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恒: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及其实践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2022-06-11 18: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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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恒  
当其被普遍实施时,极有可能就会导致集体法益丧失功能。

  

   然而,将侵害集体法益的犯罪均作为累积犯来理解的观点受到了诸多质疑。择其要者,反对观点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本文认为,反对观点的说理并不充分,累积犯理念值得提倡。

  

   其一,反对观点认为,即使在侵害集体法益的情况下,任何独立于其他人的侵害行为也已经对集体法益造成实害。(47)例如,任何污染水源的行为均破坏了环境,任何公职人员的受贿行为均损害了国家行政等制度的廉洁性。对集体法益造成实害并不意味着要使整体的生态系统或国家行政等制度遭受损害。在原则上,侵害集体法益的情形与侵害个人法益的情形并未有不同。例如,即使被害人的身体系统的完整性并未受损,一个严重的打其耳光的行为也有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又如,即使是一个对被害人财产影响不大的欺骗行为,也可能成立诈骗罪。(48)换言之,无论其他人是否实施了同类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水源的行为或者受贿行为,就会对集体法益造成实际侵害。这与侵害个人法益的情况一样,无论其他人是否实施了伤害或侵财行为,只要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伤害或侵财行为,就是对个人法益的侵害。

  

   然而,这样的反对观点值得商榷。理由有:第一,在侵害个人法益的场合中,反对观点认为,一个打他人耳光的行为可构成故意伤害罪,哪怕被害人的身体系统的完整性并未受损,即使是一个对被害人财产影响不大的欺骗行为,也可能成立诈骗罪。这些观点都没有问题。因为对于个人法益的保护而言,我们并不需要审查被害人整体的人身或财产是否受损。从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出发,即使是对个人法益的轻微损害,也属于损害,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对个人法益的整体造成损害,才算造成损害。然而,对于集体法益的保护而言,我们则不能持这样的观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可直接对环境整体或某个社会制度造成毁灭性损害的单一行为,但通常很难发生这样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的行为能力有限,直接造成集体法益丧失功能的行为并不会发生。比如,在损害环境法益的情形中,一个往湖里倾倒一盆污水的行为的确会破坏水体的纯净度,但是,环境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和承受能力,这种单一的行为并不会影响环境系统功能的发挥。又如,在损害社会制度法益的情形中,由于相互联系的规范系统在发挥作用之后,一般的局部情况的突变难以使整个制度发生变化,(49)所以,单一的侵害行为通常不会影响整体制度的有效运行。第二,事实上,以上反对观点之所以会认为,即使在侵害集体法益的场合,单一的污染水源行为或者受贿行为也会损害到集体法益的功能,是因为该观点将水体的纯净度以及公职行为的廉洁性视为集体法益,混淆了行为对象与法益。无论是对水体纯净度的强调,还是对公职行为的廉洁性的强调,都只是保护环境法益以及社会制度法益的手段。否则,保护水体纯净度或公职行为的廉洁性要么没有实际意义,要么只可能属于对某种个人法益的单纯保护。换言之,以上反对观点误将行为对象当作了法益,或者错判了行为规范所保护的法益,才会产生单一行为就足以危害集体法益功能的看法。

  

   其二,反对观点对将累积危险行为作为处罚对象的做法的主要质疑在于,这样的做法违反了罪责自负原则。(50)其理由在于,国家若欲处罚累积危险行为,要么只能通过主张这些行为会大量频发来论证可罚性,而不考虑各个具体行为能否侵害法益,要么只能主张许多违反规则的行为相加会导致法益被侵害。这两种论证思路都存在问题,因为这两种论证思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个人并非仅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处罚,其还要因他人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51)换言之,单就行为人的行为而言,它并无法益侵害性,行为人之所以被处以刑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为其他人的不法行为负责。

  

   然而,这样的反对观点同样经不起推敲。对累积危险行为的处罚并不意味着,行为人需要对他人的不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理由有:第一,如果法律不制裁某个行为,那么,人们是否就会大量地实施这种行为,从而造成破坏性后果?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无法判定这种行为是否不法。然而,一旦作出了回答之后,我们则仅仅是根据个别行为本身的不法性来进行处罚。这说明,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只对自身的不法行为负责。(52)比如,法律在对污染环境者进行处罚时,他人实施相同的行为只是污染者实施污染行为的背景,污染者之所以会被处以刑罚,是因为其实施的行为属于若大量被实施,便会对集体法益产生累积性危险的行为。行为本身会给最终的法益带来侵害风险,所以在预防累积性危险的视角下,将行为纳入刑事制裁范围,这并不存在问题。(53)第二,反对观点认为,处罚累积危险行为会违反罪责自负原则。这还是在说行为人的行为和法益侵害之间没有条件关系。因为立法在处罚某一具体累积危险行为时,似乎即使没有行为人的行为,也还会有其他人的行为来侵害法益,所以,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符合作为结果归责标准的条件公式。可是,在刑法理论上,未满足条件公式的行为未必就不能成为被结果归责的对象。在无法将相关行为与其他的作用因素相分离的场合中,例如,在择一因果关系的场合(54)中,我们就无法运用条件公式来判断事实因果关系的有无。然而,在该场合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人们都不会对行为的归责进行否定。所以有学者提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中的必备要素,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认定为特定结果的原因而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需仅仅依据条件公式来判断事实因果关系的有无。(55)这样的逻辑是有道理的,并符合现实的归责情况。因此,那种认为处罚累积危险行为会违反罪责自负原则的说法并不准确。

