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涉及商品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与转移国较好的政治关系也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战后德国和日本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承接日本等的产业转移等，都与良好的政治关系密不可分。日本和联邦德国是美国战后重点扶持以抗衡苏联等东方阵营的对象，经济援助、直接投资和销售市场等有利条件是两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外因。而日本等向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与冷战环境下美日与“四小龙”政治上的密切关系相关。相对而言，冷战时期的中国和朝鲜等虽处于日本周边，也具备劳动力成本和市场等比较优势，但因为不开放和政治上对立，未能成为当时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国。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得以成为第四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与美日及亚洲“四小龙”关系的改善，大多数商品及资本得以正常流动。

　　 韩国经济起飞与韩日关系正常化关系密切。韩国工业化主要追随着日本模式,电视、冰箱、半导体、播放器、造船、汽车和机械等产业，只要紧跟着日本就“万事大吉”。但资金问题是制约韩国经济起飞的重要障碍，1965年韩国经济形势严峻,几乎到了“求借无门”的地步，8亿美元日本赔偿援助是当时惟一能拿到手的、解救韩国经济的“活命钱”。韩日在1965年6月20日签订“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和另外四个协定后，日本在10年内向韩国赔偿3亿美元(货物、劳务)、贷款2亿美元，还有3亿美元赊销贷款。1965～1979年，韩国从日本贷款总数为24．86亿美元，1966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由于60年代两国关系的改善，“从1965年到1981年，韩国从日本获贷款245．194亿美元”，比“马歇尔计划”还多110亿美元。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及投资等也对中国工业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1979～2008年，日本政府累计向我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3316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51亿元）。截至2016年底，中国实际利用日元贷款30499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截至2011年底，累计接受日本无偿援助1423亿日元，用于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的148个项目的建设。据经合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底日本的对华无偿援助额相当于1993-2005年期间欧盟国家对华无偿援助额的两倍多。

　　 加快融入大中国经济圈是近年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经济出现较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越发频繁，直接投资将与日俱增。周边国家也主动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和金融合作，如建立区域货币互换机制、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及共同抵御潜在金融风险等。随着区域合作正越发紧密，亚洲各国正变成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大中国经济圈。2018年6月德勤最新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及贸易持续深化，东南亚成为中企海外并购合同总额最高的地区。在2009～2018年，“一带一路”最具吸引力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前十名中，就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等6个东南亚及南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