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绝望感与未来——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03-15 00: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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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首师大) (进入专栏)  
“八十年代”之所以被视为理想的载体,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比“文革”与“九十年代以来”都要好。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社会关系问题是否相应地开始在今天的“文革”叙事中成为核心问题?个人主义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接下来分析“文革”叙事所要关注的问题。

  

   政治虚无感的产生与社会性视野的重建

  

   当前“文革”叙事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有意识的调整,其中的代表作是叶兆言的长篇《很久以来》。叙事者“我”通过叙述中国作家与国外作家对双方历史的隔膜与误解,以及一些中国作家对现代史的教条化理解,表达了试图突破流行的历史叙事的自觉意识。“我”希望“远离”伤痕文学趣味,并点出了他关心的基本问题乃是社会关系结构的状况:

  

   哪朝哪代,做官的还是做官。做官永远会是个好买卖,老百姓永远老百姓。逞一时之快的造反派根本没快活几天,“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分子,基本上是为了收拾他们。“文革”以后清查“三种人”,也是针对那些曾经一度大出风头的运动积极分子。当官的被打倒,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遭受苦难,远没有大家假定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很多人只要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那几天,眼前便会豁然开朗。……有的人苦难一时,苦难变成永远的资本。有的人苦难一世,苦难永远是苦难,……

  

   作家指出“文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常见的想象是,“走资派必定一直倒霉,知识分子必定被轻视,文化名人都会被别人看不起”。事实上“文革”曾“拐过无数道弯”,“每一段流程都有自己的故事”,下台干部“依然会掌握着不一般的人脉关系,办点什么事比一般老百姓要容易得多”。[xxiii]“文革”并不是到1976年才出现大的转折,而是在此之前就有大的转折,例如深挖“五·一六”分子。

  

   竺欣慰解放前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千金,一直试图紧跟时代的步伐。她积极参与“反右”;“文革”开始后,成了造反派组织的头目,但不到一年时间,就因受攻击而被造反派“抛弃”;后来开始反思,并与思想活跃的有妇之夫李军交往;在李军被捕之后,欣慰被“栽赃陷害”,被判七年徒刑,又因为在狱中执着反思的表现而于1973年被处极刑。“我”暗示了欣慰这一人物与林昭、李香芝等人的关联。冷春兰出身也不好,但她比较有主见,不赶风头。“我”以欣慰与春兰这对好姐妹在二十世纪的一生经历做对比,说明“所有折腾注定都是让人更吃苦头”(如欣慰)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大的事过去也就过去”(如春兰,以及《一号命令》中的起义将领赵文麟)这两种处世方式的区别,而后者是“文革”的“最大特点”[xxiv]。“我”对“文革”的这一总结显出一种“看透了”的老练世故,包含了强烈的政治虚无感。

  

   在《很久以来》中,这种政治虚无感来自多个方面的触发。其一,在“我”看来,对于“文革”提出的平等和无私等目标,千万不能太当真。其二,无论怎样评估“文革”初期的目标,在“我”看来,平等目标本身不可能实现(“哪朝哪代,做官的还是做官”),实际上也很快失败了。其三,“文革”结束之前数年,已经出现了大的形势转折,如果在此过程中一直紧跟参与,其命运很可能翻云覆雨。竺欣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与同一阵营的造反派同样好日子并不长久。此后欣慰开始反思,其中要点包括人不可能活一万岁。从“我”的叙事可推测,欣慰和李军等人的反思,与深挖“五·一六”分子及老干部很快恢复工作的进程不无关系。“我”没有叙及欣慰等人对于造反运动接近失败的思考,其着重点是,通过欣慰的案例来讲个人在政治大变动中的处世策略,即越折腾越吃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官永远会是个好买卖,老百姓永远老百姓”这一带有政治虚无感的感悟,多少折射了深挖“五·一六”分子等重大事件的深刻影响。

  

   《很久以来》与以往“文革”叙事的主要不同在于,它正面叙述了“文革”的复杂进程,尤其是造反运动在“文革”中已遇重创。欣慰在“文革”中的“造反”诉求不再只是以往叙事中常见的那种施暴者或权力追求者的诉求,而更多的是普通人的诉求(后来也被平反),并且事实上很快就失败了。欣慰其实是坦然赴死,她在生前并没有以政治虚无感来回应运动的失败;而是叙事者“我”通过发掘和叙述这一失败进程,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虚无感。这种复杂性,是理解这部小说的要害所在。

  

   这种政治虚无感在“文革”结束前后便已大量浮现,例如各种形式的“幻灭”。其核心是对于社会等级化结构不可能改变的悲观认识。这一对于未来的悲观认识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今天浮现的、前面所分析的社会绝望感的隐蔽基础。涂自强的绝望感,与居延泽、杜远方等人面对“黑洞”的绝望感,都包含了类似于“我”的政治虚无感。无论在新时期的“文革”叙事中,还是在关于当代的叙事中,这种政治虚无感很少成为主题,这多少说明它以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形态存在于当代社会中。[xxv]

  

