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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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  
包括“是否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否对华具有正面的心理认知”等次级指标。对抗性指标下次级指标间的乘积越大,美国亚太盟友的对华威胁认知越强;合作性指标下次级指标间的乘积越大,威胁认知越弱。在安全和威胁的谱系上,积极的合作性指标建构安全,消极的对抗性指标建构威胁。

  

   基于对以上两类变量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本文认为,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决定了美国亚太盟友对美国的追随程度,对华威胁认知强弱则决定了美国亚太盟友对中国制衡意愿的强烈程度,将两个变量进行组合,可以得出以下四种双向对冲逻辑:(1)当作为同盟从属国的美国亚太盟友与主导国美国属于紧密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较强时,其面对中美两国的对外战略形态表现为“追美制华”;(2)当同盟从属国与主导国美国属于紧密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较弱时,其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形态表现为“左右为难”;(3)当同盟从属国与主导国美国属于松散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存在强弱变化时,(75)其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形态表现为“左右摇摆”;(4)当同盟从属国与主导国美国属于松散型同盟结构,同时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较弱时,其面对中美竞争的战略形态表现为“左右逢源”。

  

   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同为美国的亚太盟友,但是,它们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不同,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强弱不同,从而在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处于紧密同盟结构下,且对华威胁认知强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表现出“追美制华”的行为特征。处于紧密同盟结构下,但对华威胁认知较弱的韩国则对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表现出谨慎态度和“左右为难”的行为特征。处于松散同盟结构下的菲律宾较为特殊,在南海争端加剧之时,它倾向于倒向美国;南海争端降温之时,它又亲近中国,总体上呈现“左右摇摆”的行为特征。由于泰国与美国的同盟结构松散,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又较弱,因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表现出“左右逢源”的行为特征。

  

   四、案例分析

  

   自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不断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2017年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后,积极拉拢亚太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加入制衡中国的行列。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在重建其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上更加积极。美国的亚太盟友是否会跟随其步伐制衡中国,一方面取决于这些国家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影响它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战略选择。

  

   (一)强同盟关系、高威胁认知与日本的“追美制华”

  

   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日美同盟自建立之日起就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形态。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迄今已历时70年。冷战结束后,日美除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过短暂的矛盾外,两国的同盟关系呈逐渐强化之势。日美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首先得益于两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对《安全保障条约》进行修订,从而使其保持了活力;其次得益于同盟的机制建设,通过磋商和联合规划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日美同盟的互操性(interoperability)逐渐加强。(76)从1954年3月日美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1960年1月修订《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到同年9月召开第一次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会议,再到1990年“2+2”会议机制的形成,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磋商级别逐渐提升,两国实现了从安全保障协商向战略对话的转变。(77)尤其是2015年4月,在重新定义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日美再次修订了《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同意建立旨在加强两国军队从和平时期到突发事件的同盟协调机制,将同盟关系推向一个更加全球化、更强大的阶段。(78)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日美两国无论是在意图还是在行动层面均保持高度一致,朝着“无缝对接”的方向发展。(79)与亚太其他盟友相比,美国尤为重视日本的地缘价值和战略作用。从驻军规模来看,驻日美军数量居亚太盟友之首。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2018年美国在日驻军约为5万人。(80)从日美安全合作的机制化水平来看,程度也不断提高。每年一到两次的防长与外长间的“2+2”对话机制逐渐常态化,在双边的安全合作和同盟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双方军事演习的频率也较高。2019年的数据显示,日美两国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开展的双边或多边联合演习共计16次,除了“萨马萨马”海上训练活动、“海上勇士合作3”等多边演习外,日美两国单独举行的联合演习就有6次,主要集中在海上编队航行、海上补给、空战、反潜战等方面,实战化色彩浓厚。(81)

  

   在对华威胁认知方面,出于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与美国的其他亚太盟友相比,日本的对华威胁认知较强。首先,中日之间存在历史隔阂。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创伤至今无法弥合,日本领导人频繁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战犯的行为更是时时刺激着中国,使两国的政治互信度较低。其次,中日间存在领土争端,频繁的海上冲突致使双边关系负面互动较多。与美国的其他盟友相比,领土争端成为日本对华高威胁认知的重要原因。最后,中日间存在地区主导权之争,结构性矛盾较大,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因此,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心态尤为突出。(82)2010年度的日本国防白皮书明确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开支、快速的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实力以及“缺乏军事透明性”等列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83)近年来,日本逐渐放弃长期奉行的“静态防御”(static defense)原则,倾向于“动态防御”(dynamic defense),强调对琉球群岛西南部的防卫要更积极地使用军事力量。(84)

