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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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锋  
当国家建构成型之后,身份政治的积极作用就开始减弱,相对的消极作用则逐渐显现。身份政治一旦激进化,更会挑战和撕裂已经稳定形成的国族认同,破坏成型的民族国家治理,并成为国家衰败的一个关键因素。(13)

  

   而在当代西方国家,身份政治激进化已渐成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这种激进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身份政治成为政治竞争的主导性策略。身份政治过去主要是少数群体的抗争策略,但今天白人主流群体也开始拥抱身份政治,甚至从国家特性与国民身份危机的角度提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14)他们彰显白人、欧裔、基督徒等西方传统的身份特质,以维护其主体地位。在身份危机意识的影响下,反移民、反建制、反智性的白人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白人群体开始激烈挑战少数族裔所推崇倚重的“政治正确”理念,质疑曾被普遍信奉的多元文化论,转而要求新移民、少数族裔等在文化层面必须做出舍弃,以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之中。(15)

  

   其次,身份政治推进了政治极化的加速形成。一旦党派竞争采取了身份政治的策略,非此即彼、敌我区分的思路就成了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在政党及其支持者之中,中间温和力量逐渐失去政治生存空间。当各派别都舍弃中间选择而拥护极端化的路线时,政治极化的状态就必然形成。近年来政治极化在西方愈演愈烈,衍生出“点名文化”(call out culture)、“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等新现象,即对不符合本方立场的言行进行“公众审判”与“集体抵制”,直至当事人在声誉、财富、职业生涯等方面遭受巨大损失。政治极化对传统的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模式造成了极大破坏,也冲击了西方选举中的“中间选民理论”,颠覆了其原有的选举文化,使得撕裂选民和负面选举成为一种常态。

  

   最后,身份政治还导致了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全面恶化。身份政治所引发的撕裂和极化现象已经扩展到各个议题领域。以美国为例,在传统的种族权益之外,身份政治还囊括了宗教及言论表达(宪法第一修正案)、民众持枪权(第二修正案)、移民庇护(第十、十四修正案)、福利保障、性别权益等几乎所有重大议题,并形成一条“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鲜明身份界限。民主、共和两党也日益聚焦这一分野,成为两大身份群体的坚定代言人。这两大群体在各种议题上都针锋相对,决不妥协,其争论也多以身份标签、政治站队为依据,以至于在基本事实与逻辑层面都无法达成一致。(16)身份政治引发了持久、激烈的社会对立及撕裂。这种撕裂一旦冲击国民身份的基础,政策层面的补救措施就会趋于失效,国家社会也会被卷入到衰败进程之中。

  

   三、政治衰败的理论与现实

  

   (一)政治衰败的理论辨析

  

   身份政治的激进化导致政治极化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全面恶化。当既有政治制度越来越难以调和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时,国家就滑向政治衰败的境地。这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基础的典型表现。政治衰败发生在国家的基本功能层面,即无力缓和社会中那些“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与“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7)就讨论国家治乱兴衰而言,政治衰败的理念也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时期,中国儒家就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政体变革论,在其《政治学》第五卷中专门讨论政体的倾覆衰亡,后世也将该卷称为“政治病理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体衰亡的主因是不同群体派别之间的“内讧”,由于不同群体对平等、正义理念持有不同主张,当其权利不符合各自的正义期望时,就会煽动变革,引发邦国内讧。(18)

  

   现代政治衰败研究兴起于1960~1970年代。在二战后近三十年里,许多新兴独立国家都难以建立持续稳定的制度与秩序,政治衰败问题因此又获得学界关注,其中亨廷顿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他将政治衰败界定为原有政治发展的一个逆向过程,其基本特征包括:秩序不稳定,腐败和暴力丛生,制度衰退及政治瓦解等。(19)政治衰败的基本原因是政治制度之于政治参与的巨大落差。社会经济快速变革使得新兴社会集团被动员起来,同时社会流动阶梯的匮乏给这些新兴集团带来强烈挫折感,其经济社会诉求就转向政治领域;如果此时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发展不足,群体在政治参与中就会倾向于对抗与暴力方式,失序及政治衰败也就难以避免。(20)

  

   在政治衰败问题上,蒂利(C.Tilly)的研究聚焦于权力竞争者与权力结构变化。在讨论国家建构中的革命、冲突与集体暴力时,他认为冲突源于权力竞争者在责任、特权、公正理念等方面的诉求差异;而权力结构变化则涉及竞争者所获得的支持,政府压制竞争者的能力,竞争者与权力体制内不满者的结盟等。(21)此外李普塞特关注维持政治稳定的问题,其焦点是在“民主秩序的条件”,比如经济发展、合法性、底层运动等。他也认为经济迅速发展可能引发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加速期,财富分配、教育水平和价值观等都可能促发阶级斗争,引起革命运动或极端主义。(22)

  

