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知识分子的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5 次 更新时间:2022-02-02 0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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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是日本对开放之门的关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真诚的、投入的技术专家的声明常常让人惊奇地洞察到在最近的野蛮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看看经济学家理查德·林道赫姆(Richard Lindholm)在1959年的评论,他如此表达了自己对“自由越南”的经济发展失败的挫折感:“……如何使用美国的援助由越南人如何使用其收入和存款来决定,大部分受美国援助支持的越南进口货物要么是消费品,要么是直接用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原材料,这一事实说明越南人渴求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愿意拿皮阿斯特(90)购买就表明了他们的渴望。”91

   简而言之,正如越南人民在自由市场中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渴望拥有别克汽车和空调,而不是炼糖设备或筑路机器。不管我们对他们的自由选择多么表示悲叹,我们必须允许这些人随心所欲。当然,在乡下偶尔也会碰到那些负重的两脚兽,但正如任何政治学研究生所能解释的那样,他们不是负责任的、现代化的精英,因此与人类只有表面的生物相似性。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诸如此类的态度造成了在越南的屠杀。我们最好直率地正视这些态度,否则就会发现,我们的政府正把我们领向一个对越南的“最终解决办法”。不可避免的是,未来还会有很多个越南。

   让我们最后回到麦克唐纳和知识分子的责任。麦克唐纳引用了对一个死亡集中营出纳的采访,当被告知苏联人要绞死他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并问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做了什么?”麦克唐纳总结说:“只有在其道德准则与权威发生了难以容忍的冲突时愿意亲自抵抗权威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谴责这个死亡集中营的出纳。”在我们每天读到越南又发生了暴行时,在我们编造、说出或容忍为下一次捍卫自由的行动而辩解的骗术时,倒可以问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

   (本文修改自在哈佛大学的演讲,1966年6月发表在《万花筒》[Mosaic]杂志,1967年2月23日登载在《纽约书评》,内容大致与本文相同。目前的版本翻印自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主编的《持异见的学院》[The Dissenting Academ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另重印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第323—366

(1)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06—1982),美国作家、批评家,冷战期间积极参与美国的公共知识生活。

  

   (2) Politics,亦译为《政治》,是1944年由德怀特·麦克唐纳本人创办的独立杂志,支持无政府和平主义,1949年停刊。

  

   (3) 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4) 凡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早期殖民主义者,曾三次远航至印度。

  

   (5) “truth”一词有真实、真理、真相、事实等意,海德格尔此处应指“真理”,而乔姆斯基更多地指“真相”之意。

  

   (6) 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1919—2007),美国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之子,人称“小亚瑟·施莱辛格”,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1961—1963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1966—1995年任纽约城市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7) 此处指《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

  

