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适生科技与高科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22-02-04 23: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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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 (进入专栏)  
形成能够对自然进行精确对象化发问的科学理论和实验设计,在反复的检测和理论修正乃至革新中,严刑拷问自然,逼她吐露出在别的情况下本会隐藏的秘密。所以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就不只是对经验的观察、归纳、消化、联想、提炼乃至慢慢地体会(如广义的博物学),而是主动地和残忍地(想想那些以动物活体所作的实验吧)定位逼问。因此,它获得的成果——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就是更加突出的、充分对象化的、总无止境的和惊人的,如果不是令人惊恐的话。由此可见,在高科技中,体现数学因素的科学占了上风,成为知识之神、国王、将军,起码是帮主;而技术则沦为实验性的角色,充任祭司、官吏、农夫、工匠、核查员、战士、打手、行刑者,丧失了它从头引发思想的大部分功能。

   上面的讨论让我们看到,这种高科技的可怕创新力量建立在它的偏执之上。数学因素既能出奇,又体现出了偏执,它让人只看到形式突出者的存在和价值,而且倾向于A∧A(不是甲就是非甲)的二选一架构。以科学假说加极端化的实验来拷问自然,居然就能拷问得出来,这本身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违背了人们的常识,其中的关键还是数学因素。数学这种似乎是自恋的——直观自明的纯形式化棋艺——的游戏,却可以透露出茫茫宇宙和大千世界的某种关键信息,对于囿于日常经验的意识而言,实乃不可思议之事。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万物的本原”,却没有讲出很中肯的原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⑨对此给出的理由是:数学是人类感性直观的纯形式(空间和时间)表达,而人类应对世界只能透过这种形式,就像你永远戴了一副有色眼镜。如果有一种知识,也就是数学,它能展示这副眼镜(首先是镜片)的内在构成机理,那么对你了解世界的秘密肯定大有帮助,起码能够给出重要提示。康德的回答尽管很有启发,但也有重大疏漏。比如,他断定古希腊式的数学是感性直观纯形式的唯一表达,以及牛顿物理学是对物理因果关系的唯一表达,就失之独断;后来非欧几何的发现表明,几何学可以不止一种,过直线外一点可能做出不止一条平行线;而物理学在20世纪的新发现,以相对论、特别是量子力学为代表,也说明线性的或定域的(local)因果关系,只是理解存在者关系的一种,而且是比较粗糙外在的一种。

   虽然康德的这种判断失误似乎只是关乎西式数学和科学,但这种根底处的反例(结合库恩的“范式”说)还是显示出,康德所谓的“先天”有效范式,或人认知世界总会带有的“必要偏见”(库恩语),并非一元化的,也不必是形式化数学的和线性因果性的。只要能形成“研究范式”(paradigm)⑩,具有某种形态的推衍力,能直接体现先验想象力的原构造,那么就有伸展出理论预设从而引导实验的能力。比如,数学可以不那么形式化,就如中国的《九章算术》(刘徽注)所显示的,甚至《易》象数也是一种有某种先天推衍力的“象思维”构架。并没有一个标准能衡量尽所有范式的优劣。(11)可见,不同的研究范式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高科技研究范式的特点是数理形式化、精准对象化、强力化、竞争化,推崇这些长处的标准也属于此范式,而以往的另一些范式,比如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泛神论的和亚里士多德的,并不会赞同这样的标准。

