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默多克:对抗的联结: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 次 更新时间:2022-02-20 23:51:03

进入专题: 平台资本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  

格雷厄姆·默多克  
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实践经验,这些计划被束之高阁。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特朗普和约翰逊都将其比作季节性流感,并声称它只会略微干扰日常生活且很快消失。基于这一判断,两国政府采取了缓解而非消除病毒的应对策略。他们对遭受疫情的国家发布的经验和信息视而不见,甚至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更为接近的国家——如意大利的经验也未能受到重视。两国政府都优先考虑保护易受感染的老年人,却允许病毒在年轻人群中传播,其计划是等待感染者恢复健康并获得自然抵抗力后建立群体免疫。因此,英国和美国的封锁措施执行得太晚,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又解除得太早,导致感染率和死亡率进一步上升。

   相比之下,新西兰倚仗海洋国家的地理位置当机立断关闭了边境,实施严格封锁的同时全面引入定位、追踪和隔离系统。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与科学界之间总是发生龃龉,摩擦不断,导致其向公众提供的建议不一致;而在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和卫生总干事阿什利·布鲁姆菲尔德(Ashley Bloomfield)则会在每日的媒体简报中清楚地解释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特朗普和约翰逊都强调必须尽快重返工作岗位,恢复个人行动自由;阿德恩则呼吁民众一齐为公民理念的核心价值——公共利益(common good)承担责任,在全国唤起了一股体育事业一般的献身精神,将新西兰打造成了一支“500万人的团队”。阿德恩所属政党在2020年10月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这是自1951年以来新西兰执政党取得的最好成绩,有力地证明了政府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而严格采取的紧急措施获得了公众支持。

   当然,要充分了解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其历史经验、自我定位以及其对自身在世界秩序中所处地位的认知对其治理模式所产生的关键性影响,我们需要超越当下的事件去探索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而成的复杂因素。

  

   三、直面灾难:在世的遗产

  

   新冠肺炎是第一次在数字通讯技术发挥核心作用的情景下暴发的全球大流行病,但它并不是第一次大范围内导致众多死亡病例的大流行病。曾经的灾难留下了鲜活的遗产,既包括为遏制感染而采取的各类应对实践,也包括由此建立而成的更广泛的社会响应和文化建设机制。

   1347年秋,12艘来自黑海的船只停靠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船员身上长满了渗出鲜血的黑色疖子,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亡。他们感染的是淋巴腺鼠疫,以手臂下、颈部和腹股沟出现的淋巴腺肿胀而得名。这一疾病的晚期症状是肺部感染;与新冠肺炎相似,它也可以通过咳嗽产生的空气飞沫传播;另外,鼠疫的传播途径也来源于动物,其致病菌存在于一系列小型哺乳动物中,尤其是老鼠。中世纪时期,老鼠在航船上和城市中随处可见,它们身上携带着大量跳蚤,因而很容易通过跳蚤将细菌传染给人类。鼠疫一经出现,便在城市及周边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并沿着贸易路线呈扇形扩散至欧洲的几乎每个角落。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鼠疫在当时堪称绝症。

   曾被称为疫病(pestilence)或鼠疫(plague),后来因为深色肿胀的典型症状而得名“黑死病”(black death)的这场大流行病从西西里岛席卷整个欧洲,五年时间夺去了两千多万条生命,几乎占欧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一。直到近两个世纪后的1500年,欧洲人口才恢复至1300年的水平。此后,鼠疫在欧洲持续复发——包括1665年至1666年间的伦敦大瘟疫,夺走了该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约10万人在那次瘟疫中丧生。

   尽管我们与鼠疫的受害者之间隔着漫长的时空距离,但面对这起事件——西方历史上最具创伤性的事件之一,那时人们的反应至今仍回荡在历史上空,而彼时为了防止鼠疫感染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今看来更觉似曾相识。鼠疫暴发后,作为一种隔离(quarantine)手段,在港口扎营的水手被要求在船上停留40天,这一术语后来被用以指涉各类强制隔离活动。许多人被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或面罩。那些能够承受失业的人将自己隔离在家,并努力寻找打发时间的新方法。欧洲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写于1353年,正是鼠疫肆虐佛罗伦萨的五年之后。书中记述了一群年轻人为躲避瘟疫而隐居在城市旁的山丘别墅时互相分享的有趣故事。而梅兰妮·肯尼迪(Melanie Kennedy)在论文中描述的一群创作幽默视频和表演即兴舞蹈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平台抖音海外版(TikTok)上的年轻人,正是佛罗伦萨那群年轻人的后继之士(Kennedy, 2020:1069-1076)。

   1894年,法国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最终鉴定出了导致淋巴腺鼠疫的细菌,即杆状耶尔森氏鼠疫菌,为抗生素治疗铺平了道路。他的发现与如今可以被称为现代社会第一次大流行病的暴发时间相契合,这其中,加速了的全球联结状态发挥着核心作用。

   1880年至1883年期间,一场流感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至少100万人死亡,此后的一些估算统计甚至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归功于新铁路系统提供的快速运输线路以及取代了马匹和帆船运输的水运航线,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现第一批有记录的病例后仅两个多月,疫情就传染至美国。新的洲际电报网络使各种信息和猜测几乎瞬间被传达给了正迅速扩张的大众媒体。

