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钊进 朱安新 邱月:跨国移民多维度认同边界的建构——以东京池袋华侨经营者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22-04-02 06:40:36

进入专题: 跨国移民   身份认同   关系情境   边界建构  

吕钊进   朱安新   邱月  
Z先生认为,孩子的国籍选择是“孩子自己的事情”。②G先生虽然在情感上希望孩子保持中国国籍,但他认为选择国籍是自主理性思考的结果:“他18岁已经成年了,可以自己选择,我会告诉他加入日本籍的好处和保留中国籍的优势,然后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③受访者通常将对孩子的国籍期待放在亲子关系的语境中加以解释,他们认为需要从培养子女的角度来引导孩子理性选择国籍。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其子女,有关国籍的选择一般不与国族认同挂钩,而更多的是出于具体的、现实的考虑。

   语言传承也呈现出与国族认同脱钩的态势。毋庸置疑,华侨在情感上会希望其子女也能读写汉语以保持其中国人认同,因为语言反映了文化的代际传承。Z女士在其儿子成年前,每年夏天都会将孩子带回国,让他和亲戚的孩子一起交流来训练中文。孩子的中文能力很重要,因为“他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话呀,跟他爷爷奶奶沟通啊,回去不会说中文了,怎么跟老一辈沟通?对不对?家里人又那么疼他,但连个话都不能说”。④这一论述体现了家庭关系在族群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但是,子女的汉语学习通常还被其他逻辑所解释。受访者中不乏认为学习中文很重要的,但他们将中文看作一种对孩子未来发展有益处的工具。如在家中强迫孩子说汉语的H先生倾向于从交流工具的角度强调汉语的重要性。又如LL女士将孩子送回中国接受短期的教育,以便让其学习中文,她认为汉语是一项语言技能,能够增加孩子未来的竞争力。然而,尽管家长在情感上希望孩子学习汉语,但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客观上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业余时间。一些受访者除了在家中和孩子说汉语,没有条件在孩子的课余时间安排更系统的母语教育;另一些受访者或其配偶与孩子在家相处的时间较长,比较有机会传授汉语。在这种情况下,汉语教育的差距可能无法准确测量国族认同的差距。

   实际上,除了血缘亲情之外,华侨移民的亲子关系主要由子女的个人发展所主导。因此国籍和语言通常被放在孩子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框架下被讨论。如Y先生认为,孩子未来是否归化“无所谓”,只要他能够找到自身发展的合适环境即可。而Z女士虽然在情感上希望孩子学好中文,以便于未来在中国发展,但这一偏好是由理性主导的——以她对孩子的了解,她认为孩子更适合在中国的跨国机构就业,所以让孩子到中国的高校去留学。当然,她也认为要以孩子的想法为主,所以不会对孩子毕业后回到日本发展的决定进行干涉。已经加入日本籍的WK先生表示,日本国籍对他来说更多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是他在当地社会积累了一定资本和地位的体现,他和孩子的“根是中国人”,不因为国籍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他对孩子将来具有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官方身份没有偏好,关键在于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总之,虽然子女的国籍选择和语言学习是国族认同的表征,但在家庭关系语境下,与它们相关的实践通常不被国族认同所解释,而是受个人发展逻辑所左右。

   图2概括了新华侨经营者在家庭关系语境下对自我认同的叙述。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家庭关系与认同实践并非通过国族认同,而是通过其他叙事逻辑所联系;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无视华侨出于“家国情怀”保持其国籍或传承中国文化的情况,也不能完全否认国族认同与国籍选择及语言传承之间的关联。而且,国族认同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被激发出来,因此,用虚线来表示家庭关系、国族认同和认同实践之间的联系。但总的来说,国族认同并非语言传承和国籍选择的最重要动机。在家庭关系中,受访者并没有将语言和国籍作为建构边界的主要符号。

  

   四、朋友关系中的边界建构

  

