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知识分子的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5 次 更新时间:2022-02-02 0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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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  
我们的实力将我们置于他人之上。我们像富人那样平静地待在自己的住所中。”66

   要把丘吉尔《圣经》式的修辞转为当代社会科学的行话,可能要求助于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在前面提及的国会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我怀疑,在长久的未来,中国对包围的担心将不会减弱、缓和和防松。但我希望,我们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会有助于全体中国人民变得更现实、更乐于忍受这一压力,而不是通过支持解放运动纵容它(诚然,这不仅仅依赖于外部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可操作性问题不在于这种压力能否被消除或明显减弱,而在于中国能否接受一种激励制度或奖惩制度,使其能乐于忍受这种压力。67

   该观点被托马斯·谢林进一步澄清:“中国人能从中受益的长期积累的经验是:尽管美国有意包围他们,有意保护他们的周边地区,但如果他们愿意,美国也准备和平行事。”68

   简而言之,我们准备和平地生活在我们的——当然是十分广阔的——住所里。很自然的是,来自“仆人角落的不体面的嘈杂声”冒犯了我们。比如说,假如一次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试图从国外势力手中获得独立,或推翻国外列强支持的半封建制度,或假如中国人不理智地拒绝及时回应我们为其准备的增援时间表,假如他们反对被那些想当然地控制其边境周围地区的仁慈的、热爱和平的“富人们”包围,那么,我们显然必须以适当的武力来回应这种挑衅。

   正是这种心态说明了美国政府及其学术辩护者为美国拒绝在当地寻求越南政治解决方案而辩护时的坦白态度,虽然该解决方案是基于政治力量的实际分布。甚至连政府专家都直率地承认,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NLF”)是唯一“真正具有群众基础的南越政治党派”;69民族解放阵线已“在当地做了大量自觉的努力来扩大政治参与度(尽管这种努力难免被操控),使更多的民众投入到一场自立、自助的革命中”(第374页);这种努力已经非常成功,没有什么政治团体“认为自己在规模和力量上能旗鼓相当地贸然建立一个联盟,即使能这样,也害怕被鲸吞”(第362页)。此外,政府专家们承认,在大量美军入侵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坚持认为斗争“应在政治层面进行,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本身是非法的……战场将是越南乡村民众的观念和忠贞所在,而武器会成为其思想”(第91—92页;另见第93、98—108、155—156页);相应地,直到1964年中期,来自河内的援助“主要限于两个方面——有关信条的基本知识和领导人员”(第321页)。所截获的民族解放阵线文件对比了敌方的“军事优势”与自身的“政治优势”(第106页),完全确认了美方军事发言人的分析,即把我们的问题确定为如何“动用大批武装部队和较小的政治力量[来]牵制拥有巨大政治力量而军事力量平平的敌手”。70

   同样,2月的檀香山会议(71)和10月的马尼拉会议(72)最引人注意的结果是,西贡政府的高官坦率地承认,“他们不能忍受和平解决方案,这把越共的政治结构放在了合适的位置,哪怕越共游击队的组织已被解散”,这样“他们现在就不能在政治上与越南的共产主义分子竞争”。73因此,莫尔接着说,越南人需要一个“绥靖计划”,其核心是破坏越共的秘密政治结构并创立对人民进行政治控制的钢铁般的政府制度。10月23日,在马尼拉,还是这位记者引用了一位越南高官的话:“坦率地讲,我们现在还不够强大,仅在政治基础上还无法与共产主义分子抗衡。他们有组织、有纪律。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则不是这样——我们没有组织良好的大党派,而且没有团结起来。我们不能让越共存在下去。”华盛顿的官员们非常明白这种情形。因此,国务卿腊斯克(74)指出:“如果越共作为全面合作伙伴来到会议桌前,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在南越和美国发誓阻止的目标上赢得了胜利。”(1966年1月28日)同样,麦克斯·弗兰克尔(75)在华盛顿报道说:“妥协在此毫无吸引力,因为政府早已得出结论,认为南越的非共产主义力量在与共产党人结成的西贡联盟中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正是这个原因——并非因为过于严格的协议——使华盛顿坚决拒绝和越共协商或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政治力量。”76