   围绕着全球重大传染病从何而来,如何暴发,以及谁应该对此负责等问题持续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又与国家内部和更广泛地缘政治领域的权力转移形成共鸣。在西方,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与专制民粹主义转向和西方日益增长的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情绪产生了共振。这两种政治潮流在过度党派化的主流媒体上,以及热衷于传播未经证实的猜测和阴谋论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获得了充分曝光。

   四、数字化失真:虚假信息和阴谋论

   西方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推特、“YouTube”(归谷歌所有)、脸书及其拥有的另外两个社交软件“WhatsApp”和照片墙(Instagram)在传播和放大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们的经济属性内在地包含一种偏见,即更青睐那些可能持续吸引注意力的消息,因为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它们生成的数据就越多。这导致大量耸人听闻的言论和宣扬阴谋的消息在平台上泛滥。通过算法监控与人工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内容进行把关,如今被证明是无效的控制机制。美国主流有线电视频道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进一步为新冠肺炎疫情阴谋论在美国的传播推波助澜。此刻,我们再次看到政府监管后撤为新的传播空间开辟了道路,这一案例中退出的监管即是此前要求广播公司必须展示竞争性观点的“媒体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已于里根政府时期被废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阶段,日益增长的公众焦虑和不确定性为这些扭曲的报道提供了广泛传播和获得公众支持的沃土。五花八门的阴谋论塑造了不同版本的中央集权民粹主义者形象——一群意图巩固其对“人民”统治的影子精英。一个广泛分布于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户声称,微软(Microsoft)公司创始人、根除可预防疾病运动的主要捐赠者比尔·盖茨(Bill Gates)参与了一个利用新冠肺炎疫苗来植入控制芯片的阴谋(Thomas & Zhang, 2020)。因为顾虑可能的潜在影响而反对先进技术的声音,也为那些鼓动人们破坏5G(下一代无线数字连接)设施的社交媒体信息提供了支撑。这一现象与上文描述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出现的言论相互呼应,致使当时的抗议者拆掉电线杆,坚信感染是通过电线中不可见的电脉冲进行传播的。抗议5G的活动还受到西方流行文化中另一个长期存在的主题——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惧——的影响。特朗普总统决定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国领先的5G供应商华为公司合作或从华为公司购买设备,这类官方表态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焦虑。

   包括实验室阴谋论在内的诸多阴谋论生动地展现了民粹主义政治倾向与社交媒体平台和已然党派化了的主流媒体相互勾连后生成的复杂传播形态。正如蒂莫西·格雷厄姆(Timothy Graham)与其同事的研究揭示,2020年3月下旬的十天时间里,生物武器阴谋论在推特上的传播量超过500万人次,最核心的882条推文获得众多用户的转发和点赞。而绝大多数原始推文来自28个消息源,均属于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右翼的支持者(Graham, 2020)。这些阴谋论的广泛传播充分证明,有组织地利用推特的“趋势话题”算法完全可以将源自政治辩论边缘的言论主张推入公共文化的主流视野。

   格雷厄姆·默多克的研究与马特·莫塔(Matt Motta)及其同事的研究共同揭示出实验室阴谋论和其他阴谋论变体的传播范围正是经由右翼媒体而被进一步放大的。具体到美国,研究显示,福克斯新闻发挥了核心作用。莫塔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的两个关键月份,即2020年2月和3月,美国右翼媒体报道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信息(3839篇)是主流媒体(1541篇)的两倍以上(Murdock, n.d.; Motta, et al., 2020:335-342)。

   在担任总统期间,特朗普有意将上述分裂的报道倾向政治化,以此作为动员其核心支持者的主要策略。他一再驳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其他主流媒体为了坚持新闻准确性原则而针对其言论和政策提出的批评,一边称其为“假”新闻,一边几乎完全依赖在推特发表的个人言论以及福克斯新闻的背书,如此分裂的媒体系统塑造并强化了整个社会中的两极化认知。

   拉斯摩斯·尼尔森(Rasmus Nielsen)及其团队于2020年3月至4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印证了上述分裂的顽固性。在自称右翼的参与者中,相信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消息的人(68%)接近相信主流媒体(35%)的两倍;那些自述持左翼倾向的人则几乎完全相反,其中70%的人相信主流新闻机构而仅有30%相信政府。研究还表明,那些右翼群体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Nielsne, 2020)。同时,莫塔的研究显示,那些仅接受或有时接受右翼媒体信息的人更倾向于相信新冠肺炎病毒是在实验室制造的(Motta, et al., 2020:335-342)。

   当人们急于寻找新冠肺炎疫情的替罪羊时,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的印度成为又一个独裁民粹主义在国内获得重大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国家。莫迪自上台以来一直拒斥曾经支撑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多元文化主义,并意图重新将印度教文化塑造为印度的核心价值,法蒂玛·尼扎鲁丁(Fathima Nizaruddin)对印度国内的“WhatsApp”小组进行非参与性观察研究后发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小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将矛头一致对准了属于少数派的社群,指责那里的人故意传播病毒;而一场针对大多数人的线上“新冠圣战”(Corona Jihad),又加剧了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紧张局势。针锋相对的网络对抗不断上演,其结果是使印度国内孵化出了一条闭合的传播回路,维持着尼扎鲁丁所描绘的“仇恨生态系统”(ecosystem of hate)(Nizaruddin, 2021:1102-1119)。

  

   五、线上和线下生活:创造力与社群行动

  

搜索信息只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方式之一。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主流网络平台已经被塑造为个人表达的主要场所,连接四散各地的朋友和家人的关键节点,以及建立新型合作模式的必要基础设施。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封锁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行为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平台资本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经济与组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606.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