  

   总之,反对观点对“在原则上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侵害集体法益”的观点的批判都经不起理论检验。相反,无论是基于经验推理,还是基于逻辑演绎,将集体法益犯罪作为累积犯的类型(累积构成要件),这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关键就在于对累积危险行为的选择与规制。

  

   (二)并非所有的累积危险行为都需要被刑事处罚

  

   虽然为实现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而需要处罚针对集体法益的累积危险行为,但是,为了预防对集体法益的过度保护以及更好地保障人权,并非所有的累积危险行为都需要被纳入刑事处罚范围。这是因为,每一个累积危险行为的危险量并非完全相同。比如,根据数学模型,就像有人往湖里倒一盆污水,另有人往湖里倒两盆污水一样,有些行为的累积危险量就是1个单位的危险,而有些行为的累积危险量就是2个单位的危险。同时,集体法益有一个特点,即在累积危险达到一定量之前,集体法益的功能并不会受损或者受损轻微,此时集体法益的功能依然完整。若累积危险量达到了集体法益可承受的临界值,那么,在这之后再有累积危险行为发生,集体法益就会丧失功能,即受到侵害。因此,我们若欲确保集体法益不被损害,则只要将累积危险量控制在集体法益所能容忍的临界值以内即可。(56)根据累积危险行为和集体法益的这些特性,我们可以推算出,就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并不需要将所有的累积危险行为都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就足以保护集体法益本身。

  

   具体而言,假如某个集体法益所能承受的累积危险量的临界值是41个单位的危险,在刑法还未对该集体法益进行立法保护的情况下,会有30个人各实施产生2个单位的累积危险的行为,有40个人各实施产生1个单位的累积危险的行为,综合起来即会造成100个单位的累积危险量。在制定刑法规范以保护该集体法益时,如果我们不区分危险行为的量差而对所有的累积危险行为都进行刑事处罚,那么,此时的累积危险量是0。如果我们区分量差,仅将危险程度高的累积危险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比如,只对产生2个单位以上危险量的累积危险行为进行刑事处罚,那么,此时的累积危险量就是40,这仍然低于该集体法益所能承受的累积危险量的临界值(41个单位的危险)。由于0(前者)与40(后者)皆低于集体法益所能承受的累积危险量的临界值,所以在对集体法益的危害上,二者没有差别,或者说该差别还未大到需要刑法介入的程度。然而,前者比后者多限制了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加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也更加合乎比例原则的要求。(57)因此,虽然对于集体法益来说,累积危险量高的行为与累积危险量低的行为都是累积危险行为,但是,将一些累积危险量低的累积危险行为排除出刑法的规制范围,既是防止对集体法益过度保护的必然选择,也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必然选择。这样的思想得到了那些主张对累积危险行为进行处罚的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支持。毕竟,从刑法扩张的角度来看,对累积危险行为的处罚的严厉性超越了对传统抽象危险犯的处罚的严厉性,处罚累积危险行为成了刑法扩张的极端形式。如果我们在少动用刑法来处罚累积危险行为的前提下,就能够将累积危险行为的累积危险量控制在集体法益所能够容忍的临界值以内,那么,此种做法自然是最好的选择。(58)如果我们用刑罚来惩罚危害性极其轻微的累积危险行为,则有对此类行为反应过度之嫌。(59)

  

   当然,上述的分析只是从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理论模型角度所进行的说明。在现实中,仅凭刑法学理论上的讨论,我们可能无法确定某一集体法益能承受的累积危险量的临界值为多少,因为对它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现实状况。虽然对于个人法益而言,个人通常能够基于自身的经验而找到一个相对可靠的个人法益受到侵害的界限,但是,由于集体法益涉及大众的集体信赖,所以对其所能承受的累积危险量的临界值的决定,并非简单地将每个人丧失信赖的情况进行集合,而是必须得对涉及多人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虑。(60)更加务实的做法可能是,我们在原则上相信行政机关或司法解释文件所提出的相应的入罪标准。因为行政机关深入一线,相较于立法机关而言,它们更为专业、高效,能够较为迅速且准确地划定一个适合社会的可容许风险标准。不过,这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即行政机关在划定标准时,不能只是为了行政管制上的方便,行政机关必须在审慎考量累积危险行为的特殊性质之后而作出标准划定,该标准划定应是兼顾法益保护与人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决定。(61)

  

   综上所述,刑法若要保护集体法益,原则上就应当禁止对集体法益造成真正威胁的累积危险行为,但是,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又应当对累积危险行为的范围进行一定限制。例如,对于货币制度来说,伪造、变造货币的行为以及使用假币等行为都属于累积危险行为,所以,我国《刑法》将这些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然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非所有这些行为都要被处以刑事处罚。行为人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或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其行为才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又如,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行为都属于对知识产权制度有累积危险的行为,所以,我国《刑法》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罪名。不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文件对处罚范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通常而言,假冒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才会达到入罪标准。需要说明的是,累积危险量较低的累积危险行为虽然可以不被处以刑事处罚,但是,仍有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

  

   四、集体法益刑法保护原理的实践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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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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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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