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范欣:党的基本纲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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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进入专栏)   范欣  
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针对中国经济落后的社会现实,也指出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但也需要城乡兼顾。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科学分析了国内的社会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中国经济的五种主要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体提出了经济政策十五条,指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要让“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及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和准则(武力、王丹莉,2011)。

   辛亥革命宝贵的经验教训、五四运动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为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起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思想伴随着新民主主义不同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产生和发展,主要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阐释等,体现在为建立“统一战线”、夺取政权而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渡”政治经济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纲领确立与经济规律探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开展了3年国民经济恢复方面的工作,这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使得党中央重新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总路线,逐步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转变,进行“一化三改”,即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可以看出,中共八大对当前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深化认识,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前所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基本纲领很快出现了变化与调整,开始转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思想,国民经济也因此深受重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经济规律的探索一直在持续,也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济思想。

   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毛泽东曾准确指出过渡时期的时间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表明新中国成立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全面建立,接着就是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介于两个社会阶段的时期被称之为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既具有一般性,也有自身特殊性。这种一般性体现在中国不能强行通过所有制改变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从苏联转型经验来看,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如何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进行了曲折而又艰辛的探索,从早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方法转变为新经济政策,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创造,但也表明无产阶级在已经夺取政权的前提下强行改变所有制关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要想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性体现在这一过渡时期并非两种社会制度转变的中间阶段。苏联革命和建设是基于旧俄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但从中国过渡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终点是社会主义制度,起点却无法予以明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各个阶级合作,共同发展,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再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但从3年经济恢复时期情况来看,土地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未完成,还需要通过土地革命来消灭封建主义制度,也要继续进行解放战争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要在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让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卫兴华,2015)。事实上,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具有过渡性质,但过早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上是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认识不清,是对经济规律认识不够深刻的体现,从政策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长期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其中,“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是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这次改造触及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如何协调各方利益,通过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来维护国内社会稳定,党中央吸取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进行改造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强制性的集体化和强行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是采取渐进式的合作社制度以及和平赎买政策来缓和国内各阶层间的矛盾,这也将有利于经济政策的有序推进。具体来看,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加入合作社。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列宁根据苏联在新经济时期的经济建设经验也指出,合作制是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适当形式,提出了“公社”“劳动组合”“协作社”等集体农业组织形式。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分散的个体经济已经不能有效地支持国家工业化发展,公有制下的合作制通过分工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这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比重高达96.3%,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占比高达91.7%。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对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努力将剥夺者变为劳动者。事实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提出但并未实现的“赎买”政策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制定。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执政地位,夺取资本家的全部生产资料,将其变为全体人民所共有的生产资料,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则。但是,究竟利用什么手段是值得商榷的。从苏联的经验来看,他们是通过内战和行政指令强行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建立了全民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资本家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此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拥有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农村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或正在被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等。为此,考虑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通过初级形式(如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如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立足中国国情,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逐步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以温和的方式进行赎买,这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创举。数据显示,截至1956年,全国私营工业的99%和私营商业的82.2%分别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底,工业化在“一五计划”指导下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得以实现。国内开始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采用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那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发展或者限制商品经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早已不复存在,但这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斯大林也指出,国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殊的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生产,而流通和交换的过程集中在国营企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之间。“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调节者’。”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强调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有利的工具。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针对当时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也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陈云同志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均衡发展思想,在工商业经营、生产计划和市场组织方面避免一刀切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情况,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并未将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相对立,而是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正确区分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加以结合并有效运用,走不同于苏联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是中国领导人结合国内实际和当前发展阶段所做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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