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岭: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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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岭  
还成为社会稳定问题复杂难解的症结所在。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就全球来看,以经济、科技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比拼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能否快速提升综合国力也成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关键,“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先进科技,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都谈不上”。

   其二,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坚定而灵活地维护国家安全,为发展营造良好条件。一方面,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的底线,如在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时,邓小平表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必须由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另一方面,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强调为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维权手段可更加灵活。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打破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传统,奉行不结盟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与所有国家的务实合作;秉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原则,专注于自身发展,不让中国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在解决争端与冲突时优先选择和平、互利共赢的方式,必要时可以创新方式方法,在坚定原则的基础上将矛盾和分歧搁置起来。例如,在处理南海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重要思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为海峡两岸在和平发展基础上实现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谋求共同安全。冷战结束后,面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创造性地选择了“同世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共同发展拓展共同利益,推动共同安全的实现,走出了一条无先例可循的和平发展道路。提倡各国“安全上应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倡导“只有实现全球协调、平衡、普遍发展,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等,超越了“对方安全就意味着自身不安全”的零和思维,主张“安全必须是各国普遍的安全”;超越了“只维护本国安全而不顾他国安全关切”的单边 做法,主张“在共同安全中实现各国的国家安全”;超越了类似“公用地的悲剧”的全球治理难题,主张“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应对”。

   其四,与时俱进看待发展中产生的国家安全新问题,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的挑战。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党中央密切关注发展中产生的新安全问题,尝试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去解决这些问题,及时填补安全漏洞。如中国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加速发展,但相关的安全保障措施没跟上,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党中央及时提出“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大力推进网络文化建设,抢占这个“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和思想政治斗争阵地”,并对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等新手段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严加防范。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不断演进,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国际反恐、金融危机等大背景下,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冲突风险”以及“信息安全、金融安全,以及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安全”更加重视。随着中国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空间、新边疆”的不断拓展,中国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安全的“新边界”也在随之延展,维护新兴领域安全的意识不断增强。随着国家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文化软实力安全、经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也逐渐被纳入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范畴中,党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已经逐渐上升到同传统安全一样的水平。

   三、“强起来”阶段:塑造总体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强起来”阶段。 “强起来”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在追求获得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在追求更高的安全感,人民的新需求正成为新阶段国家安全工作变革的重要动力。“强起来”阶段,随着中国已经从世界经济的依赖者转变为主要贡献者,从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弱势者转变为强势者,从国际体系的被动 适应者转变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推动者,新时代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不仅需要维护战略机遇,也需要善于从各种危机和挑战中“转化”出对中国有利的战略机遇;我们不仅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要统筹好安全、发展两件大事,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中国复兴提供有力保障。

   这一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国家安全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中国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脆弱性尽显,海外人员和资产“单兵突进”导致安全风险激增,外部资本控制国内企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关键设备、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核心技术、专利受制于人;军民融合存在诸多壁垒,经济实力转化为综合实力任重道远;粮种、大豆、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缺口巨大;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严重;长期稳定造成的“和平积习”使党内不少干部精神懈怠、风险意识淡漠,对西方“颜色革命”的威胁、意识形态渗透的威胁认识不足,对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的背景下,“三股势力”在我国异常活跃,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过去被搁置的东海、南海、台海问题及中印边界争议问题全面凸显、交织共振,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再次面临系统性挑战。这一阶段,中国不断迈向社会主义强国,强国的内涵已越来越丰富具体。空间上,已经从“陆地”扩展到海洋、太空、网络等;领域上,已经从工业、农业扩展到科技、金融、制造业、交通、体育、健康、生态等,强国的目标更加精准,覆盖的领域也更广泛。中国的国际战略布局也越来越具有大周边、大外交的色彩,对相应的国家安全保障的需求也更加迫切。这一阶段,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敢于维护国家利益,反对世界强权,从未在外来压力下弯过腰、低过头,现在中国发展强大了,更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必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维权、敢于斗争的战略胆魄与决心意志,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这一阶段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以往的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经验已难以适应和满足“强起来”时代的国家安全需求与发展。需要我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科技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需要我们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应对国家安全环境新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文化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世界大国通行做法的借鉴,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工作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强起来阶段中国最鲜明的理论标识。

   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其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集中体现于“总体”二字。一方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系统性思维方法。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客观、发展、全面、系统、普遍地认识事物、把握规律,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把中国的国家安全放在国际安全的大形势中去思考,放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去思考,把国家安全的各个要素、不同领域放在一个“多位一体”的有机整体中去思考,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通过科学统筹的方式加以治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从发展视角看问题,追求国家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强调对人民安全需求的持续回应和长期关注。因此,在明确内涵的基础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预留空间,随着安全形势的不断发展动态调整,把涌现出的新型安全问题如生物安全、人工智能等源源不断地纳入其中,但一定时期内的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又是明确的,避免了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各类国家安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看到安全风险的滚雪球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等,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整体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一个木桶能够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木板”,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综合提升各重点领域的安全水平,切实补短板、强弱项,通过要素提升系统整体的安全水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更要从矛盾相互转化的视角去把握,既要看到风险,又要看到机遇,同时寻找化危为机的办法;既从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又要从好处着想,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寻求把坏处变好处的途径;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另一方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制度架构。对于由大向强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威胁的多样性已远远超过单一部门的能力范围,各种突发风险状况需要快速决策,各种急难险重的安全任务需要多部门配合,需要突破横向、纵向的分工界限,群策群力,共同应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大创举。国家安全事务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战略性,理应归由党中央统一谋划、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的作用,充分发挥党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在顶层,党中央纵览全局、战略统筹、高效决策,建立起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安全立法,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根据新情况及时填补空白,不留死角;在中层,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之下,通过全面依法办事、全面落实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把中央的部署落到实处;在基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群众路线的优势,把“人人安全,国家有责”和“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有机结合起来,发动全民参与,着力打造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国家安全共同体。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党带领全国人民下先手棋、打主动仗,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赢得了更好的安全环境,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国家安全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形成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比较优势,为新时代的发展塑造了更好的战略机遇,为在百年变局下更有力地捍卫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安全上,在全球反精英、反建制、反主流思潮兴起之际,中国率先通过反腐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加强。经济安全上,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率先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也得到全面加强,特别是通过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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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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