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从实然与应然的互动视角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22-03-21 17: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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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努力揭示其中的因果机制,提供如其所是的理论解释。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尽管他的研究对象并非不包含非认知价值负载的自然事实,而是充满了道德价值负载的人文社会现象,他依然有可能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悬置非认知需要、维系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意思上具有“科学”的特征。也是在这种意思上,本文将“道德相对性”说成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人生事实:道德标准以及评判诉求因人而异的相对性现象虽然无可否认地具有道德价值的负载,但只要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像列维-施特劳斯那样把自己的道德需要悬置起来,不对这些相对性现象作出规范性的评判诉求,纯粹基于求知欲如实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这些具有非认知价值负载的道德相对性现象就构成了无可否认的人生事实,如同自然界的山川草木一样成为科学探讨的研究对象。

   毋庸讳言,由于研究对象本身就包含浓重的非认知价值负载,即便在研究“距离产生美”的异质文化时,人文社会学者要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也比自然科学家困难得多。毕竟,非认知需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道德需要更是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特殊权重,哪怕人文社会学者努力将它们悬置起来,它们也可能于不经意间逃出这种约束,对于人文社会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自发的影响。举例来说,即便某位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在描述某种异质的伦理习俗时,并没有直接给出“这样做完全错了”的价值评判,而仅仅采用了“毛骨悚然”或“骇人听闻”这样的形容词,他也已经偏离了非认知价值中立的道路,引进了某种非认知的态度了。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的了;毋宁说,问题不在“能不能”,而在“想不想”:作为学者,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的所有非认知需要悬置起来,一旦发现它们有干扰就将它们排除在外,尽可能将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贯彻到底?其实,人体生理学也是与实利领域的健康价值息息相关的,但只要研究主体采取了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这种非认知价值负载的内涵就不会妨碍它的研究成果像相对论那样具有“科学”的特征。既然如此,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研究为什么做不到呢?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仅仅因为某些学者在道德需要的参与下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道德相对主义意向的缘故,就把他们关于异质文化的研究成果说成是“描述性的道德相对主义”。毋宁说,只要这些成果本身是基于求知欲得出的,如同列维-施特劳斯所说旨在理解异质文化的真实面目,它们就是道德相对性的实然描述,并非道德相对主义的应然理念。所以,这些描述的真理性也不意味着道德相对主义的理念就是能够成立的,而仅仅意味着道德相对性的现象构成了人类生活中一个广泛存在的既成事实。其实,就像异质文化一样,同质文化中也有大量的道德相对性现象,否则就不会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了。从非认知价值中立的视角看,对于所有这些道德相对性的现象,道德哲学的研究者都应当首先把自己的道德需要悬置起来,不管它们引起了自己怎样强烈的厌恶反感或赞同喜爱,都努力如其所是地揭示它们遵循的“人性逻辑”[8],尽可能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实然性“道德科学”的特征,并进一步为道德哲学的应然性部分——“道德理念”的阐释证成奠定一个靠得住的事实基础。

   由此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出智者派在认知领域倡导的相对主义理念的严重缺陷。它虽然自发地彰显了求知欲具有的类似于非认知需要的“尺度”效应,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认知方面的尺度效应恰恰在于:依据“是否符合事实”的唯一绝对标准,区分实然认知的“真”和“假”。换言之,实然认知的真和假不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而是相对于它描述的事实而言的——无论这个事实是自然界还是人文社会的,是客观还是主观的。举例来说,哪怕公和婆各自的“理”都是他们主观认同的道德信念,有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相对性现象的实然描述是真是假,依然在于这些描述是不是分别如实揭示了“公理”是怎样的,“婆理”又是怎样的。就此而言,在实然性的认知领域,虽然的确存在有关同一个事实的认知因人而异的相对性现象,但真知自身并不存在因人而异的相对性现象(对这个人来说是真的,对那个人却是假的),也不像苏格拉底等人主张的那样取决于人的理性本质,而是仅仅取决于“是否符合事实”的唯一绝对标准。

  

三、有关道德相对性的评判诉求


   如前所述,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以道德相对性的现象作为事实基础直接提出的应然性价值理念。也是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人觉得在道德维度上很难接受它的同时,又往往在认知维度上认为,它是一种有根有据的观点;相比之下,反对者的观点却难以解释道德相对性的事实,因而缺乏实然性的支撑。要消除这个误解,关键同样在于把实然性的认知描述与应然性的评判诉求区分开。

   例如,所谓的“规范性道德相对主义”通常主张,道德正当性的标准及其约束力“应当”分别按照不同文化的原则规范来确定。[6](P45)不难看出,这种理念清晰地承认了道德相对性的事实:不同文化的道德生活“有”不同的原则规范,分别构成了它们评判各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当、应当认同还是拒斥的标准。在这个范围内(也仅仅在这个范围内),它与上一节讨论的关于道德相对性现象的纯认知描述是根本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拥有无可否认的事实基础。不过,要是我们因此断言,这种理念在非认知的道德领域也是无可否认的“真理”,就忽视了其中关键的“应当”二字与实然描述中的“是(有)”字之间的微妙差异了:如果说道德相对性的实然描述只是在认知维度上指认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分别在各自的生活方式中实际发挥着评判效应的话,道德相对主义的应然理念却试图强调:我们“应当”承认所有这些标准的评判效应在道德维度上都是可以接受甚至必须认同的,因而等于是针对道德相对性的现象提出了富于肯定意蕴的非认知评判诉求。显而易见,这就涉及到了休谟早已提出、西方学界却一直找不到答案的能不能从“是(事实)”推出“应当(价值)”的重要问题。

