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远:近代知识分科与新文学的社会化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22-06-17 0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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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远  
“七科之学”包含文、理、法、农、工、商、医等,“文学”由选贤任能、甄别人才的“人学”而成为注重专业知识的“知识学”,文学教育也由“通人之学”走向“专门之学”,由此而成为传统与现代学术转变的标识。

  

   元、明、清以来“文学”的知识化倾向不断增强,主体性却不断减弱,“文学”所负载的个体经验和感受也越来越薄弱,“文学”走向了诗文的客体化、知识化和独立化,多称“文章”“辞(词)章”“文辞”“文史”等。明初科举于“理学、经济、文章而备求一人”,此时“文章”偏指八股文一类考试文体。晚明利玛窦来华,西学知识传入,对“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并未产生颠覆性影响,也未影响到文学的自身发展。近代西学东渐,随着知识分科、“分科立学”观念的提出,文学分科开始走向现实。1883年王韬《变法自强》按西方“分科立学”等思想,提出分设“文学”与“艺学”,“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31)。此外,文学作为学科,专业化和知识化倾向愈益突出。郑观应《盛世危言》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即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这里“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与“孔门四科”中的三科相同,不过这种分科侧重学业或专业,以知识分科,与孔子以人之“所长”分科有很大不同(32)。此后又有“文学”与“武学”之分,“文学”分为六科:“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文学”之下又有二级分类,“文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知识化更为明显。1896年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建议将京师大学堂分为十科,其中文学科包含各国语言文字(33)。1897年张元济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34),开设“文学门”和“艺术门”课程,其中“文学门”包含舆地学、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教化学等九门课程,“文学门”显得尤为庞杂,综合性特质更为突出。

  

   清末民初,我国文学分科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35)此时京师大学堂分科立学,将文学作为专业独立出来。此时“文学科”范围较宽,近乎“文史哲”的综合。1903年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提出“八科分学”,即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等八科四十三门,并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含的学科科目。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指出《奏定大学堂章程》“八科分学”体系的“根本之误”在于缺哲学一科(36),为此他主张废弃“八科”中“经学科”,将之合并到“文学科”,成为“经学门”,与“文学科”中的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处于同等地位。当然,学科建设还须有其他专业知识的加入,当时参与到中国文学科的课程还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心理学、名学、美学、中国史、教育学、外国文学等(37)。作为学科专业,文学的外延较之一般概念的“文学”更为宽泛。这样近代文学立科,一方面是文学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另一方面文学在专业设置方面安排了一些非专业课程。整体说来,文学的知识化越来越明显,主体性感受及个体体验却不断弱化。

  

   “分科”意味着文学走向独立,“文学”专业的独立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1909年学部奏请清廷划分文实学堂,奏定的学堂课程中“文学门”包括读经讲史、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等。因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情感表达和个体感受不同,文学有了国别之分。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文学门”课程,分“通科”与“专科”,“通科”包括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等;“专科”包括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等多国语言。此后复旦大学设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文选、诗选、修辞学、诗歌原理、小说原理、文学批评、文艺思潮”等专业课程。南京大学在原有东南大学国文系基础上开设“文学研究法、中文修辞学、词曲史、诗歌史、文学史纲要、四子书、词学通论、诗品”等课程。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词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戏曲概论”等(38)。文学专业课程的开设反映出时人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文学社会应用的专业性内涵,此时作为学科的“文学”更强调学科的知识特质,与传统的具有道德主体性的文学已渐行渐远。此时“分科”使“文学”的边界和范围更趋明晰。从整体来看,作为学科的“文学”并不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中西文化熔铸互鉴中生成。大学文学专业的立科,图书馆文学书目的分类,期刊杂志文学专栏的设立,新诗文集的出版,都是新文学观念下的产物。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包含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设有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如此作为专业的文学其内涵较之作为概念的文学更为宽泛,不过在文学史书写中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却日趋偏狭,这又是为何?

