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P·理查兹:作为行政法的公共卫生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2-05-07 06: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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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P·理查兹  
Seattle),[76]涉及商业财产;卡马拉诉市法院案(Camara v. Municipal Court),[77]涉及私人住宅。在这两个案例当中,法院认为未经授权的搜查会招致不当行为甚至骚扰。[78]法院设立了领域搜查令(the area warrant),以取代未经授权的搜查(无搜查令的搜查),该搜查令不是基于特定的可能原因,而是适用于一套确定的房屋的一般卫生检查项目(program)。[79]例如,一个城市的卫生部门可能会申请一张领域搜查令,检查特定社区的所有家庭是否存在老鼠,这是老鼠检查项目的一部分,该计划力求至少每五年对所有家庭检查一次。法院还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餐馆进行突击检查,所以未经授权的搜查,可能仍然是必要的。[80]法院还认识到,对于经许可(licensed)或者经批准(permitted)的商业活动,州政府可以要求在正常营业时间内能够无搜查令进入,以此作为获得许可或批准的条件。[81]这种允许州政府将无授权检查作为获得企业许可或批准条件的例外,产生了许多受严格监管行业的案例(the closely regulated industry cases)。

  

   受严格监管行业的案例是经典的行政搜查案例,它涉及那些违反健康和安全规定但通常又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这些案件涉及药企、枪械经销商,或者汽车报废场等企业,在这些地方,检查人员查找的典型违规行为是犯罪行为。在这些案件中,救济通常依靠行政命令来补救,亦可能是民事罚款。这些案件以拒绝执行行政命令被起诉的形式送达法院。这些案例也检验了弗兰克案中对预防和惩罚的区分问题。

  

   这些案件当首推纽约诉伯格案(New York v. Burger),被告运营一家汽车报废场。[82]根据纽约法律的规定,报废场必须允许无许可证进入以进行检查。警方搜查了被告的报废场,并在取得场主默示同意后进入,以此作为取得经营汽车报废场许可证的条件。警方发现了被盗汽车的零件,并逮捕了被告场主。在伯格案中,最高法院确定了无许可证检查是否有效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首先,必须存在一项“实质的”政府利益,以告知监管计划,并依据该计划进行检查;其次,这种无许可证的检查必须是“进一步推进监管机制的必要措施”;第三,“就其适用的确定性和规律性而言,该法规的检查程序必须提供符合宪法的且足以替代搜查令的证据”。换句话说,管制法规必须履行搜查令的两个基本职能:它必须通知商业场所的所有人,搜查是根据法律进行的,且有适当确定的范围;它必须限制检查人员的自由裁量权。[83]

  

   基于这些因素,最高法院认为,对违反商业规则的行政处罚加刑事处罚,并不能将行政搜查转化为刑事搜查。但是,法院并没有回答,如果警察发现了被告从事与其被许可的汽车报废场业务无关的犯罪行为时,警方是否可以逮捕他。[84]

  

   伯格案应该与皮普尔诉科特案(People v. Keta)一起阅读,这个案件系皮普尔诉斯科特案(People v. Scot)中的一个关联案子。在该案中,纽约上诉法院根据纽约州宪法审查了伯格案中的事实。[85]法院认为,州宪法为可能导致刑事起诉的无授权的搜查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法院认为,可能导致刑事起诉的搜查,就像在伯格案中所发生的那样,必须基于符合刑事可能原因标准的搜查令。因此,斯科特案提供了一个州法院与联邦法院之间有用的分析对比。

  

   关于行政搜查令(administrative warrants),有三个关键的讨论点。第一,只有在物主拒绝进入时才需要搜查令。大多数公共卫生搜查都是在物主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并不需要搜查令。[86]由于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创设比宪法要求更多的保护,所以如果普遍反对将领域搜查令或无搜查令作为获得许可和批准的条件,这些标准就能被改变。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如果人们拒绝搜查的次数足够多,以致搜查程序干扰了卫生部门的工作能力,法院是否会重新考虑领域搜查令的要求。这不是一个刑事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但如果领域搜查令的使用严重干扰了公共卫生和安全检查,法院将会重新考虑对领域搜查令适用马修斯案的裁判逻辑。

  

   第二,还有一系列重要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如果在搜查过程中发现了不相关犯罪活动的证据,法院将如何裁决。例如,如果老鼠检查员发现了非法枪支或非法毒品藏匿,法兰克福案所确立的有限目的是否意味着这些证据不能提供给警方并用于刑事起诉?或者,正如许多执法机构所认为的那样,只要检查员合法地在场所内,这就是一个简单案例(a case of plain view)吗?如果联邦调查局(FBI)或警察部门训练公共卫生检查员寻找犯罪证据,这是否会使公共卫生检查员成为警察的代理人,从而作为对抗简单观点的论据(the plain view argument)?有趣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在行政搜查期间发现的与行政搜查目的无关的犯罪活动证据问题的意见。

  

   第三,在随后的一个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根据默示同意理论(implied consent theory)为搜查和逮捕枪支经销商进行辩护。[87]那么,政府在要求个人放弃可拒绝未经许可不受检查的权利,来作为政府许可和批准的条件方面能走多远?它能成为房屋建筑许可证的一部分,从而确保永久自由进入吗?

