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绝望感与未来——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03-15 00: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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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首师大) (进入专栏)  
无论是依赖个人,还是征用人与人的关系,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日益等级化的社会关系结构。最后小说中所有人都认为,不平等现状无法改变,问题只是能否主动适应这一状况;如果只依靠个人,缺乏社会资本积累,连自身命运也无法改变。个人挑战不平等状况的双重不可能,让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绝望感。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包含了对于“平等”的追求,[xi]这是涂自强在“个人奋斗”问题上显得有些认死理的内在原因。这部小说描述的不平等秩序无法改变的社会普遍意识提示我们,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心的平等追求,并不致力于改变、更无力改变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结构。涂自强的同学和同事们意识到个人奋斗其实是一种错觉,将社会关系问题重新提升为中心问题,为重新思考“人与物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的从属关系,也为以“人与人的关系”[xii]作为中心问题的平等观重构提供了契机。

  

   小说叙述了超越“人与物的关系”的多种契机。一是涂自强对母亲的保护。对他而言,他与家人的关系是唯一牢固的社会关系,他为寻找母亲不惜丢掉工作,并且敢于质问公司经理。他对待亲情的态度与对待恋情很不一样,创造了一种超越市场利益计算(“人与物的关系”)的社会关系,以逆水行舟的、既弱小又强大的努力抵抗市场机制的常规安排,来为自己的母亲提供保护。二是赵同学对涂自强的同情,以及篇末沉痛而含义复杂的一问:“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三是由于涂自强缺乏社会关系,会更积极地从他人对自己的“好”和温暖中感到愉悦。这些契机都包含了突破“人与物的关系”笼罩的可能性,但这些感受都是不自觉的。涂自强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新的社会关系的创造视为超越“人与物的关系”、突破既有不平等秩序的可能途径。这意味着社会性视野的丧失,社会个体走向社会团结的可能性的丧失,是社会不平等最深层的表现。

  

   这部小说显示,相对于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个人奋斗等等强调个人的主流问题意识,关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成、状况和性质这类问题逐渐得到关注。这一问题意识的变化,也是社会变迁进入到新阶段(新的秩序已经确立,那些构成社会分层的社会机制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主导性要素)的强烈信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征服”的“理性”与“纯”“真”的想象

  

   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相呼应的是,宁肯的《三个三重奏》显示,在“个人解放”意识兴起的八十年代,人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再等级化乃是一种必然。区别在于,八十年代之后社会主流意识赤裸裸地说出了这一认识,而八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对此的表述是含蓄的,个人主义意识事实上发挥了遮蔽人与人的关系日益不平等趋势的意识形态功能。《三个三重奏》强调了这两个阶段社会意识状况的区别,小说叙事者“我”将八十年代“欲望有理想罩着”的状态称为“人文”和“文化”[xiii]。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不同的是,《三个三重奏》的叙事者“我”要做的事情,恰恰是把社会关系的问题意识重新拉回到个人主义的问题范式中去,尽量不去追问这一问题,将它重新遮蔽起来。

  

   《三个三重奏》的故事框架与2000年立案的李真(曾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案情有颇多相近之处。[xiv]这部小说的中心事件是兰陵酒厂厂长杜远方与河北省主要领导秘书居延泽之间的权钱勾结,叙事者却对此一笔带过,重点写了杜远方逃匿期间与小学教师李敏芬的遇合,以及作为实习生的居延泽与杜远方的情妇李离在1988年的遇合(及杜远方对居延泽的“培养”)。八十年代以居延泽为中心的部分情节,是以居延泽在警方审案时回忆的形式展开的。这一别致的结构突出了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差异,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对于八十年代的想象。

  

   作家为全篇设定的中心问题是“欲望与理想”。权力与资本联盟是基础性的背景,“欲望与理想”是联盟形成进程中的一种自我表达。无论在叙事者“我”那里,还是在杜远方、居延泽、李离那里,“欲望与理想”都是理解自我或他人的一对核心词。法学教授谭一爻与居延泽对话的叙述,是具代表性的一处例子: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人的觉醒就是欲望的觉醒,理想还是欲望谁又能说得清呢?两者很难剥离,当九十年代人们惊讶于欲望赤裸裸的时候,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孕育了。……女人,权力,一对美妙的兄妹,那时居延泽就见识了。只是在女人和权力之间那时还有文化,还有整个八十年代说不清的精神氛围罩着,……总之有恋人间所有的一切。

  

   居延泽对谭一爻说,“那个年代是真动感情的,现在就是床,交换。” [xv]根据居延泽们的自我表述,所谓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或“人文”,主要是对于男女之情的“真”或“纯”曾经抱有“理想”。

  

   这套自我描述的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居延泽等人那里,“真”、“纯”的情感、“文化”,在八十年代已经与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紧密捆绑、无法分割。他们的自我表述,企图将情感和“文化”从这些权力和利益关系(“欲望”)中分离“提纯”出来,构造出八十年代的“真”或“纯”。居延泽强调,八十年代的“‘不单纯’也还是一种单纯”[xvi],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很好地说明了这是一种对错觉的有意识建构。

  

