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新形势下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2-05-21 21: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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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梅  
防止技术外溢。2017年10月,经产省出台了《安全保障贸易关联敏感技术管理指南(第三版)》,对访日研究人员、留学生加强管理。譬如,在日半年以上的留学生、外籍教员,如果事先知道将在国外提供被列为限制对象的技术、将技术资料带到国外(包括休假期间临时回国)、通过技能培训等获取的属于限制对象的技术,均须获得日本许可。342020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大学等机构申请国家研究资金实行严格管理,要求申请者向政府报备外国资助情况。35同时,日本也在考虑设立有关防止高科技信息泄露制度,在重要敏感技术领域引入秘密研究、秘密特许制度等。

   4.产业政策强调“战略自主性”和“不可或缺性”

   战略物资以及能源(包括电力)、通信、交通、粮食、医疗、金融、物流等“战略性基础产业”36的安全性和国际竞争力,关涉国家能否生存与独立、社会经济能否持续稳定运行。因此,日本政府一再强调,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减少对他国依赖,增强本国优势和“自主性”,调动和发挥民间企业的活力,将日本打造成为全球产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紧急物资、稀有金属、能源等方面,日本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外供给。以稀土为例,中国是世界最大稀土产地,长期以来日本稀土进口的对华依存度较高。2006年中国实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对稀土等稀有金属的保护。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日本开始有意减少对华稀土依赖。2009 年7月,日本经产省出台“稀有金属保障战略”,提出促进海底稀土等资源开采、海外资源开发、回收利用、替代材料开发和储备等措施。37为确保能源资源的稳定供给,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日本积极推动海洋资源开发,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建设高效火力发电、核电体系,完善电力设施风险应对机制,并加强与资源国的关系,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减碳脱碳等,促进能源资源供给多元化。日本还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及安全保障体制,以确保海上物资运输的顺畅。

   供应链正常运行是产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双方采取的追加关税措施波及日本企业。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贸易约占其对外贸易的1/5,汽车相关产品、防护用品等自中国进口的占比更高,如日本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中有超过1/3来自中国,进口的口罩中有3/4以上来自中国。38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物流不畅、供应链紊乱,日本国内一度出现防护用品供给不足、一些车企减产甚至停产现象。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疫情,使日本深刻感受到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于是,在医药品等紧急物资、战略物资供给及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构筑上,日本开始朝着缩短“链条”、力争掌控核心环节、努力提升本国“自主性”和可控能力的方向发展。

   5.与美国等“志同道合国”加强协作

   当代国际规则大多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和制定。日本将欧美等国家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国”。2020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讨论通过《经济与财政运营改革基本方针》,提出促进供应链多元化,与“志同道合国”加强合作,推动形成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轴,新形势下这一政策着力点没有改变。安倍二度执政时期,日本在导弹防御、弹道导弹拦截、F-35战斗机等项目上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在经济上与美国签署了日美贸易协定等。2019年底,日美等42个《瓦森纳协定》成员国达成一致,将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半导体基板制造和用于网络攻击的军事软件技术等纳为出口管制对象。2021年4月,时任首相菅义伟访美期间,日美首脑就关键技术、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等达成协议,宣布将共同投资45亿美元加强数字领域合作。

   不仅如此,日本与美国还积极推动日美印澳四国战略互动,试图利用这一平台围堵和打压中国。2021年3月,在由日美印澳四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次举行的线上领导人峰会上,菅义伟点名批评中国,对新出台的《中国海警法》以及涉港、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表达了关切,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涉及的海洋安全保障、自由航行、人权、法治等内容实际上也指向了中国。2021年9月,在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首次线下领导人峰会上,日本与美印澳三国在网络安全、5G应用、空间技术、合成生物学、基因组测序和生物制造等高科技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呈现共同加速发展高新技术、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势。日美印澳合作机制的强化态势,不仅导致四国与中国的关系紧张,也不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三、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的影响

   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谋求科技优势,维持产业竞争力,增强经济自主性,并通过与欧美等国家加强合作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国际秩序重塑,以提升自身的存在感。这些趋向会给日本带来一些影响,也会波及相关国家以及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

   其一,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加快推进国家战略。

   保障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确保国家利益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衡量基准。根据日本官方文件39,日本的国家利益不仅包含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继承文化和传统,确保国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以及维护和捍卫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等内容,也强调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实现国家存在感、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是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基础。日本在关键技术、供应链、对外经贸方面积极增强自主性和主动性,与欧美国家加强合作,旨在确保本国资源的有效供给、整体经济福利不受损害、维护经济体系独立稳定运行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而实现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