  

   六、强制接种疫苗、检测和报告

  

   尽管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涉及强制性疫苗接种,[88]但它是检测和报告病例的一个关键先例。检测(testing)和报告(reporting)是疾病流行病学的基础,而疾病流行病学是基于科学的公共卫生的基本组成部分。进行此类检测和报告的权利是行政搜查的一个特例,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各州对强制报告艾滋病毒阳性检测结果的争论,这一权利变得非常有争议。[89]报告和测试为讨论个人隐私和公众健康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

  

   雅各布森案包含了关于社会成员共享权利和责任的经典表达,[90]并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讨论现代对疫苗接种的恐惧以及国家如何应对这些恐惧。雅各布森案的判决与洛克纳诉纽约案(Lochner v. New York)[91]相同。与洛克纳反对所有州的健康和安全法规的传统解读相比,并行阅读这些案例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有趣的是,直到最近,大多数宪法著作都忽略了雅各布森案。美国最高法院在更有争议的领域中重申了雅各布森案的观点;在堪萨斯州诉亨德里克斯案(Kansas v. Hendricks)的多数意见中,雅各布森案是一个关键先例,该裁决支持对性侵犯者的预防性拘留(the preventive detention)。[92]在一些准刑事法案件中,法院支持为保护公众健康而严重剥夺自由的观点。[93]

  

   州政府诉阿姆斯特朗案(State v. Armstrong)[94]是一个结核病控制的经典案例,它为强制检查结核病提供了契机,而结核病与疟疾和艾滋病毒一样,都是重大的国际卫生问题之一。很少有学生知道,结核病曾经是美国的主要死亡原因,而且在美国的传播比今天的艾滋病毒要广泛得多。在世界范围内,结核病仍然是传染病死亡的头号杀手,仅次于艾滋病毒/艾滋病(而许多艾滋病毒/艾滋病死亡是由结核病继发感染造成的),疟疾紧随其后。[95]一本很好的资料是 CDC 的出版物《TB Notes,2000》,这是《TB Notes》所推出的一期关于结核病的特别时事通讯。

  

   阿姆斯特朗案是一个强制性结核病检测的案例。阿姆斯特朗是一名基督教科学派成员(Christian Scientist),他想注册成为一名大学生。[96]州立大学的校董会(The State University’s Board of Regents)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做一次肺结核胸透,这在当时是一项普遍性的要求。阿姆斯特朗以违反她的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接受 x 光检查。法院认为,个人宗教信仰必须服从于公共卫生保护。在讨论隔离和限制个人的背景下,阿姆斯特朗案是一个能够阐明基督教教徒拒绝结核病治疗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例子,它意味着可能导致终生隔离。

  

   雷诺兹诉麦克尼科尔斯(Reynolds v. McNichols)也以类似的方式审查了丹佛市(Denver)的一项法规,该法规要求被逮捕的妓女必须接受淋病(gonorrhea)检测或接受流行病学治疗,如淋病抗生素治疗,这是基于她们具有的高感染风险。[97]除了隐私保护要求外,上诉人还提出了平等保护的要求,即要求拘留妓女,而不拘留嫖客。另一个相关且有帮助的指南性案例是彻丽诉科赫案(Cherry v. Koch),该案例包含了一段关于卖淫法律(prostitution laws)的充分的历史梳理。[98]雷诺兹案的法院驳回了这些指控,认为丹佛市关于“拘留和治疗”(hold and treat)的命令是对警察权力的有效行使,而只拘留妓女是, 对淋病流行问题的合理回应,因为她们的感染风险比嫖客高得多。[99]

  

   虽然公共卫生报告法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但最高法院直到1977年的惠伦诉罗伊案(Whalen v. Roe)的裁决中才直接处理强制公共卫生报告的问题。[100]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涉麻醉药品的处方和其他受该法附表所管制的物品必须向州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州将利用这类信息来查明开具不当处方的行为和将受管制物品转入非法渠道的情况。于是,一群医生和病人提起诉讼,要求将该法律宣布为侵犯个人隐私的违宪行为。在后来的一场关于艾滋病毒强制报告的反复争论中,起诉方主张报告会阻止人们寻求治疗和接受必要的麻醉药品处方。最高法院认为,公共卫生报告法是对州警察权力的有效行使,并不构成对个人隐私不可接受的侵犯。法院在其意见中认为,州可以基于合法的公共卫生目的而限制这些信息的获取。

  

   皮普尔诉亚当斯案(People v. Adams)重新审视了艾滋病毒/艾滋病时代对妓女的检测。[101]伊利诺斯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因一系列与卖淫有关的罪行而被定罪的人接受艾滋病毒检测。法院对一般性的非自愿测试法律和关于测试囚犯所涉及的特殊问题的法律进行了详细的审查。法院认为,测试并没有侵犯囚犯的宪法权利。

  

在弗格森诉查尔斯顿市案(Ferguson v. City of Charleston)中,最高法院审查了一项孕妇在获得产前护理时接受的非法药物使用检查的项目。[102]一些孕妇们不同意这种检测。检测是为了保护胎儿,如果孕妇的检测呈阳性,她将受到刑事起诉的威胁,除非她遵守药物治疗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涉及本文前面讨论的行政搜查的问题以及进行强制公共卫生检测的权利问题。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公共卫生理由是一种托词,因为测试结果会被用于刑法目的。这违反了法院在公共卫生权力和刑事权力之间确立的那条明确的宪法界线。在讨论这个案件时,学生们应该考虑是否禁止对孕妇进行所有未经同意的非法药物使用的检测,或者是否只禁止用于执法的未经同意的测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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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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