  

   文学的专业化、知识化主要体现在高等学堂文学专业的开设、文学教材的编纂、文学教师的产生以及文学学生的培养等方面。特别是有关文学史的书写,谢无量说:“宋《中兴书目》曰文史者,讥评文人之得失也。故其体与今之文学史相近。”(39)其实近代“文学史”已远离传统,是人们依据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而对文学历史的重构。从传统的“文苑传”到近现代“文学史”,文学由强调道德主体性的“人学”,转为对知识学的梳理,西方现代文艺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使文学逐渐远离传统,走向了欧美的文学观和学科体制。

  

   近代文学史书写始于模仿日本和欧美,在对文学进行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对文学的秩序进行重构,对此,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序》持有这样的说法:

  

   文学史,古所未有也。所有者,为文苑传,图书目录,以及诗话,文谈之类;体例皆近乎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也。编文学史者,始于闽侯林传甲氏;其后续作者:有谢无量之《中国大文学史》,王梦曾之《中国文学史》。张之纯之《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之《中古文学史》:再有数家,不及备述,总之得八九种。(40)

  

   文学史书写的体例源于西方,并受日本影响。当然,用西方理解文学的方式和框架来梳理中国文学会有很多抵牾,但西学知识的确有利于建构新的文学秩序。因对文学理解不同,文学史呈现的方式也不相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提出文学史书写的主脑为“事”“文”“义”三要素,“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41)。文学史主要讲文学的历史,首先要解决何为“文学”,也就是“文”是以什么方式来理解文学,而“义”又是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判断文学,说明文学史不断书写是因为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不同,而对“文学”的理解又会受外来知识分科等观念的影响。

  

   1904年,林传甲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是中国人较早自著的文学史,梳理出中国文学的源流和变迁,自序称其模仿日本学者而成,“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42)。这部文学史并未摆脱传统史书编纂体例的影响,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结合体。全书共十六篇,“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大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43)。林传甲文学史展现出传统知识的再生产或新时代文学的典籍化样态。此部文学史回避了小说、戏曲,与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有较大差异,是为了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文学史。后来黄人编纂《中国文学史》,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源流之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及文学教育的教材。处在新旧观念交替时期的近代文学史多以知识史的方式存在,当时在撰写文学史时就曾有诸多争议,黄人《中国文学史·总论》对撰写文学史进行了总结和批评:“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而所持者又甚狭,既失先河后海之旨,更多朝三暮四之弊,故遂终身隶属于文学界者,亦各守畛域而不能交通。”(44)近代撰写文学史者努力在历史传统和文学知识系统中找寻文学史的历史资源,刘师培云:“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其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45)挚虞《文章志》《文章流别》分为“以人为纲”“以文体为纲”,文学作为“人学”或知识学,编写文学史教材的观念源于西方现代教育,而文学知识则来自传统,刘师培期待模仿挚虞著述的体例,写出文学史教材。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在第一编“绪论”的第五章《古来关于文学史之著述及本编之区分》中,对文学传统进行了总结,指出古来文学史著述的体例共有七种,即流别、宗派、法律、纪事、杂评、叙传、总集,为此提出撰写文学史“先述其时势,次及文人出处,制作优劣,附载名篇,以资取法焉”。(46)此时研究者站在西方知识学立场,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秩序。

  

   西学知识的传入促动了人们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孙江在为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所作序中说:“中国近代知识的发生来自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传统知识的再生产,传统知识中蕴含的近代性要素,是其得以实现近代转变的原因所在;另一个是西方近代知识的移植,即‘他者’逐渐内化的过程,其中包括翻译、接受、变异等再生产环节。”(47)新知识包含新的理念和思想等,西方知识观念的传入促使中国文学的新发展和新需求,新文学的发生也主要表现在传统知识的再生产以及西方文学知识的“内化”等方面。

  

   20世纪中国学术以近代西方文化植入、“西体中用”为主要范式,这一范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史通常作为教材来使用,以此来建构新的文学秩序,而文学史书写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文学知识边界的界定问题,即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文学”,才能在文学史中被书写。对“文学”理解不同,人们撰写出的文学史也不相同。目前中国文学史已有千部之多,但书写文学史仍是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传统史书中“文苑传”“文学传”或“艺文志”,或一些序跋、诗文评等都是较为传统的理解文学的方式或表达文学理解的方式。随着西方文学分科、文学独立等观念的传入,以西方理解文学的方式来著录中国文学史成为一种风潮。较早出现的中国文学史是1880年由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所编的《中国文献史》,不过此书类似中国古代典籍的罗列;1901年英国学者和德国学者分别撰有《中国文学史》。日本在中国文学史书写方面成果较多,如未松谦澄《支那古文学史略》、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等(48)。西方和日本的文学史著作方式和编写体例不断传入,同时受西学知识和日本经验的影响,以及高等学堂教学的需要,我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还要考虑学科的设置,教学时间的安排,学生的学习基础等多种教学因素,与纯粹为文学知识而编撰的文学史有很大不同。

  

   四、近代新文学的商业化、报刊化生产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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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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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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