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耕:中国哲学是出于道德体验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0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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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万耕  
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他以神为阴阳二气变化的动因,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源;化为二气变化的形式和过程,乃神的表现。但神作为动因,具有不测之妙;化作为形式和过程,又有其规律性和必然之理。不测之神即存在于此变化的形迹及其条理之中,二者不可分离。

   从哲学史上看,王夫之的神化学说,提出和辩论了两个理论问题。其一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其二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这些辩论,也主要是通过对《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神无方而易无体”等命题的重新阐发而实现的。

   神作为阴阳二气和事物变化的动因,为什么具有不测的的性质呢?王夫之从三个方面做了说明:第一,阴阳二气生化万物出于无心。他认为,阴阳二气屈伸聚散出于无心,其后果非人的智力所能预测;其交相配合而成象成形成物成人,也是无心而为,“听其适然之遇”(注:《周易内传·既济》。),完全出于偶然的恰合,不是出于计算、谋划,其结果也难以预料,所以说不测。第二,阴阳变易有其固有的规律,而人不能随意推测。他说,《周易》具备阳健阴顺絪缊合一之道,事物的本末精粗及其变化的法则皆在其中;学者与占筮之人与其接触,阴阳之理即显现于象数之中,“非待筹量调剂以曲赴乎事物”(注:《周易内传·系辞》。),既非人的智巧所能预测,亦不待人有意的安排,此即神妙万物而不测。又说,天以无私之德化育万物,故虚而善应,如果故意追求,反而得不到,所以说神妙不测。这实际上是强调,阴阳变易有其本然的过程和规律,不以人的私心、巧智为转移,“不能强无心者以听我”(注:《周易外传·系辞下》。),因此,人不能私意窥测,任意曲解阴阳变易之定理,使其适合人的主观意愿。第三,阴阳变易没有固定的形式。他认为,阴阳变易虽有固有的规律,但没有一成不变的格式,阴阳往来屈伸,絪缊融合,总是变动不居,不限于一种形式,所以其变易总是神妙不测,不主故常。王氏此论,虽然还没有揭示出偶然性背后仍然存在着必然性,但他一反过去讲事物的变化,大都追求必然,很少论述偶然的偏向,企图将偶然与必然统一起来,肯定了偶然性在变易中的地位;同时又肯定事物的变易有必然即规律性;认为二者的关系是,由偶然产生的东西,则按必然的法则而运动变化。这是王夫之对阴阳变易学说的一大贡献。

   王夫之还通过对《易传》中“神无方而易无体”的解释,阐发其阴阳不测说。他认为阴阳二气和事物的变易,因时间、地点、条件而不同,而且其变易的过程又无止境,所以说其变化没有固定的格式或程序。就人对事物变易的观察说,称其为“不测”;就阴阳二气和事物自身说,称其为“无方体”。无方即无固定的方向,而以一切方向为其方向。无体谓屈伸往来之变化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而以一切变化的形式为其体制。在王夫之看来,卦爻象的变化如此,阴阳二气和天地万物的变易也是如此。依据此种神易无方体说,他又在注解《系辞》文“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句时,提出了定中有不定的观点:“有定在谓之居。变动不居,其变动无定在也。阴阳之气絪缊而化醇,虽有大成之序,而实无序。以天化言之,寒暑之变有定矣,由寒之暑,由暑之寒,风雨阴晴,递变其间,非日日渐寒,日日渐暑,刻期不失也。以人物言之,少老之变有定矣,而修短无期,衰旺无恒,其间血气之消长,非旺中无偶衰,衰之后不再旺,渐旺渐衰,以趋于消灭,可刻期而数也。”(注:《周易内传·系辞下》。)

   这些论述,从气化的过程,气候变化以及人物的盛衰,说明阴阳之变易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并且明确指出,事物的变易存在着偶然性,不可能“刻期而数”,“刻期不失”。总之,阴阳之变易,从天道到人事,一方面存在着必然的进程,如从寒到暑,从少到老,有一定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和突然的变易,有其不稳定的一面。此即“虽有大成之序,而实无序”。也就是说,事物在变化过程中,一方面是不定中有定,即“有定在”;另一方面又是定中有不定,此即“其变动无定在”。因此,王夫之极力反对图书学派将一隅之理视为世界变化的普遍法则,“守其一隅,准诸一切”(注:《周易外传·系辞上》。),反对以某种特定的公式解释世界的变易过程。这又在承认事物变易的确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非确定性的原则,认为人类所认识到的原则、规律和模式,不可能概括和穷尽世界变化的全过程,特别是对世界未来的变化,不可能做出确切不移的结论。这也是对哲学史上阴阳变易学说的重大发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阴阳变易学说发展的逻辑进程。

   综上所述,宋明道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形态,从周敦颐、程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思维形式说,是通过其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来源于易学哲学中的问题。那种把宋明道学视为“人学”或“仁学”, 进而将中国哲学的特点简单地归结为伦理型的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出于古人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体验,是由于忽视易学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见解。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传统,不是出于道德生活的要求,更不能将其归之于内心体验式的直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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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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