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卢云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经济隐喻还是理论建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2-02-20 23: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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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   卢云峰  
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对简约和精确的理论模型,再以这一模型来模拟、预测和解释经验现象的一套方法。19理论建模的特点是在已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借助数学语言、图像语言或逻辑缜密的自然语言构建理论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推论出研究假设,然后结合经验资料验证这些假设,进而对理论模型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或调整。

  

   理论建模的第一个优势是“简明性”。它以简约的假定和相对明确的规范语言构建起规范模型,再据此推论出各种复杂要素之间的主要逻辑关系。为了理解复杂的现象,研究者常常采取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程序,即先针对一些比较简单的关系得到比较精确的认识,然后再逐步加入更多的因素,从而理解复杂的现象。有时,人们通过经验观察和抽象思考已经对一些复杂的现象产生了直觉式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往往有失精确,它常常把许多因素的作用混合在一起,且无法深入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而理论建模能提取出重要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而获得更精确的认识。20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建模就体现了这种“以简驭繁”的特点。赫克托认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社会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在于: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充分解释”应能辨析经验事实中的各种要素间的因果性机制,但问题是现实世界过于复杂,且这些机制往往难以直接观察,因此理论建模的演绎逻辑有助于弥补经验归纳的局限,它能帮助我们从纷繁的经验现实中推导出一些“似真的”(plausible)机制,然后在经验观察中验证这些似真机制的推论,从而评估理论本身。21

  

   理论建模的第二个优势是“整合性”。它可以将一个研究领域已有的洞见整合进一个独立的、简约的分析框架中。这种整合性建立在统一的基础假设之上,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统一假设是“理性人”,这一假设并不是将个体视为“隐藏的经济学家”或者“自私功利的算计者”,而是假设“人的社会行动都有其目的”。其实质含义是描绘了这样一个行动逻辑链条:行动者“选择”一定的“行动”,是为了“最大化”某种“目标”,而这一“选择”又必然“受制于”某些“条件”。22根据这一逻辑链条,我们就能构建出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这为规范模型的建立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当然,假设只是研究的起点,而非研究的终点,“理性人”是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进行理论建模的起点,这并不代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人的非理性”“偏好的差异性”“文化环境的制约”等等因素,而是将这些因素放在模型的调试阶段。总之,理论建模擅长将已有的关于某一现象的不同解释整合进一个框架中,这种整合能力正是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得以成为一个“新范式”的主要原因。

  

   理论建模的第三个优势是“可积累性”。由于假设和推导都是明晰的,后续的研究就可以通过补充假定或更改推导过程等方式,在原有推论的基础上做出修正。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诸多理论模型都是对前人模型的修正和补充,是对研究问题的一次次推进,而非一次次的从头开始。实际上,隐喻式的研究方式恰恰最容易犯“重新发明轮子”的错误,理论建模则凭借逻辑的明晰性尽量避免研究的无意义重复。“可积累性”反映了理论建模的“简明性”并非对现实的过度简化,而是以相对简约的模型为基础,逐步补充更复杂的现实要素,从而得到更贴近复杂现实的模型。“可积累性”也反映了理论建模的“整合性”并非换一套术语来描述已有的发现,而是将前人的洞见整合到一个一般性知识体系的累进性过程中,这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应有的研究目标。23

  

   理论建模的“简明性”“整合性”和“可积累性”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中都有所体现,下文将以不同层次的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模型为例,展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并非一种隐喻,而是一种理论建模。

  

   (二)微观层次:宗教家庭生产模型与宗教人力资本模型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层次主要是从需求侧角度处理个体的宗教行为选择问题,例如个体为何改教或不改教,个体为何增加或减少宗教参与,等等,其中以宗教家庭生产模型(religious household production model)和宗教人力资本模型(religious human capital model)较为典型,前者是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一个规范模型,也是其他模型的基础,后者是艾纳孔将理论建模方法引入宗教社会学的代表之作,因而本文选择以这两个模型为例展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层次的理论建模。

  

   1. 宗教家庭生产模型

  

   宗教家庭生产模型是其他宗教选择模型的基础,由阿兹(Corry Azzi)和艾伦伯格(Ronald Ehrenberg)于1975年提出,故又称为“A-E模型”。24根据“理性人”假设,A-E模型假定:家庭成员选择“分配给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的时间与金钱的比例”,是为了最大化“从世俗商品、宗教商品中获得的总效用”,而这一选择又必然“受制于家庭总资产的数量”。从这一假定出发,A-E模型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U=U(Z1,Z2,Z3,……Zt……,Zn,R)]

  

   其中,U为家庭总效用,[Zt]为家庭在t期的消费,n为家庭成员死亡的时期,R为家庭来世消费,显然R的折现是在n+1时期实现的。

  

