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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道德文化的继承而言,李泽厚认为,儒学的伦理绝对主义所突出的“天理”“良知”只是心理形式,而不是具体内容,它们提出的具体内容都只是相对伦理,都服从于特定的时空条件的社会要求,但其结果是通过各种相对伦理历史地积淀出了某些共同性原则和文化心理的结构形式。绝对伦理看起来是超越时空的,其实是以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性道德”的相对伦理为其真实的产生基地。这也就是“绝对伦理”与“相对伦理”的辩证法。照这个思想,文化继承所继承的对象,一定是历史积淀出来的“心理形式”,而不是具体内容、具体规范。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他所受到的康德的影响。
五、当代中国文化政策中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华优秀文化的讲话在国内外引人注目,广受好评,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一个提法就是“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有关传统文化的讲话充分综合了党在历史上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方针,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加以发展创新,提出了“两有”、“两相”、“两创”的方针,为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两有即对古代的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两相即中华优秀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即对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两创”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按照讲话的精神,继承是基础,创新是重点;结合时代条件赋予新的涵义就是转化,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的生面就是创新。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话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是对党以往的文化方针的新发展。当然这不意味着对党的理论和实践来说,有关继承的理论难题都已经解决,事实上在继承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人停留在以批判为主的思维,需要加以转变;而是说,面对今天治国理政的复杂实践需求,今后的关注应当更多地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集中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提出“两创”的基本前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崇高的价值追求,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道德,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建立合理关系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利用、扩充、改造和创造性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我们所说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发展其现代表达形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应该指出,需要把“对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放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整体中来加深理解。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提到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因此,继承、弘扬应当是是转化、创新的前提,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这些都是与林毓生或其他人的讲法有重要不同的。就概念来说,由于“创造性转化”的命题本身没有表达出继承、弘扬的意思,“转化”中不仅没有包括继承和弘扬,而且突出的是改变、转变的意思,所以“创造性转化”的提法,是有其应用范围的。可见“两创”虽然是实践的重点,但毕竟还不能把党对传统文化的方针归结为“两创”,仅仅提“两创”还不能使我们全面掌握习近平讲话的内容精神,按照习近平讲话的精神,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必须把“两有”、“两相”、“两创”的方针结合起来。“两有”即对古代的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两相”即中华优秀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创”即对中华文化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两创”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基础,转化是方向,创新是重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体现党的文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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