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史学如何可能?——关于后现代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5-15 2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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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鹄  

   想到她理解他,他很高兴,……正如凭直觉他觉得玛丽安娜是同志,他同样凭直觉觉得科洛米捷夫是敌人!科洛米捷夫也这么觉得。

   小说的真正魅力,不是编造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离奇故事,而是以故事的方式揭示人类生活最本质的真相。素不相识的两个人都可能一见如故,心心相通。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存在完全科学、绝对客观、绝对可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没法相互理解。

   探索已经消逝但留下了种种痕迹的历史真相,和判断未来会发生什么,哪个更难?生前穷困潦倒的司汤达,预言他将在1880年被人理解。预言实现了。瞎猫碰上死耗子?当然不是。他有坚实的科学证据吗?当然没有。

   曹操曾有个生死之交叫张邈,当时是陈留(今河南开封)太守。曹操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时候,父亲曹嵩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将杀害。尽管没有胜算,曹操仍一心复仇,决意讨伐陶谦,临走前跟家里人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了,去投奔张邈。”曹操平安回来后,见到张邈,两人都留下了眼泪。谁能想到,没过多久,曹操第二次讨伐陶谦,张邈却背叛他,投降了吕布!曹操丢失老巢,万分危急,经过九死一生的血战,才击败了吕布和张邈。

   可别说,居然有个年轻人,预料到了这一幕。那就是陈留人高柔。陈留燃起战火前,他劝说同乡和他一起避难,但大家都觉得曹操和张邈关系这么铁,对年轻的高柔不以为然。最后高柔只带了自己的家人去河北避难了。

   司汤达、高柔对未来的准确预见,不被当时人接受,这和再高明的历史学家也没法用科学方法证明历史真相,本质上是一回事。而另一方面,尽管预言未来远比探索历史真相要难得多,但成功的预言却有机会得到承认。

   在一封给范仲淹的信中,曾巩提到:

   “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阁下独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阁下独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

   特立独行的范仲淹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和民众,和君子恰恰相反。事情过去后,文正公的预言被证实,大家才认识到他的高明。而高明的历史学家却永远等不到“及其既也”这一谜底揭晓的时刻!

   对于史学方法,陈寅恪有过这样的评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历史研究,从本质上说,跟科学是两回事,本该井水不犯河水。

   美国学者莫森在一部解读托尔斯泰的专著中指出:

   抽象理性倡导从公理出发的演绎或抽象法则的发现,这样我们就无需诉诸经验。一旦掌握了那些法则并进行应用,就没有任何“剩下的”(鹄按:指需要思考或去做的事)。在《战争与和平》中,智慧的库图佐夫将军却坚持相反做法。通过库图佐夫,安德烈公爵逐渐认识到,不仅战争,而且在所有其它人类活动中,无法规范化的良好的判断力,比理论知识更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安德烈公爵的故事看做从理论到经验、从仅仅理性到智慧的历程。

   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掌握了正确理论,就成了能(鹄按:在复杂的具体生活情境中)做出(鹄按:正确的)道德决定的智者。相反,他或她(鹄按:智者)在体察的前提下反思过无数案例。这一过程永远没有终点,也不像欧几里得几何学,并不能保证正确答案。托尔斯泰相信寻求确定性是虚妄的,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欧几里得式的逻辑推演并不适用于所有知识,因为在像伦理学、医学或航海这样的领域中,某一个案例中的正确选择对另一个案例来说可能是错误的。任何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人都可能注意到,他频繁地使用“总的来说,大体上”这样的表述。正如他指出的,这样的表述在几何学或柏拉图认为是真正哲学的思维模式中没有位置。

   任何一个说出总的来说,大体上一个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的和这样的话的人,不仅犯了错误,而且表明他并不懂什么是数学。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任何一个在伦理学中寻求数学般的确定性的人,恰恰误解了伦理选择的本质。

   后现代的错误,就是把本来井水不犯河水的东西,混为一谈,非拿数学的标准来要求对人的理解。

   下面请允许我越俎代庖,介绍费孝通先生晚年对社会学的理解:

   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现成的制度、法律、规章等方面,而是在于“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不言而喻”的默契是人与人组成的群体和社会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有待突破的重要部分。这种“心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行动主体是“我”、是“讲不清楚的我”,而不是一些物体和动物。在费先生看来,社会关系的“两端”——都是“我”,都是主体的、第一人称的,而不能将这些行动主体看作是和研究者这个“我”不一样的“我”。由此看来,社会学研究者所面对的不是作为对象的、宾格指称的“我”,而是同样具有主体性的“我”,即一个主体研究另一个主体或众多的主体。所以社会学研究“精神世界”或者“心态”的方法,是不应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客体:

   即使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其描述的口吻,也就像一种“设身处地”地类似于“主体”的角度在说话(有点像电影中的“主观镜头”),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这个“心”中,就有这种感觉,这首诗透出的杜甫的心情,好像和几百年前的孔明获得了一种跨时代的“通感”,仿佛在直接感受孔明那种“良苦用心”。在这种陈述的习惯中,“将心比心”的说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心”这个概念造成的这种微妙的感受,既有中文构词和语法的原因(没有明确的主格宾格),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在方法论方面的一种特点,这是我们今天在一般的科学实证方法论之外,可以注意研究的一些新的领域。

   “心”的“主观性”特征决定了,要认识另外的“主体”,不能单靠“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要用‘心’和‘神’去领会”。“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须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地去体会”。用心、神去领会的,是人心中所蕴含的由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文化所赋予的那种可以“心心相通”的“灵”和“慧”,也就是所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正是借助于这个部分,我们处于各个时代的人,都有条件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贯穿时空、潜行心底的气蕴,赋予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人以精神气质,也构成了群体得以凝聚、文化得以绵延的基础。

   四、后现代的陷阱

   值得深思,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以科学为准绳,否认我们可以触及历史真相,但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家探讨具体案例,论证以往的历史书写如何扭曲历史时,依赖的还是被他们自己判定为不可信的“主观”理解。

   对于精彩的历史书写个案研究,笔者非常尊重,也尝试去模仿。不过,历史书写不能绝对化,不能走向普适论断,否则会落入后现代的陷阱。

   后现代的目标是批判与自由,是将人类从种种偏见、种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这是个非常伟大、值得充分肯定的目标。吊诡的是,后现代一方面倡导自由,另一方面则否认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后现代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说,人无法摆脱偏见,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

   如果历史真相不可触及,我们所能触及的永远是假象,揭示某一假象无非意味着投入另一种假象的怀抱,所谓批判,所谓自由,有何意义?后现代倡导的自由,背后始终盘踞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可怕幽灵。

   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觉》一书中做出这样的论断:“后现代主义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历史,因为在这样的理论下,历史就成了无休无止重复的同样错误。”

   而在否认历史真相可以触及的同时,后现代史学家往往又认为,自己对历史上书写者的书写,构成了历史真相。这如何可能?更进一步说,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书写者的主观建构这样的论断,毕竟还是一个由人提出的论断,这一论断本身如何能冲破主观建构这一所谓的天罗地网,成为无可置疑的客观真理?

   后现代是把首先会给自己带来致命伤害的双刃剑。如果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书写者的主观建构,研究者首先应当反省的,是我们自己研究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从判断他人和历史是否被误解了。

   两千多年前,在今天安徽凤阳的一座桥上,庄子已经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那天庄子和朋友惠施到郊外游玩,看着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的鱼儿,站在桥上的庄子感慨说,这些鱼真快乐啊!

   能和庄子交朋友,自然不是等闲之辈,惠施随口就抬了一个水平极高的千古名杠:“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把“子”换成“史学家”,“鱼”换成“历史中的人”,不就是后现代史学的基本主张吗?

   庄子回答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把“子”换作“后现代主义者”,把庄子看成坚持认为可以触及历史真相的史学家,这恰好是对后现代的反驳。既然后现代史家可以断言关于其他历史研究者的真相,其他历史研究者为什么不能谈论历史真相?

   惠施没有让步,继续进逼:“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后现代说,顽固的同行,我不是你,确实没办法触及关于你的真相,但你的确不是历史中的人,你不可能触及历史真相,完全可以肯定。

   庄子最后一剑封喉:“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段话的含义,历来争议颇大,只有西晋郭象理解的庄子才和一个旷古罕见的哲学天才相匹配:

   寻惠子之本言,云非鱼则无缘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鱼乐”者,是知我之非鱼也。苟知我之非鱼,则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鱼然后知鱼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复问我,我正知之濠上耳,岂待入水哉!

   后现代认为,历史学家不是历史中人,不可能触及历史真相。但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那些坚持认为可以触及历史真相的史学家,却能认识到,这些史学家不是历史中人。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者能够触及关于他人的真相。这就证明,史学家不需要是历史中人,才能触及历史真相。

   如果人和人之间,你和我之间真有一道截然的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和历史之间是否存在一道截然的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如果你能够确定,我跟历史之间有一道截然的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也就是说,你能跨越你我之间的鸿沟,触及关于我的真相,那我跨越我和历史之间的鸿沟,触及历史真相,就是可能的。

   如果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人永远不可能确定这一点。如果任何人,哪怕再严格的理性反思,也无法消除自己心中深埋的偏见,那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真相。

   如果后现代理论真的成立,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选择:对于无法言说的,保持沉默。

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有这样的美好信念:砸碎真理的确定性,意味着人类的真正解放,自由、平等的真正实现。既然无所谓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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