   政治衰败研究的主要洞见在于,它揭示了政治发展并非一个线性进步的持续过程。二战后,西方国家试图以经济援助推动社会变革,引导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但众多亚非拉新兴国家仍然长期饱受政治动荡之苦。(23)这一事实表明西方政策在推动第三世界政治发展上的失败,证明了政治发展绝非现代化与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相反,政治发展包括制度与秩序的建立维护等都有其自身逻辑,在特定条件下更可能逆转为一个衰败进程。就此而言,政治衰败研究在学术分析与政策实践上都具有其显著价值。

  

   (二)政治衰败的新聚焦:当代西方

  

   长期以来,政治衰败仅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相关研究也集中于对亚非拉地区的案例分析,(24)但这种流行观点仅是时代巧合外加视角偏差的结果。实际上政治衰败是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特定“病症”,其根源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中长期延续的结构化矛盾。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也在政策与制度层面暴露出各种结构化难题。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研究者开始敏锐地觉察到发达国家的潜在衰败可能,转而将政治衰败研究聚焦于当代西方。

  

   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从西方政治运行的内部来审视衰败这一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普沃斯基(A.Przeworski)对政党体制与投票行为的分析,其研究对象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选举发展与长期变迁。他将政治衰败界定为选民在投票行为方面缺乏稳定性,具体涉及选举投票率、政党忠诚度、投票偏好、代际变化等因素。西方国家的衰败是源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领域的“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效果,即社会群体不再将政党和选举视作政治参与和解决冲突的基本渠道,而转向更加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领域。(25)

  

   从政治现实来看,当代西方的衰败更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国际比重上。多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快过西方,经济实力的消长也影响到国际秩序方面。新世纪以来,国际权力格局加速变化,从个别国家主导向多极化发展。这也被视作一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以及一种真正的国际新秩序的诞生。(26)与此同时,在历经“911”恐袭、金融危机、移民浪潮的持续冲击后,西方国家内部的结构化矛盾也不断累积。一些较为严重的方面包括贫富差距扩大、财政赤字高企、政治极化加剧、民粹主义盛行等,都给其国家治理带来明显负面效果,甚至影响到其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制度的有序运行。(27)

  

   对于当代西方的政治衰败,福山的观点是最为直率也最具批判性的。福山主要关注美国政治的持续性衰败,认为其典型特征包括行政体系的臃肿低效、政治精英的利益攫取及裙带网络的盛行。他尤其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关系失衡,即由行政、立法、司法、政党、利益集团等所组成的制衡体制日益转向一种以政治极化、彼此敌对、刻意阻挠为特征的“否决体制”(vetocracy),甚至造成最必要的集体行动也无法实施。(28)福山还认为制度的过度稳定性是政治衰败的根源,美国的衰败就在于其政治制度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原因涉及非理性的“认知的僵化”与“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操纵政治规则,将财富转化为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阻止社会参与,巩固精英攫取的权力等危害。这两者的结合就会阻止制度革新,并给政治秩序带来重大破坏。(29)

  

   政治衰败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领域的制度功能障碍,即治理体系紊乱所引发的治理能力退化。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因素可能扮演某种触发角色,但这些因素需要依赖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制度安排,比如选举投票、政党关系、社会参与等发挥作用,才能影响到政治衰败的实际进程。因此政治衰败的可能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它同样可能发生在发达的当代西方国家。这一点正如亨廷顿所分析的,政治的发展或者衰败与经济发展进程各自独立。将经济增长视作避免政治衰败的必然屏障,恰恰是西方战后外交政策的盲点所在。相应地,将西方国家排除在政治衰败的可能性之外,自然也是遵循了同样的错误逻辑。

  

   四、西方政治衰败的机制解释

  

   (一)外部环境转变:技术革新、全球链接与内部不平等

  

   在当代西方,政治衰败的发生有其外部环境与内部制度上的两层触发机制,而将这两层机制联系到一起的就是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第三波兴起。政治衰败的外部触发机制源于环境的转变。这一转变始于约上世纪60年代,大致覆盖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延伸至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30)其特征是信息技术取代工业技术主导生产力发展,并塑造出“后工业社会”或“网络社会”的新社会形态。(31)该转变以技术革新引发生产力巨变,进而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带来决定性影响。作为自19世纪晚期电力普及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生产力革命,这是一场结构性的转变,更是一个贯穿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全局过程。

  

   首先,技术层面的变化集中在信息科技领域,包括微电子芯片、电脑、通讯、光电等一整套技术,涉及信息数据的解码、操纵和重组等,(32)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在移动设备、高速网络和复杂算法所组成的高科技信息系统中,发展出了信息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信息科技对于生产力的贡献度不断提升,其远距离实时性的优势极大降低了沟通交易的成本,更大幅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信息科技给传统人际沟通引入了某种“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效应,即现实意义上的“天涯若比邻”。

  

其次,信息技术影响到经济层面,使得经济全球化加速形成。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空间距离一直是全球经济交往的最主要障碍。到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全球链接才得以成型。在产业链构建和企业内部分工上,在生产组织、市场营销及人力资源层面,经济体系得以真正在全球尺度上展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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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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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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