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社会学的历史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8 次 更新时间:2007-02-13 07: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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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晖临  

  往往产生无法对话的局面,这种为批判而批判的做法不会对社会学有建设性的贡献,对我们切实改善人类的处境也无实质性的帮助。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特别是采用第二种方式的社会学)则不然,它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而质疑现实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通向现实的那一条线索(譬如工业化、社会分化等历史过程)虽然真实而清晰,但是未必比其他线索(或者隐而不显,或者断断续续)更加优越;现实虽然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但现实也不决定性地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来看看“现实”。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与自己一日三餐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空间的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远离节令和四季循环的房子里……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具有极强的功效性(u-tility)。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人们习以为常,并且沿着这一方向(功效性增强)继续向前推进。与这一模式相异的状态,譬如偏远的农村,则被人们视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迟早要归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当然知道过去不是这种样子,但当他们毫无戒心地接受现实的时侯,他们实际上虚置了过去,因而也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过去。利佛费尔(H. Lefebvre)指出,对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诸如手势、文字、器物、容具、衣着等等”都承载着“风格”的印记,文学、艺术、客体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着“生活诗意”(poetry of life)(Lefebvre, 1975, p29)。生活在“功效性”时代的人会指责这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化描述,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过去时代的人对“诗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现时代人们对“(以功效性为目标的)公式形态生活”的接受一样,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并无现时代一提起“诗意”就联想到的做作———在现时代,人们寻找“诗意”需要超出日常生活处境之外,譬如大漠荒丘、清风明月、烛光假面,以这样的经验理解前人当然很困难。

  是什么力量将充溢着“生活诗意”的过去引导到“公式形态”的今天呢?最易观察到的是工业化,而在更深层处,则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和扩张。一部西方从中古演变到近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具理性产生并扩张、价值理性式微的历史。“这种理性扩及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经济结构、法律、科层行政,甚至是社会文化、艺术,无不受到感染”(张德胜,1997: 58页) 。工具理性将自身呈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的形态,任何不适于工具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备直接功效性的制度,都时刻面临着被当作前现代残余物来对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计其数的概念、价值、信仰、规范和制度都被纳入“残余物”这一不受欢迎的范畴之内,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对工具理性“合理性”的宣称,虽然从没有写在主流社会学家的额头,但一直蕴藏在他们的心底。当帕森斯提出五个模式变项,并将它们作为衡量“传统———现代”连续统的标准时,他显然不是价值无涉的。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排挤出局,而主流社会学家又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既成的现实”上,这无异于公开地为现实辩护。这样一来,社会学就使得自己立足于一个非常偏狭的基础上。这一偏狭的基础虽无妨社会学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满,但却会使得这门学科离米尔斯指出的“让人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的智识前景越来越远。社会学之所以转向历史,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成为一场知识运动,历史社会学的诸多性格,只有在以上背景下才能够获得较充分的理解。

   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尽管这个名称自1970年代之后就流行起来,但这一名称的真正内涵从来没有得到过清楚的表述。直到今天,历史社会学仍未获得制度化的学科地位,哪怕是分支学科的地位。

  奇怪的是,被人们称作历史社会学家的学者并不以此为辱,他们甚至主动放弃制度化的努力。在斯考波尔(T. Skocpol)眼里,“历史社会学是被实质性的问题和观察,而不是被预先设定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所界定。因此,它的研究和论述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自由发展”(Skocpol,1984:361)。 阿布拉姆斯(P. Abrams)认为,“历史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某一亚类,而是社会学的本质”(Abrams, 1982:3)。米契尔(D. Mitchell)把历史社会学看作是在社会学研究中历史方法的运用,其范围超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超出一个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混合体(Mitchell, 1994: pp.1-2)。蒂利更加公开地反对历史社会学的制度化,“首先因为这一‘领域’缺乏智识上的统一性,而且,就其本性来说,将永远缺乏统一性;其次,学科的制度化将阻碍历史思考扩散到社会学的其余部分———而这些其余的部分正迫切地需要历史的思考”(Tilly, 1990)。