  

   对美国而言,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印太”战略,都需要依靠或借重日本这个重要的帮手和战略支点。为了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近年来,美国不断给日本自卫队“松绑”。在美国的纵容下,2013年安倍政府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巩固了首相办公室的决策权。一年后,安倍政府正式重新解释了日本宪法,确立了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使用武力进行集体自卫的权力。(85)为了强化“多领域防卫力量”,日本的国防预算稳步增长,2020年度防卫经费为5.0688万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618亿日元,实现连续8年增长。(86)此外,美国还加大对日本的安保承诺。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日期间,与安倍首相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防卫义务以及对其(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支持”。(87)

  

   美国对日本的“松绑”和“承诺”,换来的是日本对美国的积极追随。中日间的地区性权力矛盾与中美间的全球性权力矛盾相叠加,使日本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88)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充当着美国的“马前卒”。首先,通过积极调整安全战略配合美国。自2012年12月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安倍一直在寻求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试图通过增加国防开支、一揽子安全法案以及使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方式,努力使日本成为一个更可靠、更有能力的安全伙伴,进而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89)2016年,日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保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表示,要通过加强日美同盟来改善日本的安全环境,2018年发布的《国防计划指南》(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则表示,要寻求与美国进行更紧密的国防战略合作。(90)2017年年底,在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后不久,日本也积极配合,出台了所谓“日版印太”战略。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到网络化的区域伙伴关系,日本正在做大量的思想工作(thought work)来推动(与美国)共同的价值观,其结果是,日美联盟正从互操性转向相互依赖。(91)近年来,日美双边同盟关系不仅得以强化,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亚太同盟体系也正朝着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和美日印澳四边的网络化安全合作架构转变。

  

   其次,与美国一道抹黑中国,干预中国内政。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上,日本均与美国立场一致,与美国一道在舆论上抹黑、指责中国。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所谓的法律或外交义务来支持中国台湾地区的“安全”,但日方对中国的疑虑情绪与美国是一致的。(92)针对中国的海上行动,日本响应美国的政策动向,也加强了对华对抗姿态。2020年10月6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出席美、日、澳、印四国外长会议时表示,将尽快促成在合作方针方面达成一致,共同应对中国的海上行动。(93)2021年4月16日,日美首脑会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不但谈到了东海、南海问题,还涉及台海问题以及香港地区和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94)

  

   最后,在经济上与中国开展地区竞争。一是同美国一道打造排除中国的地区经济组织。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经贸挑战,日美等国签署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争夺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95)面对美国的退出,日本不仅率先拯救了该协定,还制定了新协议,旨在帮助美国重新加入。(96)二是提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对立的替代方案。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不仅拒绝参与,还将其视为中国依靠经济胁迫他国的手段和“债务陷阱”。为此,日本与美国一道提出替代方案,与中国展开竞争。2015年,日本政府提供2000亿美元,打造“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其目的便是与中国争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导权。(97)2019年11月,美、日、澳在泰国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商业论坛”上宣布了“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该计划的特点是强调所谓的“全球标准”、通过“私营企业注资”和关注“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98)三是跟随美国的步伐,在技术领域限制和打压中国。如日本拒绝使用包括中国5G网络在内的电信设备,并收紧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筛选标准。(99)

  

   (二)强同盟关系、低威胁认知与韩国的“左右为难”

  

   韩美同盟是朝鲜战争的直接产物。战争结束后,出于强化冷战同盟体系与束缚李承晚政权的双重考量,美国与韩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整个冷战时期,韩美两国基于共同的安全目标,一直保持着强硬的“冷战同盟”模式。大规模驻军、高频度联合军演、以韩美联合司令部为实体支撑的联合指挥体系以及稳定的安全对话机制成为韩美同盟的显著特征。尽管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以及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一度冲击了韩美同盟的凝聚力,但是共同威胁的存在确保了同盟的延续。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维系韩美同盟存续的“冷战共识”开始弱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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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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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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