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中华法系的深邃法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 次 更新时间:2022-05-05 2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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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真正体现法律的劝善功能。

   这样看来,不论是“十恶”还是“八议”,都是用法律的手段对社会关系(不只是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进行惩罚、调整、规范,目的是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是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唐律疏议》不像人们误解的那样是道德与法律相混,而是道德与法律泾渭分明,具体点说,“十恶”是对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惩处,“八议”是在对各种社会关系恶的对立的惩处中彰显其道德感召,两者异曲而同工,都是在法律的关系中高扬道德的旗帜。这正是中华法系的独出优势。

   有人或许会说,你这不就是道德与法律相混吗?先讲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现在的西方法系中特别强调对权利的维护,你能说西方法系中权利与法律相混吗?显然不能![27]同样,你也不能说中华法系中对道德伦理的维护是道德与法律相混。法律就是对各种社会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惩处,同时也是对各种社会关系正常秩序的维护,这些社会关系既有道德伦理关系,也有权利义务关系,它们都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其实,在《唐律疏议》中,除了对道德伦理关系的保护外,也有对权利义务关系的保护,具体体现在有关生命财产的诸多条文中。[28]只是在宗法社会中,道德伦理关系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这是历史条件使然(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论及)。反观现代西方法系,过于强调权利的保护,甚至是唯一,往往忽略了道德伦理关系,使西方法律畸重畸轻,这正是西方法系的病根,也正是我们要重建中华法系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的讨论,对“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循名责实,根据《唐律疏议》的具体条文,我们看到的是用法律的方式对道德伦理关系中恶的对立的惩处,以及对道德伦理关系正常运转的保护,并没有越出法律的范围,应该说是中规中矩的。我们在“法哲学的独得之秘”一章中谈到法律是对恶的对立的解决,是对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这实质上谈的法律的形式性规定,但法律还有一个内容性规定,即道德与权利,也就是说,法律是对道德与权利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因此我们说,德(道德)、礼(权利)就是本,保证德(道德)、礼(权利)正常运转的法律就是用。这样来理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诸君以为可乎。

   始终要强调的,是法律对恶的对立的规范,这是法律的核心,是世界所有法系都遵循的(只是有些不自觉而已),中华法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恶的对立的规范在范围上更广,在形式上更多样,在法理上更自觉。

  

  

注释:

   [1] 《论语·为政》

   [2] 《论语·颜渊》

   [3] 《管子·心术上》

   [4] 《老子》

   [5] 《论语·述而》

   [6] 以上对道德的讨论可参见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四卷,“德”条目,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7] 《荀子·礼论》,黑体字是我加黑的。

   [8] 康德的“责任”和我们平常的用法不同,他给“责任”以特殊的意义,这里不赘述。

   [9] (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黑体字是原文有的。

   [10] (德)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黑体字是原文有的。

   [11]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1页,黑体字或重点号是原文中的。

   [12]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

   [13]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 黑体字或重点号是原文中的。贺麟先生为此评论道:“他(黑格尔)反对康德那种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形式主义,他认为不能把福利或欲望的满足与尽义务对立起来。”我不能比对德文原文,我认为这里的“义务”即康德上引文中的“责任”,因此在黑格尔的引文中加了(责任)。望识者能予指正。

   [14] 《礼记·中庸》

   [15] “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韩非子·五蠹》

   [16] 《汉书·刑法志》

   [17] “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旧唐书·刑法志》

   [18] 蔡枢衡先生指出:“儒家引用经义补充法文的欠缺,作为决狱的标准——所谓引经决狱的办法和判断结果的正确性,就是用现代法学的眼光看,论理论论技术也都是很有价值的所在,充分值得赞叹和颂扬。只有法学门外汉著的法律思想史中才敢把这事看的不值半文钱。若把引经决狱所生的流弊当作它自身的缺点,尤其不是公道的主张。”蔡枢衡著:《中国法律之批判》,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 封建的这一定语,在我的认知过程中,已经弃之不用了,封建制自秦以后在中国就已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一些历史学家主张的。但在习惯上,大多数人仍将秦至清两千年间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

   [20] 应该说这一套纲常伦理系统对中华文明是有大贡献的,中华文明的延绵不绝,中华文明的世界独步,这一系统与有荣焉。

   [21] 转引自吴经熊著:《法律哲学研究》,第60—61页。

   [22] 康德和黑格尔对道德的论证,参见拙文《西方法哲学的终极追问》三。

   [23] 荀子说:“道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24] 关于“八议”的主要内容,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三、“中华法系的道德表现”,更具体的规定,请看《唐律疏议》的有关条文。

   [25] “八议”之人,并非以统治者为限,“ 应议、请、减者,谓议、请、减三章内人,亦有无官而入议、请、减者,故不云官也;”《唐律疏议》卷二 名例11.“应议请减”

   [26] “流罪以下,减一等。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卷二 名例8.“八议者”

   [27] 这一点对耶林而言也许未必恰当,他的《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的权利(Recht)一词,就含有法律与权利两义,但即使如耶林,他也是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Recht,而不是使二者相混淆。参见(德)耶林著,郑永流译:《为权利而斗争》,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8—100页。

   [28] 有人说中华法系不谈权利的保护。这不是事实,中国法律中多有对人们生命财产保护的条文,这就是现今所说的权利保护。只是“权利”是外来语,在西方也是近代才使用的,不能说中国古代法律中没有权利二字,就不存在对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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