   我基本上接受以上几位学者对历史社会学的看法,只是需要补充的是,要理解历史社会学,必须从社会学在当代遇到的问题着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历史社会学看作是通过历史分析解决当代社会学困境的一种努力。

   在社会学的理论推理中暗含着种种预设前提,其中很多事实上都体现了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经验依据的先验偏见或推理方法。社会学转向历史路径,可以对这些先验要素加以阐明和分析,代之以更为确当的前提,这种清算工作对于社会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另一个困扰社会学的难题是所谓行动(action/human agency) 和结构(structure)的二元对立问题,多年来社会学一直在这一问题上聚讼不休。结构论者强调结构外在于行动的优先性,强调结构制约着行动;行动论者声称所有的具体社会现象均应追溯到个体的行为形式。总体说来,结构论者在主流社会学中有较大的影响,“一部社会学史,就是在解释个人和社会关系时不断尝试着赋予行动以中心的积极地位,却屡屡否定这种努力,并且产生出一部行动从属于系统的结果的历史”(Dawe,1979:398)。帕森斯是最好的证明:他秉承自由主义的信念,在他的第一本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中,将行动放在中心的位置,强调行动者的选择能力(当然,是在行动参照系[action frame of reference]中的选择);但是,在随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体系》中,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起决定作用的规范、价值。为了超越社会学中行动和结构的传统二元划分,吉丁斯提出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他指出,结构不是外在于社会行动者的某种东西,而是由行动者在他们的实践中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规则和资源。结构本身就是二元的,它们“既是构成社会体系的实践的媒介,也是结果”(Giddens,1981:27)以实践为中心的结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结构化不可避免地要走进历史。也许是受到吉丁斯的启发,阿布拉姆斯认为人类行动的困境必须历史性地解决,“无论是被结构形塑的行动,还是被行动改变的结构,都是作为一个过程发生在时间中”。“这一持续性的建构过程

  是社会分析的焦点”(Abrams,1982:3,16)。很明显,吉丁斯和阿布拉姆斯都把结构和行动作互动或互补的解释,这一结合的基础是历史过程。“社会过程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蒂利的这一名言意在提醒社会学家注意考察“某一时点上的行动残余(residues of ac-tion)是如何约束随后的行动”(Tilly, 1990)。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运用历史分析、过程分析来解决行动和结构难题的范例。在他看来,阶级是一种历史关系,而不是固定的结构或客体。让我们重温汤普森关于阶级的一段论述(Thompson, 1965):

  社会学家停下时间机器,带着概念的傲慢和虚荣,来到机器房察看.他们告诉我们根本没有地方能找出一个阶级。他们只能找到职业、收入和地位各异的一大群人。他们这样说当然没有错,因为阶级不是这台机器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机器启动后的工作方式———不是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而是利益之间的摩擦———是运动本身,是热、机器的轰鸣声。阶级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形构,即行动和回应,变化和冲突。不能抽象地或孤立地去定义它,只能根据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定义;最终,阶级的定义只能在时间的介质里去下。阶级本身不是一个事物(thing),它是一个事件(happening)。

  汤普森对社会学者辛辣的嘲讽,常让人感觉如芒针刺背。或许,这种效果就是历史社会学对社会学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历史社会学本身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参考书目

  Abrams, Phili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Open Books.

  Dawe. 1979. “Theories of social action”, in T.Bottomore and R.Risbet eds.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 Basic Books.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Lefebvre, Henri. 1971.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Dean. 1994. Critical and effective histories : Foucault’s method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Nisbet,R. 1986. Conservatism : Dream and reality. Milton Keynes : Open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da. ed.,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P. 1965.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R.Miliband e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Tilly, Charles.1990. “Future History”. in S. Kendrick, P. Straw, and D. McCrone eds. Interpreting the Past,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London : Macmillan.

  张德胜(1997):《思入风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卢晖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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