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天光:王兆胜学术新思想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22-03-22 14: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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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恒昌  
第291页。)他认为,林语堂等人是反感于社会政治争斗,而醉心于人生的,他们是一些美好的人生理想主义者。

   鲁迅与林语堂,一个是现实参与派,一个是逍遥自在派;一个是激情战斗派,一个是现实温和派;一个是火焰,一个似海水,两者同时选择,这不矛盾吗?当然不!他们两个看似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其实是一块玉石的两个镜面,共同构筑起当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精神和品格,而且他们之间本身就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有血性的,也都是关注社会现实和追求自由的。只是他们的侧重点和实现方式有所不同。

   从王兆胜先生所表述的观点和自身形象上看,或许人们会认为,在他的身上,林语堂的传承或许更多一些。其实不然,他实际上是鲁迅和林语堂的有机结合体。从他的内心世界来看,他更像鲁迅,像鲁迅一样火热,像鲁迅一样富有战斗精神,像鲁迅一样倔强和不妥协。从他的外部形象和表现形式来看,他更像林语堂,像林语堂一样洒脱和淡定,像林语堂一样逍遥与自在,像林语堂一样追求自由和理想。

   因此,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柔弱,实则刚强的王兆胜;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逍遥,实则严谨的王兆胜;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阴柔,实则阳刚的王兆胜;我们眼前的王兆胜,是一个看似一片沉静的大海,实则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的王兆胜。他的倔强,他的严谨,他如火的激情,是对“天地之道”“世道人心”的坚守,是对“自由、博爱”精神的追求,是对做人尊严和艺术精神的捍卫,也是对低俗、庸俗、恶俗的不妥协、不低头。他的阴柔,他的逍遥,他如大海一般的沉静,是对金钱、物质、名誉和地位的淡泊,是对自身散淡生活的沉醉,也是他以心灵之光照彻世俗世界的折射。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如果王兆胜的“负道抱器”理论可以分割的话,那么,鲁迅的形象,侧重于“负道”;而林语堂的形象,则更侧重于“抱器”。王兆胜师从了鲁迅的“负道”,也师从了林语堂的“抱器”,于是他们两人的伟大担当与伟大品质,便在他身上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王兆胜就是王兆胜,他既不是鲁迅,也不是林语堂,他是并且只能是他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王兆胜。他只是按照两位伟大知识者的思想、情怀和品格,重新塑造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应有形象。他的身上,有鲁迅和林语堂的影子,但是在很多地方,他也早已超越了鲁迅和林语堂所处的时代,也超越了他们本身。

   丝毫不能忽视鲁迅和林语堂对王兆胜先生人生和创作的巨大影响。王兆胜先生曾在《闲话林语堂》“自序”中写到:“一孤灯而照千年暗。由于内心通明了,心灵变成了一套不冻的河,外在的和心灵的束缚都如脱去衣服一样的被解除了,于是,我真正获得我的自由及快乐,心灵再也不是如纸一样的脆薄,而是变成可以承担一切沉重的大地。有了如此心灵,哪里还有什么苦恼,更不会为世事嚣嚣而失眠了。”(《闲话林语堂》王兆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第6页。)是谁让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答案就是鲁迅和林语堂。

   4. 行动:逐梦前行,担当使命

   王兆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学术派”,但他更是一个“行动派”;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研究派”,但他更是一个“担当派”。回顾他从一个农村娃子,逐步成长为当代学术名家和学术权威的历程,与他从小立志,心怀抱负,逐梦前行,勇于担当有关。他在幼年的时候,曾有过非常痛苦的人生经历,也有过向人借钱的“耻辱”,但是,他不愿蹉跎岁月,虚度光阴,更不愿苟且偷生,浑浑噩噩一生。他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要有所成就,有所建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天地良心。他热爱文学艺术,感到这里充满个性、真诚、善良、美好、慈爱、想象力、深刻性和趣味,有了这些内容,一个人就可以更多地保持心灵的饱满、生命力的昂然和性情的灵光。几十年下来,他矢志不移,默默前行在这条看似有些寂寞,有些清苦,也有些孤独的道路上。应当看到,他的这一选择和努力,是与家国命运,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自己多次告诫自己:“知识分子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正是他的远大抱负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的人生拥有了巨大而绵绵不断的力量,也让他最终成为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一是潜心修行,不断提升真学者的精神和素养。现代社会所谓的知识分子很多,所谓的学者和专家也很多,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缺乏真正的学者和专家,更缺乏真正知识分子和真学者的应有成就和担当。为什么呢?根子就在于有些人并不具备“真知识者”“真学者”“真专家”的专业素养。王兆胜先生之所以有别于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不断修养真学者的精神和素养。在王兆胜先生的心目中,真学者首先是一种精神和品格,必须“特立独行、耿直率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他的编辑和学术之路,是从提高“真学者”精神和品格开始并贯穿始终的。他修炼真学者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四大法门”。一是学习,二是钻研,三是提升,四是坚守。也可以概括为“内修外练”,全力提高人格素养。在学习上,他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脑力、心力和时间的。他发奋学习,发奋工作,就为了让自己不比别人差,为了让自己的生命体现出应有的不凡的价值。他的提升,不仅是专业知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思想境界的提升。他认为,一个“真学者”不只是把致力于学术研究当成其生存方式或价值根基,要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一种自觉的殉“天地之道”的精神,而且应树立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治学的坚定信念,见到“发财之道”绝不不动心,听到“升官之道”绝不走神,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学术桥。几十年来,他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这样坚守并做到了。

