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龙婷玉: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22-06-08 23: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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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龙婷玉  
很大一部分人口经营着混合家庭经济,跨越城市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部门(Dadashpoor & Ahani, 2019)。

   2.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不连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则表现出明显的城乡不连续。在印度,村庄和中央政府是两个世界,既没有相同的价值观,也没有相同的文化;在中非铜带上,到镇上的移民从具有独特社会制度的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移民工人在部落和城市体系两个世界之间流动(Pahl, 1966)。在印度大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会明显受到城市的影响,但许多小村庄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原始农业模式,这些村庄的居民很少离开他们的居住地,更不用说任何与城市的联系了(Rajagopalan, 1961)。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城乡连续平缓的过渡,欠发达地区城乡之间的过渡更为明显。由于城乡连续体的战略位置及其功能的多样性,欠发达地区的城乡连续体农业用地明显减少,这种下降有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但会导致人口结构不平衡,城市结构恶化,服务缺乏和分配不良,工业用地占主导地位,牺牲其他用途,环境变化加剧等严峻问题(Abd El Karim et al, 2020)。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城乡不连续性到底是规律使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研究。“城市偏见”模型认为,不发达国家政府将资源倾斜到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低于市场“标准”价格,但由城市流向农村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却过高,本质上是以牺牲乡村利益为代价发展城市,结果就是城乡之间的严重不连续。通过与发达国家城乡连续体的对比,能够发现欠发达国家在城乡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即便城乡连续体的概念无法很好地适用于欠发达国家,但其背后隐含着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依然值得欠发达国家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进行思考和借鉴。

   (四)对“城乡连续体”分析范式的质疑

   自城乡连续体概念提出之始,学者们就从城乡连续体的基本假设、真实性、实用性等方面提出质疑。城乡连续体的城市一极的特征主要基于Wirth(1938)的界定,乡村一极的特征主要基于Redfield(1947)的界定,城市一极与乡村一极的特征是否符合假设是质疑者们的重点关注方向。Pahl(1966)就对城市一极和乡村一极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他以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城中村为例,抨击将城市中心作为连续体的城市一极的假设,这些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中心,却依然保留着各种“乡村”文化价值观,居民并未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他也反对将乡村看成是农民的居住地,新的乡村包括富有土地的大地主、居住在乡村的工薪阶层、有一定资金的退休城市工人、资本/收入有限的城市工人、农村工人阶级通勤者、传统的农村居民等多种类型人口。在本文看来,Pahl(1966)对城乡连续体的批评恰恰是对城乡连续体的有力证明,不论是“城中村”还是农村人口的新构成都反映出了城乡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共生,正是因为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人口特征方面的不可分印证了城乡连续体分析范式的价值。

   批评者认为城乡连续体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城乡连续体难以度量。城乡连续体上的变化需要参照其他变量来验证,而这些变量又是复杂多样的,并且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别(Rajagopalan, 1961)。城乡连续体的构建缺乏一个基本标准,这既是时间的限制,也是文化的限制。因此,对城乡连续体的有用性和适用性的混淆仍然存在,而且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Lupri, 1967)。在本文看来,这种批判已经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攻自破,现有的文献中已经有大量对城乡连续体进行实证上的划分与测量,包括但不限于人口规模、地理距离、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和社会心理等具体指标。

   总之,城乡连续体范式的运用代表西方世界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从城乡对立转变为城乡融合。城乡二分法下,城乡的差异与对立是共识,对社会构成的认识就是“城市”与“非城市”(乡村)。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分析范式下,对城乡问题的认识难免陷入“城市主义”或“乡村主义”的偏见之中。城乡连续体范式则将整个社会看成统一、连续的整体,意味着农村和城市之间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相互对立,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融合关系。城乡连续体的先决条件是农村和城市在质量上没有根本区别,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这些基本特征在空间、时间或数量上发生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质的变化。城乡融合下的城乡连续体分析范式意味着城乡转型的结果不是单向的城市化或回归乡村,而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连续体是对城乡融合的社会更恰当的描述。因此,“城乡连续体”被认为代表了一个显著的理论性的和系统性的进步,是对传统城乡认识方法的颠覆性改变,超越了过去的静态两极社区类型的概念,既不是旧观念的新标签,也不是对传统城乡二分法的简单修正,而是实际上的完全逆转(Rajagopalan, 1961)。越来越多的学者宣称,用“城乡连续体”的概念取代传统的城乡二分法,将促进乡村研究和理论进步(Haer, 1952)。

   三、城乡融合阶段的特征:经验证据

   (一)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的一个阶段

   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常被概括为城市化过程。按照诺瑟姆曲线描述的城市化进程,城乡转型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25%,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化率从25%增长到50%~70%,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社会经济活动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率超过70%,并在达到80%左右时趋于稳定(陈明星等, 2011)。在城市化成熟阶段,西方国家出现了郊区化、逆城市化和远郊化的现象,即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郊区、远郊、小城镇和乡村迁移的现象。郊区化、逆城市化和远郊化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城乡融合的阶段,本质上是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表现出与快速城市化阶段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城乡融合。

