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云飞:大数据检查的行政法构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22-02-03 2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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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云飞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158页。

   [10]姚海鹏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导论》,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11]洪磊、朱晓峰:《国外情报主导警务研究综述》,载《现代情报》2019年第11期,第169页。

   [12]参见赵炜:《公安改革40年:历程、经验、趋势》,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页。

   [13]关于警务预警系统的运行,参见张可:《大数据侦查之程序控制:从行政逻辑迈向司法逻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2期,第133-135页。

   [14]参见高文英:《警务数据的应用与执法方式改革探究——以贵州、四川泸州警务数据的应用为例》,载《警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6-9页;也有学者将公安机关的大数据预测应用的案件类型分为交通纠违型、预防特定犯罪型和确保城市安全型三类,参见张咏:《论行政检查启动的规范化路径——以警察行政检查为例证》,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47-148页。

   [15]参见张泽涛:《初查的行政执法化改革及其配套机制——以公安机关“行刑衔接”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1-116页。

   [16]参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环办厅〔2016〕23号,2016年3月8日发布。

   [17]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通知》,税总发〔2015〕113号,2015年9月28日发布。

   [18]Ossenbü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Verwaltung, JuS 1979, S.681ff.

   [19]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20]“行政检查是保障行政法实施的积极行政活动方式,而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是保障行政法实施的消极行政活动方式。”参见朱维究、刘永林:《论行政检查与行政法实施——以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得到真正落实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7期,第4页。

   [2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发〔2004〕2号,2004年1月14日发布。

   [23]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95页。

   [24]参见马颜昕:《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139页。

   [25]参见宋华琳:《行政调查程序的法治建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139页。

   [26]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27]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1页。

   [28]参见范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制度的规范建构——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270页。

   [29]参见《行政处罚法》第41条。

   [30]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458页。

   [31]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32]黄学贤:《行政检查》,载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页。

   [33]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89页。

   [34]在王阿兰诉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行政检查案中,法院认为,“温州交警支队四大队在道路上设卡检查违法车辆,系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行政检查行为……该交通行政检查行为是否合法,是否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行再字第2号行政裁定书。

   [35]参见王锴:《论行政事实行为的界定》,载《法学家》2018年第4期,第59-60页。

   [36]See J. Angwin, J. Larson, S. Mattu & L. Kirchner, “Machine Bias: There’s Software Used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dict Future Criminals. And it’s Biased Against Blacks”, ProPublica, Aug.17, 2021, http://hffgb19c067f68a284823sxnw0u5np9w9f6o96.ffhb.libproxy.ruc.edu.cn/article/machine-bias-risk-assessments- in-criminal-sentencing, accessed December 31, 2021.

   [37]See S. J. Saunders, P. Hunt & J. S. Hollywood, “Predictions Put into Practice: A Quasi-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Chicago’s Predictive Policing Pilot”, 12(3)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366(2016).

   [38]See Gerstner, Predictive Policing als Instrument zur Prävention von Wohnungseinbruchsdiebstählen, Evaluationsergebnisse 2017, S.84.

   [39]BVerfGE 115, 320.

   [40]参见张可:《大数据侦查之程序控制:从行政逻辑迈向司法逻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2期,第134页。

   [41]何帆:《我们离“阿尔法法官”还有多远?》,载《浙江人大》2017年第5期,第47页。

   [42]参见查云飞:《人工智能时代全自动具体行政行为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69页。

   [43]参见马长山:《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境遇及其应对》,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第107页。

   [44]Dürig, 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 AöR 1956, S.119ff.

   [45]参见王燃:《大数据时代侦查模式的变革及其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112页;谭俊:《大数据技术在警察执法中的应用及挑战》,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29页。

   [46]程雷:《大数据背景下的秘密监控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载《法学论坛》2021年第3期,第15页。

   [47]参见赵艳红:《大数据监控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以隐私权为中心的探讨》,载《交大法学》2020年第4期,第133页。

   [48]单勇:《跨越“数字鸿沟”:技术治理的非均衡性社会参与应对》,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第69页。

   [49]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权益的性质》,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第4-5页。

   [50]吕炳斌:《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参照》,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55页。

   [51]Rademacher, Predictive Policing im deutschen Polizeirecht, AöR 2017, S.366(368).

   [52]参见元轶:《证据制度循环演进视角下大数据证据的程序规制——以神示证据为切入》,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3期,第141页。

   [53]郭春镇:《对“数据治理”的治理——从“文明码”治理现象谈起》,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1期,第64页。

   [54]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96-397页。

   [55]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56]参见余凌云:《交警非现场执法的规范构建》,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37页。

   [57]《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第3项规定:“去标识化,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过程。”关于个人信息的聚合化利用,参见林鸿潮:《个人信息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利用及其限制》,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第11页。

   [58]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

   [59]Schoch, Polizei- und Ordnungsrecht, in: Schoch(Hrsg).,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15. Aufl., Rn.133;林明锵:《由防止危害到危险预防:由德国警察任务与权限之嬗变检讨我国之警察法制》,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4期,第172页。

   [60]参见张泽涛:《初查的行政执法化改革及其配套机制——以公安机关“行刑衔接”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1-116页。

   [6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62]参见谢澍:《人工智能如何“无偏见”地助力刑事司法——由“证据指引”转向“证明辅助”》,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4页。

   [63]参见马颜昕:《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146页。

   [64]中共中央、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2021年8月发布。

   作者简介:查云飞,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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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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