   假定家庭由一夫一妻组成,因此家庭在t期内的消费[Zt]可表示为:

         [Zt=Z(xt,h1t,h2t)]

  

   其中,[xt]为家庭所购买的市场产品的组合,后两者分别为丈夫的消费时间配置和妻子的消费时间配置。

  

   以同样的逻辑,可以将来世消费R表示为:

  

   [R=R(r11,r12,……,r1n,r21,r22,……,r2n)]

  

   其中,[r1n]和[r2n]分别表示丈夫和妻子在有生之年的各个时期投入到宗教活动(例如出席教堂活动)的时间。

  

   阿兹和艾伦伯格进一步给出了关于“家庭总资产”的约束函数,首先假设家庭计划不留下任何财产,则有生之年的消费/收入约束函数为:

  

   [t=1npxt1+it-1=]

  

   [t=1n(v+w1tl1t+w2tl2t)/(1+i)t-1]

  

   其中,p为市场产品在任意时段的价格,i是一个假定的恒定市场利息率,v是每一时期家庭外来的非劳动收入,[w1t]和[w2t]表示丈夫和妻子在t时期的工资率,[l1t]和[l2t]是丈夫和妻子在t时期的工作时长。

  

   然后假设家庭的总时间为T,根据上述定义可知,时间约束函数为:

  

   [T=hjt+rjt+ljt;t=1,2,……,n;j=1,2]

  

   有了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之后,我们便可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求解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从求解结果可得出一些启发性的推论,例如:[∂rj∂wj=(∂rj∂wj)*+lj∂rj∂v,j=1,2],表明个体工资对宗教活动投入时间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一个收入-补偿的自我替代效应和一个收入效应。只要市场产品不进入来世消费的预期收益函数,即不存在赎罪券之类的产品,那么替代效应就是负的(因为工资率的增加使得宗教活动的成本大于消费市场产品的成本),否则其符号就将由消费的相对时间密度来决定。于是我们可得出假设:一般情况下,工资率增加,则宗教参与水平下降;家庭外来非劳动收入增加,则宗教参与水平上升。阿兹和艾伦伯格随后用数据资料和统计模型验证了上述假设。

  

   然而,我们在此应关注的不是A-E模型的结论,而是它的研究方法。A-E模型首先根据已有研究界定模型中涉及的概念,然后进行模型设定,从而构建理论模型并从中推论出研究假设,再从理论建模过渡到经验建模,即以经验模型检验所得出的研究假设,进而评估理论模型本身。这一过程可简述为四个步骤:概念界定(模型准备)——理论建模(模型设定)——研究假设(模型推论)——经验建模(模型检验)。可见,一个完整的理论建模研究包含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往复循环,既有理论层次的抽象化,也有经验层次的具体化,避免了从理论到理论的自说自话和从经验到经验的重复论证,同时为后续的研究指明方向,因而能真正推动一个研究问题在知识层面的进步。

  

   2. 宗教人力资本模型

  

   艾纳孔对A-E模型的改进体现了理论建模的这种“可积累性”。艾纳孔认为,A-E模型只将宗教参与视为一种来世消费的做法过于保守,实际上,宗教参与具有经验效应,它在消费的同时也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人们投入到宗教活动中的时间不完全要等到来世才能折现,在现世中也能以“宗教人力资本”的方式带来收益。25艾纳孔于是对A-E模型进行了改进:

          [Rt=RT,X,SRt=R[Y(T,X),SRt]]

         上式表示在t时期的宗教商品[Rt]的生产中,T是宗教的时间投入,X是宗教的物品投入,[ SRt]是宗教投入的人力资本效应。Y代表了时间投入与物品投入的一个指数。由于人力资本随经验累积而增加,[SRt]在一个时间段内的增加额可用它的一阶导数来表示:

         [SRt.=F[Y(T,X),SRt]-δSRt]

   其中,F表示经验的总增加额,[δ]表示经验效应的贬值率。设家庭的总资产为A,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汉密尔顿函数H:

         [H=URt-pSRt.+q(A)]

   其中[p]表示人力资本的边际价值,[q]表示总资产的边际价值。对汉密尔顿函数进行最优求解,即可得到一些富有意义的研究假设,例如我们可以得到一个A-E模型的年龄效应的替代模型,即宗教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不是因为折旧率的降低,而是因为人力资本增加所引起的一种“理性成瘾”。26

  

艾纳孔虽然给出了A-E模型的替代性解释,但依然是在统一的基础假设和分析框架下进行的,属于理论建模正常发展的一个过程。相比之下,隐喻论给出的替代性解释则缺乏这种一致性,例如,布鲁斯认为宗教人力资本模型的经济隐喻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用“社会化”来解释生命早期的改教行为,也可以用“接触机会和相似性”来解释宗教内择偶的现象。27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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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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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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