   对于个人主义的“必然性”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政治虚无感的基础之上敷衍成势的。韩少功的《革命后记》叙述了他对“利益理性”主导社会意识的经验认识。其叙述和分析具有平衡感,对于“文革”时期比较强调“平等”的不可能,对于后“文革”时期则比较强调“平等”的重要性。一方面,韩少功认为巨大的历史之手仍然是“利益理性”,“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广义的‘无利不起早’仍是行为逻辑的核心”[xxvi]。他指出了“文革”中事实存在的等级制,认为私有制也许合适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人,接近一般人性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愿意彻底否定对于社会平等的追求,而是试图将平等价值作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提出来。他肯定平等“已是部分的现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早已广为普及”,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人间之情义。[xxvii]韩少功对社会平等追求有所同情的重要原因,是对后“文革”时期社会分化迅速扩大的状况及其负面后果的认识。概括言之,韩少功对社会平等追求与利益理性逻辑,都既有经验性的认同,也有经验性的否定和批判,显得无可无不可。他既希望有平等的前景,又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平等充满困惑和怀疑;他既认可和确信利益理性的主导性地位,又对利益理性逻辑的历史延展抱有严重的忧虑和质疑。

  

   这些富有平衡感和经验主义色彩的思考,有其敏锐之处,但在每个方向上都缺乏一以贯之的深入。从认可利益理性主导性的角度说,社会等级化是否无法避免,这种必然性是否意味着一种难以撼动的控制性力量,如果忽略这类问题,对再等级化潮流的批判就仅仅是一种态度,很难真正触动此一潮流;从同情当代社会平等诉求的角度说,平等在何种情况下会成为多数人的追求,平等追求的实现需要哪些条件,如果忽略这类问题,对“文革”时期“全民警察化”与“全民圣徒化”的反思,很难让人看清楚“文革”何以会失败。正是因为在两端都没有深入,韩少功对现状的描述令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种无所适从的状况,既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一种表征,也是平等政治曾经和正在遭遇的巨大困局的一种表征。

  

   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叙述的复杂性展现了较为开阔和丰富的视野。他分析了个体“利益理性”对大多数人的主导,同时他也了解当代的“再等级化”趋势,因此并未将“利益理性”仅仅作为个人性的特征,而是将其放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关系变化中讨论。这种讨论方式反过来呈现了“利益理性”视野的局限性。《革命后记》从个人主义意识出发,却一定程度超越了个人主义视野。

  

   《很久以来》与《革命后记》用不同的方式恢复了“文革”叙事的社会性视野,叙述了“文革”进程本身包含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相对于以往“文革”叙事中常见的伤痕叙事,这两部作品的问题意识发生了变化,开始将“文革”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分析或叙述,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控诉。从小说叙事来看,《很久以来》展开了一种新的“文革”叙事尝试,开始通过人物故事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为读者提供一个透视“文革”进程内在曲折和复杂性的空间。这一叙事尝试及其中的社会性视野,也意味着当代历史意识在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相对而言,叶弥的《风流图卷》则继续在伤痕叙事的道路上拓进。这部作品通过常宝、柳爷爷、“我”父亲孔朝山与张柔和、“我”与张风毅、“我”奶奶高大进与“老丝瓜”等系列人物在“文革”中的爱情和人性面对束缚的释放,或者欲释放而最终被压抑,强调“文革”对人性和“个人”的压抑,以及“个人”的人性与欲望不屈的彰扬(如柳爷爷自焚、“我”奶奶与“老丝瓜”一同服药自尽)。小说结尾部分写到:“然后我就置身于一座陌生的坟地,一字排开着十几座坟,坟前都有石碑,写着的名字有:常宝、陶云珠、林昭、陆兰秀、遇罗克……我点着纸钱,灰烬很快从火堆里浮游到空气里,排成清晰可辨的两个字:个人。”[xxviii]同样提到林昭,《很久以来》与《风流图卷》的差异很明显,前者通过个人命运的叙述呈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问题的复杂性,而后者通过个人命运的叙述来为“个人”呼吁。《风流图卷》的叙述呈现了“个人”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即它是基于个体伤痕记忆(“文革”中的社会政治运动对个人的规训、约束与伤害)的一种反向的对个体的强调(《三个三重奏》对李离的叙述与此接近),也被视为抗衡社会政治压制的一种方式。

  

   但如《革命后记》所讨论的,以及《三个三重奏》、《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作品所叙述的,正是“个人”的利益理性或欲望在后“文革”时代的发展,推动了新的社会分化格局的形成,催生了强调社会关系重要性的社会意识,并使得“个人”意识作为一种错觉的特征开始呈露出来。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文革”叙事的视野也相应地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上述三部作品似乎从不同角度反思了文革,另一方面,它们实际上又都是平等政治失败的产物。与八十年代的想象相反,个人主义寄托不了个人。如果“文革”不能成为反思改革中出现的私有化潮流等问题的起点,“个人主义”意识之上的“虚无”感便真是虚无了。因此“文革”不仅仅是历史,不管作者取何种立场,都无法只是回忆而不塑造今天,不产生政治。

  

   结语

  

   前面分析的三组作品从不同层面呈现了个人主义意识在当代的危机,不过,这一危机并不意味着平等政治议题会随之成为当代社会政治的中心议题。我们看到,与个人主义意识的危机同时呈现的,是平等政治的困局。个人主义意识内在包含了对于平等的诉求,基于个人主义的平等政治与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的平等政治有着不同的脉络和视野,这两种平等政治各有其危机与困局。[xxix]

  

   个人主义意识在当代中国兴起的一个契机是对于“文革”的伤痕记忆,即对当时社会政治运动对个体生活的过度介入和伤害的一种反弹,但更重要的契机在于改革开放时期个体欲望与利益理性的释放和膨胀,这与“文革”并无多少关联。人们认为利益理性必然主导社会意识,则与二十世纪平等政治失败所带来的政治虚无感密切相关。人们悲观地认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等级秩序,有的人尤其是弱势者因这种未来观而生绝望感,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更主动地认识和发现社会等级化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在政治虚无感中兴起的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摆脱这种政治虚无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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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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