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筠淘 黄奇琦:试析“交叉性”在美国的实践及其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22-03-28 20:01:33

进入专题: 身份政治   交叉性   弗洛伊德事件   种族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  

陈筠淘   黄奇琦  
 

   作为一种旨在为所有压迫形式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理论,“交叉性”其实是一项“行进的工作”(awork-in-progress)[25],它目前仍在“不断地建设中”[26]31。这是因为只有根据运动主体的具体背景,“交叉性”才能完成身份政治的具体化过程(即辨识出哪些身份和哪些压迫的交叉作用),并为这些身份结成政治联盟提供可能性。同时,“交叉性”在这个过程中的分析对象并不是固定的(可以是身份认同/社会范畴/系统性压迫等),因此“交叉性”仍然是不甚完整的。然而,正如凯西·戴维斯(KathyDavis)所指出的,“交叉性”所具备的模糊性和开放性恰恰是其具有影响力的关键,因为它解构了西方哲学范式中的二元逻辑和普遍主义。“交叉性”既是一种辨识不同社会范畴以及系统性压迫的交互作用的指导思想,又可以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中建立交叉性的分析模型。[27]因此,注重身份差异的开放性、识别主体的多重身份以及这些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能力,是“交叉性”至今仍受关注的重要原因。正是这些独特而有争议的成功秘诀,使交叉性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使用,并使其旅行轨迹遍及世界各地。[25][28][29]  

   同时,由于“交叉性”创造了一套用以分析权力结构的全新视角,使其不仅在理论上受到了许多学科的追捧,并且在实践上也转化为行动派消除多重压迫的策略。正如伊丽莎白·埃文斯(ElizabethEvans)所指出的,几乎所有在英国大学中正式注册的女权主义社团都宣称他们是一个具有“交叉性”的社团。还有一些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团体也在追求交叉的女权主义:如SisterUncut,它是一个以多元化成员组成的女权主义团体,以抗议紧缩政策对有色族裔女性造成的巨大影响;又如FeministFightback,该女权主义团体持续反对资本主义并且持续探索交叉的压迫形式。[30]总而言之,“交叉性”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团体成立的“必备条件”,以期解决多种领域的不平等问题。  

   由上可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交叉性”的目标都是希望在运动主体既有的身份认同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一种能够超越现有权力关系的、更广泛的团结,以对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压迫。这一理论无意复制现有的力量和文化结构,以使有色人种在各个方面都能超越白人,而只是试图探索出一种完全摆脱现有力量和文化结构的方式,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  

  

   三、虚幻的联结:“交叉性”在实践中的困境  

  

   尽管以不同身份“交叉”为视角重新理解和审视各种社会不平等,似乎能够为身份政治进一步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启发,甚至还能在现实中掀起诸如“黑命攸关”等新式身份政治运动,但从目前的实践效果来看,“交叉性”未能使身份政治突破当前的困境。  

   首先,“交叉性”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虽然能够让各种多元身份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但也仅仅止步于“被看见”,因而并没有突破“政治正确”口惠而实不至的虚伪性。实际上,“让多元身份的变得可见”体现的是一种可见性经济(EconomiesofVisibility)。1995年,罗宾·韦格曼(RobynWiegman)首先将可见性经济的概念定义为对种族和性别这些政治范畴视觉化的认识论,[31]8即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物质的表达形式就可以被理解为它们是谁或者它们是什么东西。莎拉·巴奈-维瑟(SarahBanet-Weiser)进一步延伸了可见性经济的概念,她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多重互相连接的媒体平台中,“可见性”本身就成为了目的,即“可见的东西”就是“存在的东西”。[32]22为了说明这个逻辑,巴奈-维瑟首先肯定了可见性对于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的群体的重要意义,即可见性能够有助于帮助这些群体清晰地表达政治身份,从而改善其不利境地。此外,批评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则致力于在使政治范畴(种族、性别、阶级等)可视化的过程中,进一步生产出超出可见性的东西,例如社会政策的完善。正如纳萨尼·法兰克(NathanielFrank)在强调可见性对于LGBT群体的重要意义时所指出的,增加边缘群体在大众视野中的熟悉程度是提高他们权利的关键。[33]在上述这些人看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可见性都可以导致社会政策的完善,但是可见性应该作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手段而存在。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数字文化的盛行,可见性被经济化了,这让可见性不再是一种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是异化为政治目标本身。在可见性经济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范畴的可见性,而非这些范畴所承载的政治诉求。巴奈-维瑟以印有“女权主义者长这样”(ThisIsWhataFeministLooksLike)的T恤为例,指出这样不过是将女权主义者的政治逻辑(即投身于改善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主体)视觉化为女权主义者的“样子”,即穿上这个T恤就已经达成了女权主义的政治实践——“T恤变成了政治;政治包含在可见性中,视觉表达成为政治行动的开始和结束”。[32]23很显然,可见性所关心的、所能推动的仅仅是文化上的、语言上的进步——例如认为将“黑人”改称为“非裔美国人”就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这同“政治正确”的逻辑并没有本质区别,并且在左翼精神衰落的当前,它已完全沦为精英表达文化个性的表演政治。更为严重的是,可见性的管控权力实际上均掌握在新闻媒体、社交媒介公司或者知名企业手中,当可见性被转化为“点赞”、“转发”和“流量”时,它就成为一种可以牟利的潮流趋势。这意味着,真正能够决定什么东西能够被看见、什么东西可以被加速成为潮流的力量是资本。实际上,当某些政治范畴比另一些政治范畴更具知名度时,一些系统性的不公正恰恰可能会在由资本掀起的某种“普天同庆”的气氛中遭到掩盖,从而剥夺了那些真正有需要的群体的政治表达机会。  