   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安倍晋三二度执政后,公开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方针。日本正在为摆脱“战后体制”及其影响采取更为主动的外交政策及对外战略,谋求国家独立性。修改“和平宪法”是新时期日本重要的战略目标,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就已加快推动扩军修宪。在中美博弈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提速,日本也加快推进国家战略调整。岸田文雄首相一上任就将强化经济安全保障作为政府要务之一,并试图增加国防支出,推动修宪进程,寻求在国际新秩序塑造中获取战略主动性。

   其二,增强日本经济韧性,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军民技术融合加深、国家战略调整提速、供应链风险凸显的背景下,日本通过资源配置功能调整国家安全保障对策,尤其注重从经济方面寻求战略性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以减少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鉴于科技竞争力是经济、政治、军事安全领域竞争的关键,也是引发国际摩擦的重要因素,日本积极促进高新技术研发的同时,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以防止敏感技术外溢,其目的在于保持日本在全球的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力。

   对于那些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源、供应链等要害环节,日本官方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一要储备,二要构筑与同盟国之间的供应链。尽量减少日本与非同盟国之间的供应链依存,如果必须与这些国家组建供应链的话,尽可能开发相关替代品”。40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增强经济自主性、稳定性的政策思维,并且已在付诸实践。近十年来,在政府政策的导向下,日本积极寻求稀土的替代供给,对中国的稀土进口依存度逐渐下降,目前已不到60%,今后这一趋势将会持续。

   其三,参与和引领规则重塑,提升地区及国际存在感。

   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可扩大国家利益空间,推动全球竞争版图朝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转变。这比单纯的经济贸易增长更加重要,也是衡量强国地位的一个主要标志。历史上每一次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都会引发有关国际规则的激烈竞争。在百年变局下,日本对外战略“在倡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危机管理体制、与‘志同道合国’加强协作,促进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以此作为两个轮子,引领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41可见,日本通过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试图在国际规则及秩序重构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正如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长兼原信克所言,“日本对世界运转积极发声的时刻已经到来,应引领亚洲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构建”42。2020年6月,日本自民党成立“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旨在推动形成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保障国家安全。

   推进FTA/EPA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全球治理,是日本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形成的重要表现。截至2021年3月,日本已生效和签署的FTA/EPA共21个,覆盖其对外贸易的80.4%。43由于数字、绿色低碳领域日益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增长的抓手,也是大国争夺经贸规则主导权的焦点,2018年以来日本签署的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均涉及数字化内容。随着主要国家设定“碳中和”目标,世界经济出现低碳化、脱碳化发展趋势,在该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日本自然希望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有所作为。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就曾指出,“无论是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科学技术,还是关于能源的技术,甚至整体制造业的技术,日本在世界上均处于相当高水准。通过灵活运用这些科技能力在国际上有所表现,对于今后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44

   其四,降低对华经贸依存度,制衡并削弱中国影响力。

   继特朗普之后,拜登政府对华继续实施打压和遏制政策。2021年3月,美国公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针(暂定版)》,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够通过经济、外交、军事、技术力量来持续挑战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的竞争对手”。45作为美国盟友,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追随美国的一面。村山裕三认为,拜登政权的诞生对日本来说是机遇,日本应将具有“战略不可或缺性”的技术积极应用于国防领域,与美国等盟国及伙伴国之间构筑国防产业供应链,尽快引进前沿技术,建立一个可以抗衡中国的系统。46在科技方面,日本出现对华设防、牵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倾向。多摩大学规则制定战略研究所所长国分俊史主张,中国以低价收购拥有高科技的日本企业,有损日本的安全环境,有必要使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日本重要企业掌握专业知识,以防御外资收购和本国技术外流。472018年12月,日本政府对自卫队、中央省厅使用的有关信息通信设备采购指导方针进行了汇总,将华为、中兴等中国产通信设备排除在外。

   在供应链重构方面,日本与东盟于2020年7月达成“经济复苏行动计划”,2021年4月与澳大利亚、印度宣布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SCRI),均涉及地区供应链问题。在2021年9月召开的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很多议题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如启动半导体供应链计划、确保半导体及其重要部件的供应链安全、联手打造稀土供应链等,虽未明确针对中国,但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很可能会弱化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地位并延缓发展进程。在网络建设、数字经济转型等方面,日本还积极援助东南亚等国家,以防止中国将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与产业竞争优势相结合、对外输出“中国标准”和“中国模式”,从而削弱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区别于美国的一面。日本著名外交政策专家船桥洋一认为,要促使中美竞争而不是对抗,现在日本与中国相处的最佳方式是将之作为“普通的友人”。48日本经济同友会则指出,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基础之一的“印太战略”中,日本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是美国推进该战略的重要“棋子”,也可看作是日本减弱对美依存关系的砝码。在高度自由化、高质量的CPTPP中,日本作为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成员国,可将之作为一张对华有效的外交牌。49可见,在对美关系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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