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龙婷玉: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22-06-08 23: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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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龙婷玉  
解决了在郊区生活的后顾之忧。第二,经济机会的提供。农村地区的农业加工、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以及其他部门提供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Kandel & Parrado, 2005)。第三,不输于城市的设施建设。人口迁移受到自然设施和生活设施双重影响,郊区在接受城市影响的过程中,其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足以媲美城市地区,部分大都市区郊区的基础设施甚至优于城市。

   2.经济融合。第一,城乡产业结构差异缩小。城乡高度融合的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特征与城市地区的日益趋同,农业占比较小,而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在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均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美国非都市区就业岗位中,农业仅占1.56%,服务业成为主导展业,占比高达37.34%;制造业占比11.47%,零售业占比11.05%,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占比7.42%。英国的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很高,从产业结构上已经难以辨别区域的城乡属性。2020年,英国建造业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比13.04%,城市地区占比11.75%;教育、健康和社会工作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11.83%,城市地区占比15.72%;住宿和餐饮服务活动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比2.69%,城市地区占比1.33%;信息与通讯业的乡村家庭工作者占比7.00%,城市地区占比10.84%。

   第二,郊区和乡村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不小的比重。伴随着居住人口不断迁移到郊区和乡村,郊区和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动也不断增加。20世纪50年代,美国75%的就业和57%的居民分布在中心城区,20世纪60年代,中心城区的居民减少到49%,就业减少到63%,到1990年,中心城区的居民减少到37%,就业减少到45%(Mieszkowski & Mills, 1993)。2019年,美国有36%的就业分布在中心城区,51%分布在郊区,12%分布在乡村地区。在英国,2019年15.3%总增加值(GVA)分布在主要乡村地区,12.5%分布在有显著乡村的城市地区,44.7%分布在主要城市地区(不含伦敦),27.5%分布在伦敦。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美国都市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非都市区,近50年来,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波动,但始终低于1.5倍。2019年,美国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58650美元,非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43025美元,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是非都市区的1.36倍。英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小,近10年来始终低于1.10。2019年,英国主要乡村地区居民年收入22500英镑,主要城市地区居民年总收入24300英镑,城乡居民收入比仅1.08。此外,从收入增长情况来看,乡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快于城市地区。2019年,美国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较上年增加了3.42%,非都市区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略高于都市区,为3.53%。2019年,英国主要乡村地区的居民收入较2009年增长了17.19%,主要城市地区居民收入较2009年增长了16.27%。

   第四,生活水平差距缩小。在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中,城市和乡村在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尽管存在着污染、拥挤等重要的城市问题,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仍大大高于农村;但在高发展水平经济体中,城乡在经济方面的差异趋于消失,人们对农村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接近或超过城市(Easterlin et al, 2011)。通过对欧盟各经济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考察发现,欧盟最富裕的国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城乡差异,而在东部和南部较贫穷的国家,农村地区的感知福利和生活质量水平要低得多,即便如此,城乡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差异(Shucksmith et al, 2009)。

   3.空间融合。第一,土地利用。在城乡连续体的城乡交汇处,土地利用多样而混合,形成了一套乡村、城市和自然融合共生的土地利用系统(Allen, 2003)。以欧洲为例,欧洲的大部分实际空间不符合典型的“城市-农村”类型,属于一种“中间领土”(TiB),城市和乡村的特征相互交织,是一种典型的城乡连续体(Wandl et al, 2014)。在欧洲这种城乡混合发展的过程中,土地覆盖变化最为明显,然后是社会经济变化、土地使用变化、规划过程变化、土地管理变化和环境变化(Shaw et al, 2020)。在变化的过程中,土地用途的改变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大多数土地用途的变化以小规模增长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大规模农村土地突然变成城市土地(van Vliet et al, 2019)。还有部分土地在官方数据上依旧保持着“农业用地”的记录,但实际用途已经变成多功能的半城市化地区,由一些业余农民在这些过去作为专职农民的生产用地的空地上开展新的经济活动(Bomans et al, 2010)。

