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强:世界文学谱系研究:一种阐释性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2-04-19 2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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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强  
不同国家发出的声音汇总起来就是一曲美妙的交响乐,其本质是一种构成心灵的国际主义。另外一位匈牙利学者雨果·封·梅尔茨(Hugo von Meltzl)则又与此相反,他认为只有德语、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冰岛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瑞典语、法语、拉丁语等“文明语言”(civilized languages)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才配称为世界文学,其他语言所写出来的文学要么被他完全忽视(如梵文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孟加拉语文学、伊朗文学、阿拉伯文学等,甚至也不包括希腊文学),要么被他称为“民间文学”(folk literature),或因其民族文学“起源太近”(too recent origin)而不被纳入世界文学。持不同意见的还有德国学者赫曼·海斯(Hermann Hesse)与艾米莉·阿普特(Emily Apter)等。海斯的大致观点是,没有人能够有效地了解[一种]文学,更谈不上去了解所有的文学,我们每个人为了能有一个丰满的人生,只能置办自己个人的世界文学图书馆。换句话说,个人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只是一种出于个我之爱的理解,而并非一种真理性的理解。用他的话说,“他[读者]只能在爱之路而不是责任之路上旅行”。阿普特则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和文体翻译诸多困难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世界文学的可译性问题,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缺少了“可译性”这一环节世界文学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还可以再梳理出有关世界文学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观点,譬如爱德华·萨伊德的《旅行中的理论》(Edward Said,“Traveling Theory”,1982)、弗朗克·莫莱蒂的《关于世界文学的猜想和更多的猜想》(Franco Moretti,“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and More Conjectures”,2000,2003)、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作为世界的文学》(Pascale Casanova,“Literature as a World”,2005)、苏珊·巴斯耐特的《从文化转向到翻译转向:一种跨国旅行》(Susan Bassnett,“From Cultural Turn to Transnational Turn: A Transnational Journey”,2001)、杰拉尔·卡迪尔的《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世界文学的十字路口》(Djelal Kadir,“To world,to globalize:World Literature’s Crossroads”,2004),等等,都颇具代表性。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论证了“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固化、不可更改的概念,相反,它处于不断的修正、变化或改写之中。这种处于变动中的世界文学概念,显然在解构和改写歌德那个时代所构建起来的世界文学谱系的同时,架构起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谱系的书写方式。

   这种新的书写方式,可以如下总结:原本以欧洲为“源点”的世界文学谱系,可以改写成以世界各文明古国为“源点”的世界文学谱系;原来以线形延伸的世界文学谱系可以沿用,但是,在承袭的基础上可以做出变革,如因其所讨论的世界文学对象的不同,这一连续性的概念可以推衍出不同的“源点”及其相关谱系;可以将历史上某个中断或因外来文化输入发生变异的世界文学谱系与另外一个世界文学谱系嫁接,从而形成一个或多个庞杂、交融的世界文学谱系网络。

   显然,世界文学谱系网络具有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与创造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世界文学谱系网络也不是先天存在或任意构成的,它需要有各种可能性条件才能够促成,不仅包括文学本身,还包括社会、文化、时代等其他因素。

   其中,文学本身这一条件似乎还好确定一些,主要是勘测某一国家或民族文学作品的一些主要构成因子(如采用的文体、叙事结构、叙事方式、审美价值取向和所塑造的人物、刻画的场景、构建的意象等)是否与其他国家、民族或地区文学作品的主要构成因子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关联性,进而看看这种相似性和关联性能否形成某种传承关系。相比之下,社会、文化和时代等其他因素则更为复杂一些。它们与权力的运作和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前文中所讨论的有关世界文学的几种观点,也充分说明了权力和认知决定了世界文学谱系网络的构建理路与构建模式。

   欧美等西方学者在世界文学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早,提出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相关话语体系,占据了有利的话语地位。譬如,作为编辑,2012年西奥·德汉(Theo D’haen)在《劳特利奇世界文学简史》一书中就把“中国文学”排斥在世界文学之外。也就是说,即便时间进入2012年,西方学者视域中的“世界文学”也并不涵盖中国文学。德汉2012年编辑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劳特利奇世界文学指南》中,“世界文学与东亚文学”一章简略地提到了“中国”,然而,在这极其简短的文字中所介绍的并非“中国”或“中国文化”自身具有的成就与特点,其着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国宗教、文化、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上。在他的阐释框架中,“中国”或“中国文学”并非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以一种接受者,并且是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出现的。对待同一个“中国”或“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学者还有不同的理解。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在世界文学谱系的建构方面就与德汉有所区别。达姆罗什在编辑《世界文学理论》一书时,不仅提及中国自“五四”以来有关世界文学研究的相关话题,还将中国学者郑振铎和张隆溪两人的文章编入。这说明,面对“中国”或“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学者有着不同的架构理路。德汉是把与“中国”相关的文化问题置放于世界文学谱系中的“接受者”位置,即在这个框架体系里“中国”没有发言权,只有接受权。相比之下,达姆罗什的框架体系还相对公允一些,中国的文学问题与中国的学者可以占据一定的位置。

  

   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的世界文学谱系并非一种先验性的存在,它是由包括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泰戈尔、高尔基、波切兹可、梅尔茨、德汉、达姆罗什等在内的诸多西方学者凭借着自己的权力——在学界的地位或编辑的身份——构建起来的,正是这种构建使他们拥有了阐释世界文学及其相关谱系网络的特权。不管他们的谱系建构是如何展开的,有两点是不变的:一是他们都试图将纷繁复杂的文学创作置放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之下,即都具有“大一统”思想。二是他们在将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各地区的文学创作、故事整齐划一地置放于世界文学这一统一体中时,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协调一致的困难性,如在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有轻视民族文学的问题;在以德汉等为代表的世界文学概念中,中国文学是个暧昧的存在。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前文所说,一个文学谱系的构建与书写是有着自我观察视角和价值标准的。除此之外,还与对何谓世界文学,也即其发源的多样性(或“多源点性”)、偶然性、变异性等问题的设定与认知有关。所以,作为一种阐释性的世界文学谱系,应该破除已有概念或理念的束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或各地区文学有着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还要分清事实与虚构问题。在重视已有的世界文学史料的前提下,要发挥出最大创造力,以期构建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世界文学新谱系,并以此拓展和丰富旧有的世界文学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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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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