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必丰:行政机关间的事务委托和职权委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22-06-17 08: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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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必丰  
第47页。

   [38]参见余凌云、郑琳:《为执法重心下移进行法律赋权》,载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llwx/2019-11/21/c_1125280745.htm,2022年1月7日访问。

   [39]参见胡建淼:《有关中国行政法理上的行政授权问题》,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第71页。

   [40]该条第1款规定:“对违反森林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决定。”

   [4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一)》,“14.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授权的单位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被告如何确定”,载法律快车网,https://www.lawtime.cn/info/minshi/fagui/2010122715332.html,2021年8月13日访问。

   [42]何源:《德国法上的行政裁量与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1期,第53页。

   [4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自行决定委托处罚》,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lfgz/xwdf/2000-10/16/content_370669.htm,2021年8月10日访问。

   [44]参见前注[13],袁雪石书,第150页。

   [45]许安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46]参见“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1期,第34页。

   [47]“范凯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2289号行政裁定书。

   [48]参见门中敬:《论宪法与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之区分——以我国行政保留理论的构建为取向》,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12期,第24页;门中敬:《规范行政保留的宪法依据》,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91页。

   [49]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四)》,“6.矿产资源法规定赋予市、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罚权,市、县政府能否再授权给有关主管部门”,载找法网,https://china.findlaw.cn/fagui/p_1/356234.html,2021年8月11日访问。

   [5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上级人大或政府是否有权将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上收》,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lfgz/xwdf/2007-02/25/content_363241.htm,2021年8月11日访问。

   [51][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0页。

   [52]参见前注[45],许安标等书,第149页。

   [53]参见前注 ,奥托·迈耶书,第71页。

   [54]前注 ,奥托·迈耶书,第87页。

   [55][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56]如《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第11条第1款规定,“管委会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授权或者接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崇左市人民政府、凭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可以在保税区内实施行政许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风景名胜区条例〉办法》第24条第2款规定:“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市)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权限内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施工许可、质量和安全监督等行政管理职能,委托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等等。

   [57]如,《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28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行使学校卫生执法监督权;《山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52条规定:“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委托无线电监测站具体实施行政处罚,并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负责监督”;等等。

   [58]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风景名胜区条例〉办法》第24条第1款规定:“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市)以上自然资源(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规划竣工认可手续。”

   [59]如《浙江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第4条第3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对农村住房建设的常态化管理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可以受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委托实施相关行政许可。”

   [60]参见前注[19],室井力主编书,第281页。

   [6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32章第6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地区〔2017〕922号)。

   [62]参见朱维究:《行政诉讼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8-93页;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讲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7页。

   [63][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04页。

   [64][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65]江必新:《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66]前注[47],“范凯案”。

   [67]前注 ,凯尔森书,第87页。

   [68]参见前注 ,凯尔森书,第73、76-77页。

   [69][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5页。

   [70]参见叶必丰:《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以行政机关为视角》,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60页。

   [71]参见前注[28],“刘长江案”。

   [72]参见“王春红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2169号行政裁定书。

   [73]参见“上海蝶球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995号行政裁定书;“上海马桥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102号行政裁定书;前注[14],“沈家勇案”。

   [74]参见“张永生等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00号行政裁定书。

   [75]参见前注 ,麦克尼尔书,第7页。

   [76]参见前注[3],“刘以贵案”。

   [77]参见前注[1],叶必丰文,第94页。

   [78]参见前注[11],第21、23条。

   [79]参见周公法:《职权继受和职权更替》,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41-143页。

   [80]《洋山保税港区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3号)。

   [8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1991〕19号,已废止)第11条。

   [8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已废止)第8条第1项,《行政诉讼法》第15条;“单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031号行政裁定书。

   [8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号)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3〕3号)。

   [84]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行政案件在1990年为12040件,1999年一审案件为98759件,2020年一审案件为266000件,参见1991年、2000年、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85]参见杨月美:《行政案件提级管辖可行性分析——由基层法院行政审判窘状所想到的改革出路》,载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8/id/1048156.shtml,2021年8月24日访问。

   [8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

   [87]参见《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5号)。

   [88]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会字〔2021〕38号)及其说明。

   [89]参见“苏华胜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12753号行政裁定书;“徐海英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7570号行政裁定书;“张广坡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4558号行政裁定书;等等。

   [90]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页。

   [91]参见沈岿:《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明情形下的行政诉讼适格被告——评“程宝田诉历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案再审裁定”》,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3期,第162-176页。

   作者简介: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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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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