   二是规避误区,自觉担当重建文学理论的使命。当代社会,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使命多有误解。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社会的精英和先导力量。但是,很多人简单地把知识分子归结为社会的“立法者”和“裁判官”,把“批判”,而且只有“批判”,不可调和的“批判”作为知识分子唯一的使命和职责。这一思想认识,导致知识界、文学界、学术界乱象纷生。有的人,只知道否定和全盘否定,不知道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从而发出许许多多耸人听闻的声音,作出毫无科学依据的结论。王兆胜先生自觉地规避这一“误区”和“雷区”。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建立在缜密的分析之上,不仅注重文学现状的批判,更注重文学价值和文学理论的重建。注重在继承中华优秀文学传统中重建,注重在当代社会文学土壤上重建,注重在面向未来的道路上重建。他借助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春风,用创新型思维开展学术研究,从浩如烟海、繁杂茂盛、已有结论的文学史料中,从当代文坛生动具体感人的实践中,寻找新的焦点、疑点和难点,发现新的思想、新的立论和新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系列超越既有结论、符合历史真实、又为时代所需要的新的研究成果。他的“天地人心”理论,他关于散文“形·神·心”的理论,他关于20世纪文学的判断,都体现了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在批判中重建的精神。

   三是低调内敛,坚持让作品说话。王兆胜先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也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有人说,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在王兆胜先生这里,即便做事,他也奉行低调原则。在从事编辑工作,在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质工作的同时,他一边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研究,一边从事同样喜爱的文学创作,像一个沉默寡言的行者,一个人默默前行,始终坚持让作品说话,让事实发生,从不咋呼,从不喧哗,更不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几十年来,他已出版学术专著16部,主要包括《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林语堂大传》《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温暖的锋芒:王兆胜学术自选集》《新时期散文发展向度》《林语堂与中外名人》《天道与人道——中国新文学创作与研究反思》《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等。已出版散文随笔集4部,包括:《逍遥的境界》《天地人心》《负道抱器》和《情之一字》等。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60多篇。编著出版散文文化选本《百年中国性灵散文》《享受健康》《精美散文诗读本》等20多部。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犹如他家乡的蓬莱仙境,既美丽玄幻,又令人高山仰止。其关于“天地人心”的文学理论业已成熟,其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散文的研究,对林语堂的研究,不仅已经成为体系,具有独特建树,更成为当代文坛的权威理论和权威人物,值得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同仁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

  

   第二节 “天地人心”理论的内涵及价值

  

   世纪交替之际,站在当代文学发展新的时代节点上,王兆胜先生在既有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深入观察,系统研究,提出了“天地人心”的概念和理论。加强对这一理论的梳理和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本质性内涵,对于进一步廓清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促进当代文学沿着健康道路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兆胜先生本人并没有将“天地人心”作为一种理论来提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种理论来探讨和研究。王兆胜先生是在2006年出版的《天地人心》一书的自序中,提出“天地人心”一词的。“本书取名‘天地人心’,当然不能与鸿篇巨制的书名相提并论,但我爱它的大气磅礴,爱它的高度概括力,也爱它的文化境界和人生品位。”(《天地人心》王兆胜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自序第2页。)在这里,虽然“天地人心”只是一个“书名”,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词组”,但是,收入该书的一系列文章,都围绕其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深度性的论述和解读,从中可以看出,“天地人心”不仅是一个“书名”,也不仅是一个“词组”,而是一种人生观念,一种文学理论,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标准和尺度。应当看到,“天地人心”的提出,不是王兆胜先生的率意行为,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第一,当今文学创作过度强调和夸大“人”的力量,是“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根本性背景。受世界级文学大师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影响,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人”,即将人和人生放在文学最中心、最突出、最显赫的位置,于是人的解放和人性的解放被大张旗鼓地得以张扬。这对于打破以往文学对人性的压抑,对于突破“非人文学”,对于进一步接近文学本质,对于促进现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毫无疑问起到了积极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一如王兆胜先生所言:“让文学从玄秘幽深之天地自然回到现实而真实的人生,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目的,文学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价值意义。”(《文学的命脉》王兆胜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文学·人生·天地自然》第1页。)但是,与此同时,王兆胜先生还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从而导致自然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也导致了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一些文学作品,在宣扬个性解放的同时,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可怕的人本主义思想观念,无视天地自然之道的人的主观意志的无限膨胀,从而产生了一些走火入魔的“自大狂”式作家和“抓狂”式作品。这显然是对“人学”理论的一种误读,也是一种极大的误区。有鉴于此,王兆胜先生提出了“天地人心”理论,提倡要对“天地之道”有“敬畏之心”,主张作家应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从天地自然中获得教益。

第二,文学创作出现的过度“私人化”写作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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