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自我认同、承认政治与政治认同

——查尔斯·泰勒的政治认同理论新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22-02-21 1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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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  
然而,泰勒指出:“自由主义不是所有文化可能的汇集之地,它只是某一种文化的政治表述,与其他文化是完全不相容的。”更准确地说, 权利自由主义只为那些认可个体自由和权利居于首位的文化提供了基础, 而与之不相容甚至与之敌对的文化则被排除在外。而当这样的文化群体得不到平等承认时, 多民族社会就极可能分裂,因为正如泰勒所言,分裂发生在“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与其同胞公民结合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

  

   差别政治也会遭遇相似的困境。差别政治要求给予个体独特认同以及所有文化群体平等的承认,如上所说,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允许个体如其所是地生活、 文化群体如其所是地存续,进而要求对个体或文化群体的价值作出肯定的判断,“承认它们具有很高的价值或至少与其他文化平等的价值”。但是,对于善的理解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关联于寓居其中的语言共同体,因而作出判断的标准也必将依赖于此语言共同体,“判断会隐含地和无意识地将他者塞进我们的范畴之中。……通过隐含地调用我们的标准去判断所有文明和文化,差别政治可能以千人一面而告终”。这种削足适履的判断会让差别政治陷入深深的种族中心主义的风险之中,其对其他文化的排斥虽然是隐含的,但程度较之普遍主义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分裂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概而言之,普遍主义政治和差别政治都因其错误地将个体的政治身份与道德身份对立起来,各执一端,而未能准确地理解自我认同,进而无法处理政治认同问题。无论哪种进路,既不能很好地理解政治中的自我,也面临着极高的政治分裂风险。泰勒在追溯现代自我的形成过程中,提供了一种对自我认同更为全面而准确的理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构建了政治认同理论的第三条进路。

  

   二、自我认同再澄清

  

   如上所述,泰勒指出,现代自我认同形成的过程是伴随着等级制度的崩塌和本真性理想的发展而来的,而这两个变化又催生了认同与承认的紧密关联。如前所述,在公共领域,平等承认的政治的两种模式都遭遇了政治认同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各执一端,未能准确地刻画现代自我认同的全貌。而泰勒则呈现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对现代自我认同的理解。

  

   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式》一书中,泰勒展示了自我认同与善之间的紧密关联:“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野的承诺和认肯所界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野内我能够试图因事制宜地确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应该做什么,或我支持或反对什么。”缺乏这种善的定位,丧失这种与善的联系,人们就无法行动,无法赋予生活以意义,也就无法理解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善是“构成性的”,是“道德的根源”,它是人们行动、行善的理由和动力。虽然现代道德哲学都试图遮蔽这样一种对善的理解,但构成性的善及其与自我认同的关联“深深地隐藏在现代道德意识的主流之中”,比如康德理论中的“理性主体”,现代人道主义所崇尚的“人的尊严感”等等。泰勒进一步指出, 人们不仅同许多特定的善共存,而且还对它们进行排序,作出性质区分,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或重要性。其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的“超善”对“我是谁 / 什么”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现代文化中的“平等尊重”就提供了一个超善的图景,它不仅“通过在现代早期阶段作为等级制的社会观念的否定的历史起源中得以界定”, 而且也对当代不充分的信念和实践进行批判。

  

   “我们在不同文化中看到的对善截然不同的理解, 是与这些文化发展出的不同语言相关的。对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们来说,对善想象通过以某种方式加以表达才成为可及的。”换言之,自我认同之背景框架 (构成性的善及其性质区分)只能存在于语言中,或部分地由语言所构成。这是因为人在本性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语言能动者(linguistic agent), 人类的语言能力最为重要的体现不在于编码和交流信息, 而在于创造意义。在《语言动物》一书中,泰勒完整地刻画了人类的语言能力。他指出,从前语言到语言的转化,语言能动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语言使其内容成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我们打开了它所编码的世界。”语言开启新世界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是接入式(accessive),“以新的方式揭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的事物”;二是存在式(existential),“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一种新的人类可能性”。在泰勒看来,人类的语言能力绝不仅仅在于描述客观事物,而在于阐明(articulation)。阐明“改变了对我们重要的东西的轮廓。它改变了我们”。当人们开启一种新的阐明、把握一种新的意义时, 实际上就发现了一种新的感受世界、体验世界的方式。“阐明式的表达阶梯”有三级,依下而上分别是:扮演(enactment)、命名或确定特定的关键特征、对其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更全面的阐释。以“尊敬长辈”为例,年幼者总被教以某种习俗, 比如向长辈鞠躬或磕头,便是在扮演“尊敬”;随着年岁增长,可发现向长辈鞠躬或磕头、不打断长辈讲话等都具有“重视和恭敬地对待”之意,且理所当然地将其统称为“尊敬长辈”;最后, 慢慢明白为什么长辈值得被尊敬、他们于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所维系着的又是怎样的文化传统等等。随着阐明式表达阶梯的攀升,人们越来越能把握住“尊重长辈”的意义,也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体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人们就这样存在于世界之中和与他者的关系之中。不仅如此,语言也在不断地赋予已存在的术语以新的意义。以“平等”为例,从希腊城邦强调公民的平等权利(排除了奴隶、女性),到今天以非歧视为名的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性婚姻, 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代社会对平等的理解“是与本真性伦理的传播以及相伴随的‘认同’概念一并成长的”。因而,语言是整全的,是一张“网”,语词和句子相互依赖, 也依赖于其产生的背景乃至整个人类生活。虽然随着世俗化时代的到来,古代社会的形而上学或宗教秩序已失去吸引力,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恢复性’仪式,在其中我们重新肯定秩序。秩序,即使对最‘世俗’的现代人来说,也是建立在特定的价值或善之上的:在我们当代的情况下,多半,这些价值或善包括人权和作为政府模式的民主”。“因此,话语不仅通过扮演和重新扮演,构成了人际关系;它也通过仪式,塑造并在重塑的同时恢复了生活于其中的更大的人类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构成了寓居于其中的个体之自我认同的框架或视野。

