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生产方式变化对法律的影响[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 次 更新时间:2022-05-12 11: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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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是自变量,而法律的变化是因变量,当生产方式未能发展变化时,强行变法,只能是削足适履,晚清《破产律》的修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末的变法中,《破产律》也跟随其它商法相继出台,《破产律》是参考日本的《破产法》修订的,它于1906年颁布,实施后受到商界的大力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该律照搬外国律令,不合中国实际;对债务人的惩罚不力,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缺乏其他相关法律的配套。颁行不久就暂缓实行,次年政府部门又奏请重新统筹编纂,其实是束之高阁。[19]除了这个典型的例子,其他法律的变革也并不好,甚至包括民国时期修订的六法全书,形式上倒是完整了,实际效果却不彰,终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以法治国始终没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法制建设与经济基础脱节的后遗症。

   中国近代变法的最大败笔是顾彼失此,在大量引进西法的同时,抛弃了中国数千年法制的精华。在中国的法制传统中,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总体表述在词义内涵和法理分析上未见得没有问题,但在实质内容上,把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视作法律对治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主要方面,则是中华法系的独出优势。这一精华在近代变法中被埋没、被唾弃,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最大损失。我们从生产方式尤其是商品交换方式的变化中来说明人性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的表现,我们也认同商品生产方式越发展,人性越向物质利益(权利)方面倾斜,但是人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道德伦理关系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法律不能在维护人们物质利益的时候,忘记对道德伦理的维护,法律更不能在处理人们物质利益恶的对立的时候,对道德伦理中恶的对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中国近代的变法是在外力的干预下促成的,它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结果,因而它不可能成功,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科学论断。加之它对中华法系原有优势的抛弃,致使中国的法制建设顾彼失此、数典忘祖,留下深深的遗憾。这同样是我们要谨记的。

  

三 新中国建立后的影响


   从古到今,中国几次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密切相连的,这勿庸赘言,有趣的是,这种变革和变化则呈现出迥然有别的历史进程,这让中国的法制变革显得多姿多彩,不仅表现出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连贯性,而且对整个法制史都教益良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变化,是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催生下积极主动地完成的,充满活力,成就了大一统的国家,使之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近代中国的制度变化,虽然也由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引致,则是外力的强制性灌输,在特定的历史制衡下不失积极,却是被动的,历经磨难,未成正果;新中国的建立,意欲引进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始终积极主动,却跌宕起伏,试图把旧制度连根拔起,在毫无新制度根基的古老国度重新建立一个新制度,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新中国建立后,在积极构筑新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在着手法制建设,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是要完全抛弃的,而所能参照的主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法律。一九五四年的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根据1936年的苏联宪法而制订的。1957年以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继之而来的是公开论战和决裂,中共要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法制建设上也摒弃了苏联的榜样。[20]却进入了新中国最动荡的一个时期,其中原由,且待分解。

   在中苏决裂背后,则隐藏着更深的根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一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出现,而且是在数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不可避免,出现危机,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引致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建立社会主义。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脉相承的。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尚不发达、小农经济仍普遍存在的国家首先建立,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不相吻合。列宁为此发明了一个新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发生,突破资本主义的锁链,首先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俄国的革命即是如此。此后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的出现,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被当作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而载入史册。然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发展之后,则出现了一个普遍的情况,即生产力发展迟缓,产品老化,经济效率差,消费水平提高不快,劳动者积极性下降,企业缺乏活力……因此有经济学家以“短缺经济”来概称社会主义经济。[21]无须讳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回到资本主义怀抱。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马克思早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2]以此看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尚未穷尽之时便强行进入了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返过头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是焉非焉?

   另一大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引致私有制、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当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将消亡。列宁在苏联刚建立时,就着手消灭商品货币,当时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采取了一系列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措施,结果却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经济混乱,物资紧张,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不得已,列宁转而采用“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货币关系,使经济形势得到好转。列宁称之为暂时的退却。马克思主义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在中国也有运用,当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就认为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和思想资源上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铲除一切可能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却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23]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学说是深邃的,是有其真理性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自发生长,确实会带来私有制、两极分化、阶级对抗。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只看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方面,却忽略它的肯定方面——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带来经济灾难。“文革”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换成当下的术语,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结果是中国经济一路狂奔,很快就将登顶世界了。两相对照,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威力不可谓不大,对生产力的促进是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比拟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警示,商品货币关系将助长私有制、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改革开放以来的腐败丛生,是其最直观最极端的表现,反腐因此也成了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最艰巨的历史使命。看来,如何协调商品货币关系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长期的任务。

   说了以上这些,与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有什么关系呢?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这样问。其实是大有关联。我们一直坚持唯物史观在法律上的运用,当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在资本主义的衰败中孕生,当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中建立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实是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个根的。当然,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们力图开创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否定或限制商品货币关系……[24]俨然建成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这套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像以往时代的生产方式是在旧时代的母体中孕育的(如在奴隶制中就萌生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在封建制中就萌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依据社会主义的蓝图建立的,这一生产方式能否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否有超越资本主义的物质进步,客观地讲,仍然是有疑问的。在这样的生产方式条件下,要建立适应这种生产方式的法律体系,肯定是滞后的,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建立均在建国一、二十年之后;[25]更严重的还在于,当这种生产方式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其法律建构还会产生一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恶法,如“文革”时期一些关于阶级斗争以及打击所谓投机倒把的法律法规。反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肯定、提倡、促进、发展,在法制建设上也表现出来,而且还有清晰可见的依次递进的轨迹,如在“文革”后的“八二宪法”中还在讲“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8年的修改中却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3年又将“八二宪法”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又把“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此种种,都表明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认可,而且这种认可必然会表现在法制建设中。与此同时,其他的法律也纷纷制订出来,由于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肯定不可能照搬或引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建制,反而是大幅度地向西方法系倾斜,因为西方法系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有更多合拍之处。不过我们随时要注意的是,西方法系总体上讲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生的,而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突出社会主义的特色,恐怕还需要中国的法学家们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仅仅抄写西方法系的书可以了事的。

   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全过程,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典论断;而且还突出了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们的论题而言更最重要的在于,生产方式对法律的决定性影响表露无遗。

  

  

注释:

   [1] 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用于法律分析,在西方已经自成一派,但其影响未成主流,且其分析缺少中间环节,以致遭受误解。这一情况可参见(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第五章“经济学解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我们这里不可能对这一公案详加讨论,只能按我们的理路进行论证,以另一种方式来展现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运用。

   [2] 参见朱伯康、施正康著:《中国经济史》,第三章,“中国封建经济——春秋战国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这里的农民(或农奴),公(或领主)的不确定,是因为学者对这一史实的看法不一。譬如胡寄窗先生认为是农民,而且认为井田制中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如果是这样,公田中的出产物应该归公,用作共同的生活用度。而朱伯康、施正康两先生认为是农奴,公田中的出产物应该是劳役地租的一种,属于领主。

   [4] 参见朱伯康、施正康著:《中国经济史》,第三章,“中国封建经济——春秋战国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史记·商君列传》,同样意思的话也见于《商君书·更法第一》

   [6] 《商君书·更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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