领先。在量子信息技术领域,多数智库判断美国和中国分别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领域占有技术领先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发射了“墨子号”量子卫星之后,美国的政策报告大多认为中国在量子导航系统上存在多个技术优势。⑨此外,在科技综合实力方面,从专利数量来看,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三大专利系统中,美国虽然仍是第二大专利国、仅次于日本,但其在2000~2017年间的占比从28%下滑到23%,而中国在这三大系统中的占比从0.2%上升到7.6%。⑩从出口份额来看,1991年,美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内享有384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而到了2019年,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逆差达到1910亿美元,且主要贸易逆差来自中国。(11)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衡量标准,中国的全职研究人员总数也迅速增加,目前已达到200万人,而美国的全职研究人员数量为150万左右。(12)因此,无论是从具体的技术领域还是从综合科技能力来看,两国的力量对比都在迅速缩小,这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使得美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其二,美国认为中国的技术崛起对其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高科技不仅可以应用于众多工业领域、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用于军事技术。其中,网络能力、反卫星武器、电子战工具、高超声速武器及量子技术被美国视为解放军赢得未来高技术环境战争、抵消美军优势的关键。美国国内舆论认为,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均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追赶甚至赶超美国。因此,中国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还被视为安全上的竞争对手。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属性,加之对竞争对手的安全威胁认知,使得中美技术竞争产生巨大的“安全外溢效应”。在美国战略界的认知中,维护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等同于维护国家安全。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明确将“国家安全”的定义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拓展到了经济安全、健康安全和环境安全。(13)因此,美国必须采取维持自身技术优势的国家战略,加大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培养未来人才队伍和利用国际合作,来对抗中国的短期和长期优势,使中国没有信心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并增强美国在拒止环境中开展行动的能力。

  

   其三,美国认为其面临与中国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竞争。日本、韩国和欧盟国家均在过去几十年内与中国建立了广泛的科技联系,大量科技产品由中国生产并出口到这些国家,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断增强。此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在采用中国的科技设备、标准和基础设施,美国智库报告认为中国正借助科技外交来扩大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14)在面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全球治理的问题时,先进的技术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而中国在新能源和疫苗生产技术方面都走在全球前列,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科技领域的公共产品,这将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中的影响力,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要维护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及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影响力。

  

其四,美国认为其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缺陷。美国精英层普遍认为中国等众多国家都推行科技产业政策,政府对科技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而相比起来,美国“市场主导创新”的发展模式效率低下。从绝对数值上来看,中美两国经费投入差距在近十年来迅速缩小。2018年,虽然美国国内的研发经费投入仍是世界第一,达到5800亿美元左右,而中国以46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但从相对数值上来看,同年,美国国内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高于中国的2.1%,但仍远远低于以色列和韩国4.5%左右的科研投入比例,其世界排名已下降到第十位。(15)其中,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投入已远低于私营企业。在1991~2018年间,私营企业占美国国内研发支出的比例从50%上升到70%,而联邦政府的占比则从45%下降到20%左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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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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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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