   杜远方、居延泽等人变化的真正要害,在于将八十年代所谓“纯”“真”的“理想”、“人文”、“文化”从其与“欲望”的共生状态中排斥出去的“理性”。这是小说对八十年代的叙述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排斥“纯”、“真”感情的“理性”的形成(放弃与采药的恋情的涂自强也有这种“理性”),以及基于“理性”而放纵欲望,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才是“个人解放”和个人主义意识的关键所在。从这些人物对自己变得内心黑暗、冷酷或者“理性”的陈述来看,[xvii]他们的变化最晚都是八十年代期间发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黑暗、冷酷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一种特征。不把握“理性”这一关键,就很容易被叙事给出的意识形态话语牵着鼻子走。

  

   小说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性”。杜远方、居延泽和李离共有的“残酷的”、“冷的”理性,是主要的一种“理性”。小说叙事者指出,这一“理性”的关键内涵是在人对人的“占有”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李离对居延泽所说的话,“我是他的人,你也是”[xviii],颇具代表性。此处提及的“严酷的理性”指的是对“是他的人”这种附属性关系的认可,以及将这种关系复制到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杜远方所谓的“冷”、“黑暗”等等,核心也是这种附属性关系,对于他而言,他与李离或李敏芬之间是一种征服者与依附者的关系,其基础是权力—资本网络。

  

   小说还偶尔提及了另一种与平等意识有关的“理性”。叙事者“我”认为,个人主义的启蒙观点有多种发展的可能,一种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建立起平等意识(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心的平等),这是“完整的理性”,另一种则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形成征服与臣服、头羊与群羊的关系,这是不完整的理性。[xix]根据“我”的逻辑,可以兼容“欲望与理想”的是前一种理性,这是理想型的理性,而后一种理性则只有欲望没有理想。这两种理性状态的对比,实际上也是形式平等与征服/臣服关系的对比。如上节所分析,无论是否依赖个人,形式平等的结果仍然是社会等级化,这两种情况并没有本质差别。以个人主义来界定个体,作为一种想象性的建构,事实上起到了将社会关系性质这一关键方面遮蔽起来的作用。

  

   确立征服/臣服关系的“理性”被认为不是“完整的”,这意味着,无论在叙事者“我”这里,还是居延泽和杜远方这里,社会不平等关系在道德上的正当性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正是由于对于社会不平等关系在道德正当性方面的亏欠有自觉意识,人们才会不断地建构“欲望与理想”并存的、“纯”“真”的八十年代想象。对于不平等关系的社会批判潮流在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但小说的叙述显示,在八十年代,创造社会不平等关系的社会阶层相对有道德自信。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今天),这种道德自足感逐渐消失了,权力—资本结构的优势虽然越来越大,对于权力—资本同盟的正当性论述却不仅没有建立起来,而且遭遇了严重的道德危机。

  

   权力—资本同盟的道德正当性危机的逐渐爆发,是九十年代以来的重要社会现象。小说借居延泽之口,提及了九十年代社会上升通道缩小的重要变化[xx]。把上述两部小说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对于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加剧的不同反应方式,一是认识到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处心积虑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如涂自强的同学和同事们),二是为避免在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受伤害而强调“硬气”的个人奋斗(如涂自强),三是自觉并有能力建立政商关系网络,反而并不强调关系积累,而是用其他的解释模式(如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对比),突出个人奋斗与个人“纯”“真”理想之间的矛盾(如杜远方、居延泽)。第三种人深刻地影响乃至塑造了前两种人的社会意识,这三种人的区别在于,第三种人实际做的一套与话语表述的一套有所不同,第一种人认识到了第三种人实际做的一套,按照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和说,而第二种人的做和说,都较多地受到了第三种人说的一套的影响。第三种人的所做与所说之间之所以存在矛盾和分裂,原因是他们不仅希望在经济社会层面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希望为此提供一套说法。其实在九十年代,他们曾经不加掩饰地以“效率优先”来论证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套说法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遭遇了思想上的挑战,但它们的社会危机要到新世纪初才全面爆发,当时社会公众通过网络等媒介批判所谓“新三座大山”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平等,并通过“郎顾之争”、SARS危机等事件的激烈辩论衍化成一场反思改革的社会浪潮,深刻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推动“公正”和“平等”成为执政党执政纲领的核心概念。正是由于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社会批判的兴起,九十年代俨然成势的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丧失了道德权威,也很难继续把“效率至上”当作替不平等辩护的主要理由。

  

   面对这种道德危机,以政商结合为基础的新兴社会群体需要寻找新的说法,来论证自己的道德正当性,争取社会意识的领导权。“八十年代”作为一种话语[xxi],与“公正”话语一样,都被挪用来为其正当性做论证。相对而言,对“公正”话语具表演性的精心挪用,是更为主要和全面的策略[xxii],对“八十年代”想象的营构,则如《三个三重奏》所呈现的,主要是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道德正当性做相对被动的辩护。在这部小说中,杜远方、居延泽有另一种绝望,即他们对政商勾结、违法乱纪的可能命运(死刑)的预判,这是杜远方所说的“黑洞”。对于他们而言,回到八十年代,多少可以获得自身的救赎。问题是,八十年代的所谓“纯”、“真”,能让他们从政商结合体的道德危机感(乃至面对“黑洞”的绝望感)中解脱出来吗?这一八十年代想象只能缓解道德亏欠感,并不能将政商结合体合理化与合法化。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八十年代”想象之所以能成为当下的一种未来蓝本——像八十年代那样就好,另一原因是,它相对于“文革”时期显得有正当性。除李离之外,居延泽们“残酷的理性”都与“文革”无关,但“文革”的负面存在,是“我”叙述杜远方、居延泽与李离的“欲望与理想”的正当性的重要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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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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