   适生科技为何必是多样互补的

   广义技术或技艺的在先性使得科技本身一定会参与相关人群的意识、价值观和生命意义的构成,并不存在价值中性的科技。换句话说,科技不只是工具和忠仆,而是人的幼年保姆甚至义母,以及成年人的师父和密友。所以对于人类来说,适生科技或最佳保姆和师友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对于“何谓适生”,即“什么是最适合于人的生存方式”或“人生的终极意义何在”这样的问题,也无法找到一个形式突出的唯一答案。任何人群都在追求他们认同的幸福生活,但只要以对象化的明确方式、比如边沁式的幸福指数或快乐七标准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哪个会被普遍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甚至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时候,对其适生形式的表达也会不一样。但这也并不是一个“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的发散局面,不然不同的人群之间就无法有效交流了。我们总能感到,这种适生追求是有收敛方向的,特别是当我们突破成人的标准化,将人生意义的视野拉长到也包括童年和老年时。比如,一颗赤子之心不只是追求满足生理需要,也有恍惚中所朝向的价值追求。(12)同理,我们知道应该有适生科技,但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对之虽有感觉或直觉,但却不能从正面说得完全清楚明白,或不如说是当它被说明白时,很难得到实际人生的普遍赞同。然而,我们却能从反面来接近它,也就是说,我们的确知道它不会是个什么样子,就像我们回忆一个名字时,虽然想不起它是什么,却知道被建议或被说出来的某个或某些名字不是它。

   我们明确地知道,高科技本身不是适生科技,高科技崇拜是一种误人导向。高科技成果对于人类来说,有时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度危险的,比如一些化工产品(塑料、杀虫剂等)、废气排放、热核炸弹、各种污染垃圾、纳米材料、基因改造、超级人工智能(还有待实现)等等。一句话,高科技有能力制造天使和恶魔,却没能力把恶魔关到瓶子里。而其他科技,比如中国古代科技、古埃及科技、印第安科技,虽然也能大致满足当时的生存需要,却不会带来这类危险。而且,随着高科技的“总要更高”本性的驱使,它的未来产品会更具有改造世界和人类基本结构的力量,也就更加危险。

   但高科技崇拜让人看不清楚这种危险的紧迫性和致命性,或者让人相信这种危险即便有,也只能靠更高的科技来解决,绝无用其他科技来替代或部分替代以解决问题的可能。例如,烧煤污染,就升级为烧油;更污染?那就用电,电动汽车会减轻城市污染。大量的电从哪里来?热电场也污染,就建核电站。核废料会长期污染?那就在将来建核聚变的电站。生产和处理电池有污染?那就再找污染少的……地球被污染得让人住不下去了?那就移居其他的“类地行星”。无论如何,总有“更高”的希望和许诺在前边吊着,让高科技引出的一切灾难都成为永远进步中的曲折。高科技的自我改进永远可能,所以它也就总是唯一的人类选择,只是因为它能大大增强我们改造自然和人类本身的能力,不管它是否正在将我们带向越来越危险、也就是容错空间越来越小的生存境地。想一想,如果人类的未来希望就在于驶离地球的小小宇宙飞船上,或在比地球生态糟得多的火星移民地上,那么对于高科技及其意识形态将我们带向何方,就会有一个直觉判断了。

   高科技崇拜实际上是对人类意识的超级绑架,逼我们永远付出信任这种科技的赎金。一句话,高科技崇拜压抑了人们的先验想象力,将其束缚于现代性和高科技范式所创造的高大形象和价值结构之中。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闷裹住人的本源思想自由的新宗教裁判所。

   尽管有这些批评,但这里也并非要主张所有的社团、民族乃至人类抛弃掉高科技。先不说这种抛弃在现实上是不是可能,只就适生科技的思路本身来说,一种偏激、盲目但确有强效的科技,如果处置得当,打破其垄断,避其短而用其长,对于人类应对未来不测的变化,也是有益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恢复对所有科技、包括高科技的选择权和处置权,不能让高科技本身的价值取向——追求强力和控制——垄断我们的生存自由和思想自由。人类首先要生存,而且是长久的良好生存,所以适生科技是我们的选择方向。而如上所论,“适生”有意向(或意象)却无定形,所以适生科技也没有清晰可辨的明确形态。高科技不是适生科技,但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科技,如以上提及的中国古代科技、古埃及科技、古罗马科技、印第安科技等,在现在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就其整体而言,也不是适生科技。那么,为什么各个非适生科技的并用就可能产生适生科技呢?这应该不难理解,就像每一个还不是钟表的零件的恰当组合可能产生准点报时的钟表一样。