   8 目前已经开展了这种研究项目,并以“公民白皮书”的形式发表,见F. Schurmann,P. D. Scott, and R. Zelnik, 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 New York: Fawcett World Library; Boston: Beacon, 1966。关于美国在1965年2月局势大升级之前拒绝联合国倡议外交解决的进一步证据,见Mario Rossi, “The US Rebuff to U Than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17, 1966。也可参见Theodore Draper, “How Not to Negotiat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4, 1967。在道格拉斯·派克著《越共》(Douglas Pike, Viet Co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6)一书中,有更多的文献证据表明,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建立联合政府,使该地区保持中立,但其努力被美国和其西贡同盟拒绝。我们在阅读后一种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要把所陈述的事实和所断定的结论区分开来,个中缘由会在随后简述(Pike, Viet Cong, 110. 该书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外事人员,在书中把我方与“革命游击战”的支持者们做了对比。我方同情“……世界范围内……经常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低下的生活水平或腐败的苛政”,而后者“表面鼓动实则反对人民拥有热情,通过劝服个人把握自我而操纵了他们”。革命游击战争是“舶来品,是外来的革命”(除了越共,其他的都是“斯大林利用武装革命”的例子,比如巴勒斯坦的哈格纳[Haganah]民兵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见第32—33页)。越共也不可能是本土运动,因为它有着“如此视野和抱负的社会建设计划,出于必要性也肯定是在河内被创立的”(第76页。但在第77—79页,我们读到,在河内劳动党决定“开始创立组织”之前,“组织工作已经广泛、集中地进行了好几年”)。在第80页,我们发现,“这一努力必须是北方的产物”,尽管我们在别处还读到有关“第一个积极反对吴庭艳政府的主要社会团体”高台教(Cao Tai)(第74页)以及“另一个早期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参与者”和好教(Hoa Hao)(第69页)起到的突出作用。派克以此证明共产党表里不一,在南方坚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以此“表明哲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忠诚”,在北方则把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组织”,以此“表明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第150页),诸如此类。同样有启示性的是派克对“灰姑娘和其他蠢人”的轻蔑,“如果有人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魔咒:团结、联合、和睦,他们可能还会相信成熟世界中存在着魔法”;他对“容易受骗的、被误导的人们”表示轻视:他们“把乡村变得一团糟,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西贡政府,迷惑了美国人”;他对“人民的强大力量”也表示轻视:他们盲目天真地以为“温顺的人最终会继承这个世界,财富以正义和美德的名义将终归其所有”。人们可以欣赏一下一位精明的西方政治科学家看待这种“悲哀而可怕的场面”时有多么懊悔。)。有些人捍卫我们征服越南和建立由我方选出的政府的权利,看看他们对《越南政治局势升级》(The Politics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一书所发表的最早的、有点拐弯抹角的反应,会十分有趣。例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纽约时代杂志》,1966年11月11日)认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的主题暗示出我们的领导人是“恶魔”。既然头脑正常的人都不相信是这样,该观点就被驳倒了。反过来设想(即认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恶魔”)又会显得“不负责任”(就该词的独特含义而言——这个词的含义讽刺性地与本文的题目相反)。斯卡拉皮诺继而指出,此书论述中所谓的主要薄弱之处在于,作者未能体察到我方认真寻求外交解决可能性的尝试,这一失误可能会被我们的对手视为弱点。

  

   (10) New Frontiersmen,源自New Frontier,即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新边疆”施政纲领。它分为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肯尼迪要求美国人民准备做出牺牲来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此处的New Frontiersmen指支持或实践新边疆政策的人,即新拓荒者。

  

   9 《纽约时报》,1965年10月14日。

  

   11 《纽约时报》,1966年2月6日。

  

   (12) 查尔默斯·罗伯特(Chalmers Robert,1910—2005),时任《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记者。

  

   (15) 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1916—2003),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1966—1969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13 Boston Globe, November 19, 1965.

  

   14 在其他时候,施莱辛格的确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学者式谨慎。例如,他在为《越南政治局势升级》一书所写的序中承认,河内方面也许“对谈判抱有零星兴趣”。至于政府有关谈判的谎言和其反复影响试探性谈判协议的行动,他只是评论说,该书的几位作者可能低估了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证明他们是错的。必须把这种警惕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与施莱辛格对重新研究冷战起源的态度比较一下:在致《纽约书评》(1966年10月20日)的一封信中,他说道,修正主义分子试图证明,冷战可能不只是共产主义好战的结果,是时候对他们“吹响警哨”了。我们因而认为,无需讨论关于冷战起源这种相对直接的问题,更复杂的问题是美国为何回避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这应当留给以后的历史学家去思考。

  

   需要牢记的是:美国政府在解释其不考虑通过谈判有意义地解决问题时,有时显得过于自信。正如大家欣然承认的那样,这种解决方式可能让政府无力控制局势。例子William Bundy, “The United States an Asia,” in Alastair Buchan, ed., China and the Peace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9-30.

  

   1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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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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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乔姆斯基精粹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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