   其次,“交叉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加深了逆向歧视的趋势,进而形成反向的等级制度。安德鲁·沙利文(AndrewSullivan)指出,“交叉性”渐渐变成了一种宗教,通过它可以解释所有的人类经验,其原罪就是某些身份群体可以凌驾于其他身份群体的力量。人们必须通过“检视你的优渥条件”(CheckYourPrivilege)来忏悔自己的原罪。进而,这样的原罪在校园活动中被具体化。如本·夏皮罗(BenShapiro)结合自己的校园经历指出,“交叉性”在大学校园中造成了一种“受害者等级制度”[34]。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观点的价值取决于其身上叠加的受害者身份的数量(如“非裔同性恋残障女性”);与之相反,“白人中产异性恋男子”则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清楚表明,“交叉性”的实践效果偏离了它的初衷,不仅未能为所有边缘弱势群体建构出一种“共同受害者身份”,反而激化了他们各自狭隘的“受害者意识”。也就是说,受害者经历尽管被强调,但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公正的根源却没有得到有效批判。这样,一种仅基于痛苦体验的身份政治就可能会加深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对此,齐泽克(Zizek)曾批评道,“受害者情结”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孤芳自赏的思维逻辑,它在“后政治”(postpolitics)[35]时代只能掀起“虚假行动”。这就注定了此类“受害者身份政治”虽然希望聚合所有边缘弱势群体以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但在实践中却总是不断在社会上制造新的对立,如“众生平等”(AllLivesMatter)、“警命攸关”(BlueLivesMatter)等新标签的产生。  

   最后,“交叉性”在实践中为所有被歧视者寻求的“共同的身份”只是一种“合并的幻想”(afantasyofincorporati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的解构语境下,一些关键概念仅仅是被解构主义的方法所“抹除”(undererasure),而不是被辩证地扬弃或者被更完善的概念所取代,因此只能继续沿用这些概念。“身份”(identity)就是这样一种概念,既不能用旧的方式思考它,但是它又必须被包含在关键问题的思考中。[36]1霍尔进一步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与别人情感表达的连接。[36]2正如前文所述,这种以故事为载体的情感在数字文化的加持下形成了一种情感团结。但霍尔同时也认为,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合并的幻想,因为个体在这个身份下其实无法完全融合,而身份认同也受制于差异化的游戏规则。由于身份认同的归属感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决定了在谈论身份时必须考虑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因为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的,而新的身份可以在这些差异中不断被构建。[36]4此外,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也指出,身份是人们逃离后现代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关键,特别是当一个人无法确定其归属时,就会渴望通过身份来确定一种“正确和恰当”的行为模式。[37]19因此,身份就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价值投影,个体责任在身份中就会被再次强调。鲍曼指出,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使得人际关系支离破碎,但与此同时后现代意识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人际亲密关系的崇拜,但这种崇拜也仅仅是对人们孤独心理的一种补偿,亲密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变得更加困难。[37]33在这样的背景下,鲍曼认为团结行动的短暂爆发或许并不能改变后现代关系的基本特征——支离破碎的、不连续的、窄化的目标和连接的浅薄,所涌现出来的“集体”也不过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交叉性”对身份多样性的赞美,并不足以对抗后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为身份很容易像“更换衣服”一样被换来换去,由它所呈现出来的“集体”终究只是一种合并的幻想。更严重的是,在这些行动中的怨恨和不满会导致不同身份群体在关注经济(公众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中互相竞争,[37]34因此仅仅通过身份认同而寻求的团结在改变不公正问题上只是隔靴搔痒。  

  

   四、重回经济视角:对“交叉性”的反思  

  

   作为一种本质上是为身份政治辩护的理论,“交叉性”在实践上的失败再次说明身份政治不可能成为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有效办法。“交叉性”在理论上最致命的弱点在于,它在为身份政治寻找新出路时并没有真正克服后者在反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简化论”时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倚重文化批判,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因而它在实践上同样无法突破身份政治的困境,即无法有效将多元身份凝聚成反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力量。  

首先,“交叉性”遗传了身份政治漠视现实物质利益的基因,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平等理想的进一步背离。虽然“阶级”也是“交叉性”关注的身份范畴之一,但它并不懂得不同身份之间之所以存在冲突,根本不在于这些身份在文化上或观念上存在隔阂,而在于它们背后都承载特殊的、狭隘的因而也是相互隔绝的经济利益。换言之,“交叉性”实际上是错误地将本是经济范畴的“阶级”理解成了文化范畴,因而未能理解身份的分野在本质上不过是经济利益的分化在观念、文化层面上的反映。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批评身份政治的狭隘性时指出:“身份政治本质上不是为所有人服务,而是为那些拥有某种特定身份的成员服务。”[38]投身于身份政治运动的群体通常只是抱着一种“成为其中一员可获利”的动机,因而他们在运动中难以凭借共享的价值和目标形成可靠的联盟。由于看不到这一点,“交叉性”只能在文化层面,即观念领域想象某种能够联结所有人群的“共同身份”,而不能在现实中真正消除因经济利益分化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就是说,“交叉性”在这里只不过是在为一个个孤立的、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体——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前提——建立某种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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