   首先要有组成适生科技的“零件”,也就是多种功能不同的科技。既然我们知道适生科技不会是单一科技,那么无论某种科技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多么抢眼,也绝不能让它独霸天下,而要树立科技领域中的反垄断意识,尽量鼓励不同种类或不同范式的科技的共存、竞争和相互间的取长补短。简言之,适生科技必须是多样化的,而且这种多样也不是散漫无归,而是内含人类良知(比如表现为否定形式的良知判断)的隐形制约。如果所期待的多样化和良知导向果真能同时存在,那么我们所处的生存形势就会大大改观。比如现在交通凭借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如汽车、飞机、高铁等,如果科技适生化了,那么在可行的地方,就会尽量鼓励传统科技和绿色科技(它可能是高科技与传统科技结合的改进型)的参与,比如凭借改进过的马车(美国的阿米什人一直到现在,都基本上在用马车出行)、自行车、风力工具等来实现。

   为此,完整的、体现人类生命时间,尤其是代际时间的技艺或技术,应该取得优先地位。我们必须为人类后代找到柔和善良和多种多样的保姆和师友,而不能让某一位狠角色独占家的生存时空。虽然现在“他”——科技“老大哥”或“Big Brother”——已经成了家庭管家和教头,但技术首先面对的毕竟是小孩子,他/她们还听不懂“天演论”那样的弱肉强食的道理和“高科技是唯一真理”的布道,也玩不了手机,而只愿听儿歌母语、被抚爱,喜欢真情的欢笑和互助公正的行为,所以,尽管高科技越来越控制大局,但其他的可能也还有,只要赤子之心和亲亲之爱还存在于这个世界,只要人们还能倾听大自然本身的呼声。毕竟,是技艺引领科学,童年的技艺还没有与亲爱完全分离,而大自然对童年和青春的感召也还在。

   以亲爱或亲亲为源头,儒家主张“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即有道德和“多”“艺”(《论语·子罕》)、“游于艺”(《论语·述而》)的人,不应让自己局限于某类技术的“容器”里。以自然为源头(《老子·二十五章》),道家主张“有什伯[佰]之器而不用”(《老子·八十章》),也就是不可使用那种成十上百倍增长效能的巨力器具;因为“有[此‘有’可理解为‘贪有’‘崇尚’]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当然,我们关注和借鉴儒道的技术观,不等于将中国古代科技等同于适生科技,但也不认为那种传统科技及其价值观完全过时而无用了。

   华夏古代智慧的要求是,技术或科技不可反自然或摧毁自然整体,不管这自然意味着人生自然(比如家庭)还是生态自然。只要满足这个条件,那么任何科技都可登台。适生科技欢迎多种多样的科技,包括高科技,但条件是任何科技都要有利于、起码不破坏人类的长久和良好的生存,其中当然包括对人文自然及生态自然的保护。即便我们不明确地知道最佳科技的细节,但我们已经知晓,某些科技发明或它们的某种应用是会破坏人类生存的,比如上面例举的一些。我们还知晓,一种科技绝不足以应对当今和未来的复杂挑战,必须有尽量多样科技的各擅胜场、相互补充和应时启动,才有可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所以,中国、各国及联合国应该设立相关的研究院来评估众科技的适生性,并由各自的科技部来据此管辖科技,按照适生科技的思路来立法并贯彻执行。

   应对新冠疫情中的科技

这次新冠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和应对,暴露出高科技的一些局限,特别是高科技崇拜的漏洞。首先,在非典出现仅仅十几年后,又暴发与之类似的病毒所引起的大规模疫情,说明高科技面对威胁人群的新疫情,还缺少有效的预知、预防措施和治疗办法。而且,高科技目前还不能提供可直接消灭该病毒的特效药,于是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疫苗。即便广泛注射疫苗抑制了疫情,但也已然丧失了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机。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科技人员的无能,而是高科技的特点决定的。精确对象化的研究方式要求对象出现后并且是被仔细(比如基因层次上的)辨认后才能研究,这就预设了一段时间差。此外,传染病的病源也不是完全可对象实体化的。你可以用疫苗控制甚至消灭天花,较有效地应对霍乱、疟疾和血吸虫病,但病原体是活物,它们中的一些会随时间进程而变异,适应新的医药、人体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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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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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2021年第3期20-28,共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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