  

   语言只能在语言共同体中存在和得到保持。“从语言的个体发育中浮现出的基本要点是 ,语言只能从共享情感纽带的诸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交流’)中被赋予。”语言产生之前,在父母与孩子一次次的“注意力共同聚焦”的交流中就已经存在,比如父母对孩子微笑、安抚孩子、陪孩子玩洋娃娃等。这种交流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情感完善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据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称,人类之所以能从交流中发展出语言能力,最为重要的是“领悟他人交流意图的能力”, 这是包括大猩猩在内的动物都不具备的。但是,托马塞洛将个体作为出发点,陷入了“独白式的框架”。在泰勒看来,大部分对话的重点不是信息交换,而是共享。当父母和孩子共同聚焦于“洋娃娃”时,洋娃娃是“我们的”(for us)对象,而非 “我们每个人的”(for each of us)对象。“进入到共同拥有的注意力框架的能力”是婴儿能够与他人交流的条件,而且正是共同拥有的注意力产生了共有知识,进而使得大量的人类交流成为可能。

  

   依存于特定语言共同体及其所表达的善的个体,只有在与有意义的他者的对话和斗争中才形成并确认自我。这便是认同与承认的关联在个人领域的体现。“正是这种原初境遇赋予我们的‘认同’概念以意义,通过对我从何处和向谁说话的界定,为我是谁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因此,某个人认同的完整界定,通常不仅包括他的道德和精神事务的立场,而且也与起决定作用的共同体有某种关系。”广义地说,这两方面都关联着语言共同体。第一,它们都关联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共同体。“从何说”主要依赖于志同道合的共同体, 它可以是哲学家群体、 斯多葛主义的信奉者、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天主教徒等。“向谁说”则更多地关涉“历史上真实的共同体”以及“和我有直接关系的历史性共同体”, 它可以是魁北克人、亚美尼亚人等。如泰勒所说,这两方面虽有裂缝但并不相互排斥, 而是共同构成了个体完整的自我认同。“我们的认同比我们对它的任何可能的阐明都更深刻和更多面。”第二,人只有通过广义的对话才能获得意义、自我认同之视野和框架。虽然总有人超越同时代人的想象限制,但“对原创性想象的追求,除非以某种方式被置于与其他人的语言和想象的联系之中,否则将受到阻碍,并最终迷失在内在的混乱之中”。

  

   正如上面提到的关于平等的现代理解,它既来源于现代早期对作为荣誉基础的等级制度的否定,也通过对现代早期不充分的信念和实践的批判而继续拓展新的应用范围,如同性婚姻。概而言之,在泰勒看来,虽然在世俗的现代社会,古代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秩序不再为人所接受,但现代自我认同仍以特定的语言共同体及其表达的善 / 超善为背景框架。在民主社会中,它既包括随等级制度崩溃而来的对平等尊严、人权的珍视, 也包括随本真性理想而来的对独特认同、文化的重视。自我则依托于具体的语言共同体,通过与相同、相异甚至对立的共同体中的他者的对话,卷入到承认、不承认甚至误认的社会关系中而形成完整的认同。这一认同通常比政治认同中的身份维度更丰富、更复杂,它有“许多不同的参考点,它们每一个都定义了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东西。当然,如果这些成员对国家有强烈的认同感,那这两种身份最好有一些重叠”。

  

   三、国家为了什么/为了谁

  

   在完整刻画泰勒对自我认同全貌的描述之后,再回到平等承认的政治的两种模式。虽然如第一部分所言,这两种模式都没能恰当处理政治认同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错了。实际上,它们都展示了政治认同的部分面貌,只是因过于偏执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在讨论普遍主义政治之康德模式时,泰勒写道:权利自由主义“无视差异,因为(a)它在界定这些权利时坚持规则的一致适用,毫无例外;(b)它怀疑集体目标。……然而,幸运的是,自由社会的其他模式在(a)和(b)上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当然,这些形式确实要求对某些权利进行不变的辩护。例如,在决定人身保护令的适用时就不存在文化差别的问题。但它们将这些基本权利与现代司法审查文化中涌现的广泛豁免和一致对待推定区分开来。他们愿意权衡某种形式的一致对待的重要性与文化存续的重要性,有时还会选择后者。因此,它们最终不是自由主义的程序模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关于什么构成美好生活的判断———在这种判断中,文化的完整性具有重要地位。显然,我将支持这种模式”。在此,可以鲜明地看到泰勒的立场:他赞同(a),反对(b)。更具体地说,他认可自由主义模式对于基本权利的尊重,也认可将界定基本权利的规则(如宪法框架、权利法案) 一致地适用于所有个体和文化群体。但是,他不满于僵化的程序主义对文化差别的无视,如第一部分所表明的,泰勒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主张完全的文化中立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第二部分所示,个体的自我认同总是寓于语言共同体及其所表达的善 (超善)之中的,这是个体无法逃离的背景框架。并非所有的个体都直接作为基本权利的载体而获得相应的政治身份,很多个体都是作为语言、民族、价值共同体的成员而进入政治共同体的,而且,即便是作为基本权利的承载者,实际上也是特定的价值和善所造就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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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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