   朋友关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二是工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经营者表示他们在生活中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很多,朋友圈中既包含中国同胞也包含当地日本人。然而,他们认为与日本人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普通朋友或生意伙伴的层次,很难进一步往“交心”的层次深入。移民日本12年,在当地经营投资公司的W先生说,他与日本人的交往停留在工作和生意上,“没有太多这种更深的交往……最多也就是开开忘年会啦,坐在一起喝喝酒”。⑤忘年会是日本公司的定期集体活动,不涉及深入的交往。一些受访者将无法真正融入日本人圈子的原因归结于语言的差异,认为他们说日语的口音会增加与日本人的心理距离。

   但在受访者心目中,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是阻碍他们与日本人深入交往的决定性因素。在池袋开餐饮店的L先生认为,就算他会日语,他也“交不透”日本人。虽然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但在大多数受访者的叙述中,日本人和日本社会始终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和完全融入的。当被问到与当地日本人的相处情况时,经营出版社的D先生说,“我们周围的邻居互相关系都比较不错……互相之间每次见面都会笑脸相迎,打招呼”,但是“(日本人)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就很难说”。⑥经营居酒屋的J先生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但在与他们交流时,“感觉他(们)没有中国人亲”,而与中国人交流的感觉就很不同,“骨子里的东西是变不了的”。⑦

   从事零售业的WK先生根据他的工作经验指出,“骨子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人和日本人具体行事风格的区别上。“有些日本人跟中国人能沟通,有些和中国人沟通不了的。有些日本人的脑子比较活,就是以前在日本的外资企业干过,能和中国人好好交流;有一些日本人,他一上来交流就知道了,(他的)这个想法,感觉和中国人完全相反的。我基本上很少和日本人交心吧”。即使已经在日本深耕了13年,并且正在申请日本国籍,WK先生仍然认为“日本社会(是)很难融进的”。⑧在当地有广泛社会网络的H先生也持同样看法,“跟日本人成为好朋友、好兄弟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永远融入不到他们核心的社会”。他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隔阂来自于前者无法真正理解并信奉日本文化,尤其是以神道教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永远只是朋友,见面打个电话过来喝杯酒,吃顿烤肉,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核心价值,比如说把他们作为我的兄弟来称呼的……一个都没有”。⑨文化差异使得中国人很难走进日本人“内心的世界”(H先生语)。

   可见,在亲密朋友关系场域中,族群认同是划分自我/他者界线的核心符号,族群性是建立亲密朋友关系的重要标准。随之而来的是带有“族群中心主义”色彩的,对“他者”(即日本人)的本质化描述。L先生直言道,“日本人面上是非常有礼貌的,有素质的,(但是)内心是反的”,“他把你当外国人,只要你不是他们国家的人,只要不是本土的人,他就不把你当日本人”。⑩与日本人有许多交往的S先生认为,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人,但是脸上要跟你装得很喜欢”,“这就是日本人的人性。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他可能跟你笑着服务,转头往死里骂你”。11因此,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内心深处无法达到融合。

   然而,在工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族群团结并不发挥主要作用。虽然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够通过华侨朋友圈获得社会支持,但在更多的叙述中,族群身份与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关系不大,交往双方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更为重要。如有过私人借贷经历的Z先生和LY先生都表示,他们不排斥与日本人进行资金往来。是否借钱给别人“主要看你对这个人信不信任”。12曾经借给日本生意伙伴2000万日元的LY先生也强调,信用的建立与国籍无关。此外,建立跨族裔网络被他们认为是对事业发展有利的。在工作关系中,经营者通常不排斥,甚至可能在利益驱使下从个人信任出发寻求建立跨族裔社会网络。Z先生的每一次转型和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得益于他通过跨族裔社会网络获得的信息和资源。WK先生虽然切身感受到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但他认为与日本社会交往是个人发展所必要的。他刚到日本时,工作环境以中国人为主,“都是中国人,好交流”,但他后来意识到,“来日本首先得过好语言关,你不过好语言关,将来回国发展也好,在日本发展也好,都没有用”。13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WK先生不仅练就了流利的日语,还与许多日本人建立了工作伙伴关系。他认为,虽然他“很难融入日本的文化”,但与日本人交往可以停留在利益层面,做到“各取所好”。