   首先,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单向集聚于城市转变为城乡双向扩散。在郊区化阶段,人口、企业和工作场所不断从更密集的地方向更不密集的地方移动,从中心向偏远的地方移动。郊区化不仅包括人口从城市中心向郊区或远郊乡村迁移,也伴随着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郊区乡村的扩散,即人口和经济的双重外溢。郊区化之后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和经济活动向更偏远的小城市和远郊的扩散,远郊化不是郊区扩张的延续,而是非大都市(乡村地区)的增长。逆城市化和远郊化的出现,再次证明了城乡转型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再城市化的现象,但没有证据证明郊区在人口增长方面会输给中心城市,却有证据证明部分国家在城市中心人口复苏的同时,郊区的人口并未减少,郊区的人口增长仍然高于城市(Rerat, 2012)。所谓的“再城市化”现象并没有成为发达经济体城市体系的显著特征,关于这一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心城市复兴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西方城市形式的根本变化,还未有定论(Champion, 2001)。

   其次,城市之外的郊区、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在郊区化、逆城市化和远郊化阶段,随着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互动,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小城镇和乡村获得了发展。二战以后,欧洲国家的农村地区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发展转变:二战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主要区别;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欧洲部分“农业乡村”被“工业乡村”所取代,农业产业化是当时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新世纪以后,技术进步减少了农村地区的传统弊病,出现农业部门以外的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新倾向,农村地区出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农业和工业让位于服务业、社会设施和自然设施的融合、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融合、本地市场和全球市场的融合(Sotte et al, 2012)。乡村不仅是食物的重要生产地,同时也是提供公共品的重要场所。美国许多农村地区如海洋和山区度假区、退休社区、文化或历史遗址、国家公园和休闲区等已经成为消费的场所,农村商品和服务主要面向与城市和大城市有密切联系的人群,而且消费比例非常之高。以便利设施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吸引了移民,这些移民提高了人力资本,为振兴当地社区组织和公民文化提供了助力(Brown & Glasgow, 2008)。

   再次,郊区、小城镇和远郊乡村发展的结果是城乡边界模糊,实现从城乡分割的社会向城乡连续体的转变。OECD指出,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实际扩张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城市边界内,能够延伸到城市周围更广阔的区域,形成保留农村特点的“城市边缘区”(Iaquinta & Drescher, 2000)。在“城市边缘区”或“郊区”,交通系统的变革使越来越多的人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却仍然与城市保持密切联系,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扩散到郊区,城市与乡村的边界变得难以区分。郊区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不再是传统的农村,它履行了打破城市中心和农村腹地对立关系的重要功能。正如城市和郊区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一样,郊区和远处的农村也很难划清界限,城市、郊区与乡村逐渐融为一体(Rajagopalan, 1961)。这种“郊区化”超越了区分城市与农村或大都市与非大都市地区的传统地理分类方案,郊区是一种“混合空间,其中农村和城市的价值、文化和景观已经融合”(Woods, 2009)。

   最后,城乡居民的观念和认知差异逐渐缩小。涉及政府经济活动、劳工事务、国家关系、各种公共问题以及个人信仰和满意度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口的回答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回答是重叠的(Beers, 1953)。在政治观念上,城乡连续体上各定居点的居民也表现出连续性,虽有城乡差异,但这种政治观念的城乡差异的“临界点”实际上发生在小型都市圈的郊区,那里的居民在保守意识形态和对政党的立场上与农村居民非常相似(Scala & Johnson, 2017)。在环境问题上,与所有农村受访者相比,城市受访者并不总是表现出对环境的最大关注;城乡居民对环境问题态度的差异并不是由城乡居住地的差异导致的,更多的是由土地所有权和农业职业决定的(Williams & Moore, 1991)。

   (二)城乡融合阶段的主要特征

   1.人口融合。城乡融合阶段的人口流动趋势与城乡二分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城市中心不再是人口迁移唯一的目的地,广阔的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是人口迁移的新方向,居住在郊区,通勤在城市中心是大都市生活的常态。一方面是郊区人口的持续性增长。1930年以后,美国大都市中心城区长期属于人口净迁出区,郊区长期属于人口净迁入地区。2019—2020年,都市核心区净流失了250万人,但郊区却净流入259.5万人。在英国,1965年城市集中水平为33%,1990年下降至26%。另一方面是大量人口迁移到乡村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乡村也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2019—2020年,95.6万人迁入都市区,86.1万人迁入乡村地区。近年来,迁入英国乡村地区的人口也不断增加,2011年44100人迁入主要乡村地区,2019年96700人迁入英国主要乡村地区。结果是,美国和英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分布在郊区和乡村地区,尤其是美国。2010年,仅有29.30%人口分布在中心城市,郊区人口占比过半,达到54.10%,乡村人口也有16.60%。2019年,73.56%的英国人居住在主要城市地区,22.60%的人居住在郊区和小城镇,3.84%的人居住在乡村地区。

郊区和乡村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优美的自然环境、广阔的开放土地和相对低廉的房价对人口的吸引力,便利的交通打破了郊区与城市中心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服务的空间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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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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