   由于休谟只用了几百个字提出这个质疑,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9](PP509-510),两百年来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陷入了割裂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架构,妨碍了对于许多难题的理论解答。在笔者看来,倘若我们把“事实”理解成“存在的东西”,把“价值”理解成“对人具有的意义效应”,那就只有“需要”才能构成从前者推出后者的必经桥梁了:任何存在的东西对人具有的意义效应,都取决于它们是不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有关需要,亦即凡是有助于人们满足需要的东西就有积极正面的善好价值,凡是有碍于人们满足需要的东西则有消极负面的坏恶价值。[10]从这个角度看,道德相对主义者在从道德相对性的事实描述推出自己倡导的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自发地引入了某种特定的道德需要,并且据此得出了与实然性认知描述内在有别的应然性评判诉求:我们不仅“应当”在认知维度上承认道德相对性的事实(这种“应当”是源自求知欲或好奇心的认知需要的),而且还“应当”在道德维度上承认异质文化的评判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当性,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维度上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不同的道德标准,主张它们都有评判行为是否正当的终极效应,彼此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别,却“不可”把自己看重的道德标准凌驾于异质文化的道德标准之上。比方说,我们不仅“应当”在认知维度上承认某些文化中存在杀婴弃老等事实,而且还“应当”在道德维度上承认,这类伦理习俗如同我们文化中尊老爱幼的伦理习俗一样都是正当的,从而通过尊重区别、宽容异质的途径,寻求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平等交流,却“不可”依据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谴责、惩罚和否定这类让我们感到反感甚至义愤的异质习俗。

   从这里看,“元伦理道德相对主义”主张道德领域本质上是主观、相对和特异的,据此否定了承认客观、绝对和普遍道德标准的“道德实在主义(moral realism,又译道德实在论)”[6](P45),①其实只是在应然维度上将“规范性道德相对主义”贯彻到底的结果:既然在多样性的歧异中没有任何道德标准比其他道德标准更有正当性和约束力,以致能够压倒或否决其他道德标准,道德领域就不可能存在绝对和普遍的评判标准,因而一切道德标准归根结底都是相对的。有鉴于此,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将它视为道德相对主义的另一种特定形式。

   倘若再围绕反对者的观点作些比较,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道德相对主义者在从道德相对性的事实描述推出道德相对主义的评判诉求时引入的特定道德需要。在认知维度上,反对者们通常并不否定道德相对性的事实,而是会同样承认,不同文化乃至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人们持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但在道德维度上,他们就不像道德相对主义者那样了,觉得“需要”降低自己认同的道德标准的权重,提升异质道德标准的权重,让它们对人们具有均等的正当性约束力。毋宁说,他们更倾向于主张,自己认同的道德标准才是具有终极意义、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标准(亦即上一节界定的“主义”),其效力远远超过了异质道德标准,因而也只有自己认同的道德标准才有资格评判各种行为是否正当,异质道德标准则是缺乏效力、甚至完全错误的,所以在出现冲突的时候“应当”用自己认同的道德标准压倒异质道德标准。比方说,某些反对者正是基于自己文化中尊老爱幼的道德标准,断言异质文化中杀婴弃老的伦理习俗是不道德甚至野蛮残忍的。

   不难看出,道德相对主义者与反对者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在认知维度上是不是承认道德相对性的事实,而在于他们依据不同的道德需要,赋予了这个事实不同的道德价值,生成了不同的应然性评判诉求: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道德相对性的事实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尤其体现在不同的道德标准都有均等的正当性约束力上,因而我们也应当一视同仁地对待它们,不可凭借某些道德标准否定另一些道德标准。与之针锋相对,反对者则认为,虽然道德相对性的事实无可否认,不同的道德标准却不因此就有均等的正当性约束力;相反,我们应当坚持自己认为重要和正当的道德标准,否定那些不重要甚至不正当的异质道德标准。有鉴于此,我们要消解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矛盾,最重要的环节在于:找出道德相对主义者在从实然事实推出应然理念时依据的特定道德需要,然后分析这种道德需要在什么范围内是正当或可以认同的,在什么范围内是不正当或无法接受的;不然的话,倘若我们忽视了道德需要在从道德相对性的事实描述推出道德相对主义的价值理念的过程中扮演的这种决定性角色,就会面对两者之间的张力矛盾束手无措,甚至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四、道德相对主义的严重弊端


表面上看,道德相对主义者诉诸的道德需要非但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还比反对者诉诸的道德需要更高尚更有德性,尤其对异质文化的道德标准抱有宽容尊重的开放态度。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尽管遭到了反对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的质疑抨击,道德相对主义目前还是得到了广泛认同,受到各种多元主义(包括文化多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价值多元主义、道德多元主义、自由多元主义等)以及均等主义思潮的肯定。从某种意思上可以说,这些思潮都是在承认道德相对性的实然基础上,以不同方式接受了道德相对主义的应然理念:既然道德领域无可避免地存在相对性(多样性、歧异性),并非整齐划一的,也无法达成整齐划一,我们就应当充分尊重这种相对性,不在异质的道德标准之间分出个高低优劣来,而应当承认它们都有均等的价值意义和正当性约束力。反之,要是我们仅仅赋予某种特定的(尤其是自己认同的)道德标准压倒一切的终极权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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