   第二,出现明显的城乡连续体空间形态。在城乡融合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进行重新分类,虽然标准不同,但都以城乡连续体特征来进行。美国统计部门最新公布的城乡连续体代码(2013)根据人口规模和与都市区的距离将美国的县划分为都市县、非都市县2大类,共9小类。其中,都市县包括中心城区和郊区两大类,非都市县主要指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英国将整个社会空间划分为6大类,分别是主要是农村(农村人口大于80%)、大乡村(农村人口占比50%~79%)、有显著乡村区域的城市(农村人口26%~49%)、有城市和镇的城市、小城市群、大都市城市。其中,主要是农村和大乡村又可以统称为主要乡村地区,有城市和镇的城市、小城市群和大都市城市可以统称为主要城市地区。

   四、对中国的启示

   从发展实践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快速城市化阶段以后,进入了城乡融合阶段。人口融合表现为人口流动方向的城乡逆转以及城乡之间流动活跃性增强,经济融合表现为乡村经济的非农化以及在产业结构上的城乡趋同化,空间融合表现为城乡连续体上的土地利用是混合性和多样性,思想观念融合表现为城乡居民对国计民生等社会问题的看法没有较大出入。在分析范式上,以城乡连续体取代城乡二分法,城乡连续体分析范式摈弃将社会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大部门的分析方式,认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均匀的连续体,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连续体范式不是对传统城乡二分范式的简单修补,而是对城乡社会变迁的重新认识。城乡融合阶段的呈现和理论分析对于中国正在推进的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充分认识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进程的一个阶段,建立城乡融合范式。经历快速的结构转变,中国已经进入到城乡融合阶段。具体来看,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人户分离加剧和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49276万,是2000年的3.4倍(王桂新,2021),同时出现人口回流(刘达等,2021),“农二代”与乡村的关系更加疏离,在经济上表现出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期望,在社会特征上具有较强的离村不回村的倾向(刘守英、王一鸽,2018),县域出现高度分化,2020年年底,中国县域常住人口7.48亿,县域常住人口在10年间下降了3700万(叶欠等,2021),不同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苏浙两省的县域发展水平较高,而安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项寅等,2022)。一些研究将城市化理解为城乡转型的唯一归属,对于城乡问题的讨论过多地关注如何实现城市化,城市是要素流向的唯一去处,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城乡关系的唯一指标。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城乡融合阶段更应注意城乡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经济、社会互动,从单向城市化思维向城乡融合思维转变。

   其次,探索中国不同类型区域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路径。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城乡差别特征明显,应该探索不同区域城乡融合的路径。在都市圈,城乡之间差距已经缩小,地方发展实力和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强,这些区域可以实行都市圈范围内从城市到乡村的城乡融合。在大城市,城市中心区极化很强,乡村衰败明显,应实行市区与郊区的空间融合、要素再配置与产业再分工,促进城乡连续体的建设。在广大的县域,县政府的财政能力并不强,经济辐射力不足,应该实行县城与延伸区的融合以及重点乡镇和部分村庄的城乡融合的节点建设。中国的乡村振兴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切不可急于求成造成事倍功半,一定要因地施策,探寻符合实际的城乡融合策略。

   再次,构建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政策。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建立起一整套的城乡融合政策,包括城乡一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城乡统一的发展规划等,乡村被赋予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权,要素被允许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制度是阻碍中国城乡融合的最重要因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人口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配置,剥夺了农民的城市权利,进城农民终将回到乡村,也阻碍了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迁移;二元土地制度对乡村发展权施加制约,集体土地进行非农建设受到制度层面的制约,乡村非农发展权利受限,农民大规模离土出村形成了大量宅基地的空置,但当前宅基地入市制度还未完全打通,造成了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农地制度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型造成阻碍,中国农业还蕴藏着大量人口,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如何通过农地制度改革促进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是当前中国城乡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必须对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进行改革,打破制约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制度约束,赋予乡村和城市同等的发展权。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通过赋予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权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以及配套集体土地权利退出机制等方式促进进城农民工高质量市民化。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吸引人口、资本等要素下乡,开放农村发展权。深化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

  

   (注和参考文献略)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龙婷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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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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