   族群身份在工作伙伴关系中的弱化,可能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大多数经营者的语言能力足够应付与日本人的基本交流,这扩大了他们的交际面,减少了他们对华侨圈子的依赖。二是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制度开放性减少了移民获取主流社会资源的阻碍,从而降低了从族群内部获取资源的必要性。对大多数人来说,与其在华侨同胞内部寻求支持,不如利用当地的正式或非正式资源。当被问到是否会和中国朋友产生借贷关系时,LL女士说:“我情愿和银行借,也不会跟私人借。”14J先生说,关于居酒屋的商业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当地日本人或广告公司。经营连锁餐饮业的Z先生说,他依靠日本的中介公司获得了许多对工作和生活的帮助,而不是依靠同乡会。经营不动产的SO先生加入了一个非正式的、当地人主导的行会,在行会中,同行能够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因此,经营者们通常发展出了跨族裔的社会网络。在工作伙伴关系中,以信任和利益为基础的商业逻辑充当着边界建构的符号。

  

  

   五、陌生人关系中的边界建构

  

   此部分探讨华侨经营者是如何在陌生人关系情境下进行边界建构的,主要关注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社会可能存在的对中国人的歧视。受美国社会学家平卡斯(F. L. Pincus)的启发,我们分别讨论华侨对制度歧视和个人歧视的看法。制度歧视指支配群体制定的对少数群体不利的政策及其落实,个人歧视指个人或小群体采取的伤害或否定少数族群成员的行动(Pincus, 1996:186-194)。

   虽然受访者知晓外国人身份在创业、贷款等方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他们普遍认为日本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是对外国人开放的,不存在制度性歧视。当被问到在日本办理营业执照等事务是否遇到困难时,HA先生回答道:“没有,日本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平等的。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就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只要你东西(指申请材料——引者注)够了就可以。日本机关公共事业都还是比较平等的。”15在与工作、生活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上,外国人和日本人基本上一视同仁。H先生也认为:“从制度上、从国家层面上,包括在政府的帮助上,(日本)其实根本没有排外。”16此外,在子女教育方面,日本也基本没有针对外国人的制度性歧视。如在日本育有一子的HA先生表示:“像日本老师对教育这一块儿还是……比较平等的。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就歧视你,很少。”17相反,所在区所还会为孩子安排免费的日语课堂,补习日语。

   受访者普遍肯定日本的制度环境,并认为个人必须遵守规矩才能在日本更好地发展。因此,当被问到在遇到困难时倾向于向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求助时,作为某华人志愿者协会理事的G先生说:“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还是会以正规途径解决。”虽然“很多中国人……感觉日本的警察都不会向着他”,18但在日本要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应当依靠正规途径。因此该协会和日本的警察局等机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营中华料理店的Y先生认为,遇到困难时“要找律师的话,比如碰到什么事啊,找日本人还是最给力的,办事非常非常认真”,而如果在中国人的熟人关系中寻找帮助,“就有中国人的潜规则了”。19相比于中国式的熟人关系,大多数受访者更倾向于利用日本开放的正规机构来获取社会支持。这种对当地社会规则和价值观的认同,是一种“穿越边界”(boundary crossing)的表现(Wimmer, 2009:244-270)——华侨经营者从想象中的中国式熟人社会穿越到想象中的公平、开放的日本社会。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直接经历过或间接了解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个人歧视,但他们将个人歧视归因于受歧视者的越轨行为,从而将其合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跨国移民   身份认同   关系情境   边界建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423.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