   简而言之,我们会“宽宏大量地”允许越共代表出席谈判,只要他们同意承认自己是外国力量的代表,这样就放弃了参与联合政府的权利——他们六年来一直要求拥有这项权利。我们深知,在任何由代表组成的联盟中,没有美国军队的支持,我们选出的代表团连一天也撑不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增加美国军队,抵制有意义的谈判,直到有个傀儡政府能对其百姓实施军事和政治控制——这一天可能不会到来,因为正如威廉·邦迪(77)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确定东南亚“在西方势力有效撤离之后”是否安全。因此,如果我们要“在中立旗号下寻求解决办法而谈判”,这“无异于向越南共产党投降”。78根据这种推理,南越必须永远做美国的军事基地。

   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只要我们接受这条基本的政治公理:凭借一贯对弱者和受压迫者权利的关注,以及对落后国家正确发展模式的独特洞察力,美国必须要有勇气、有恒心以武力推行其意愿,直到其他国家愿意接受这些真理或者干脆放弃希望。

   假如坚持真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从历史角度看待事情也是其责任。因此,必须为国务卿坚持历史类比的重要性(比如,慕尼黑类比(79))而鼓掌。如同慕尼黑阴谋所显示的,一个强大的、有侵略性的盲信其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国家,会把每一次胜利、每一次自身力量和权威的扩展当作下一步的序曲。阿德莱·史蒂文森(80)对此所言极妙,他说起“在陈旧、古老的道路上,扩张势力猛推着越来越多的门,他们相信门总会被打开,一直到最后一扇门那里,抵抗在所难免,大战就爆发了”。此处存在绥靖的危险,正如中国人孜孜不倦地向苏联指出的那样,他们说“苏联对我们在越南的希特勒扮演着张伯伦的角色”。(81)当然,自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不同于纳粹德国的侵略性,尽管这种区别对于正在吸着毒气或被焚烧的越南农民而言好像太学究气了。我们不想占领亚洲;我们只希望(回到沃尔夫先生所说的话)“帮助亚洲国家向经济现代化前进,成为相对‘开放’和稳定的社会,无论作为国家或作为公民个体,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都是自由的、轻松的”。82这种说法很恰当。最近的历史表明,某个国家拥有何种形式的政府对我们无关紧要,只要其政府保持一个“开放社会的姿态”(以我们对该词的奇特理解),即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或政治控制保持开放。即便为了达到该目标在越南实施种族灭绝,这也是我们为了保卫自由和人权必须付出的代价。

   详细讨论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向开放社会前进(而“我们与这样的社会接触起来都是自由的、轻松的”)的方式无疑是多余的。我曾多次引用近期的国会听证会,代表国际谅解商务委员会印度常务委员会的威廉·霍尔斯特(Willem Holst)和罗伯特·马尔(Robert Meagher)在其证词中讨论的一个例子颇具启发性。83马尔先生指出:“如果有可能,印度也许更愿意进口技术工人和技术诀窍而非外国公司。但这不可能,因此印度就把外国资本当作必要之恶(84)来接受。”当然,如果投资的基础不靠外国援助,如果不是出于必要才使印度被迫改变其获得外国私人资本的方式,“印度的私人资本投资问题……只会是理论上的做法”。但现在,“印度对外国私人投资的态度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从愤恨和矛盾的角度转向接受其必要性。随着这种必要性日趋明显,矛盾心态会逐渐被更通融的态度所取代”。霍尔斯特先生提供了“一个也许很典型的历史实例”,即“在计划中提出与美国私人财团合作的印度政府每年再增加生产100万吨化肥,也就是成倍增加全印度目前的设备容量。这个大胆的计划不幸破灭了,很大程度上可能归咎于印度政府和企业的失败,在众所周知的十项刺激商业的计划框架内,双方都未找到可行的、彼此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此处的困难与业主权益所占的比例有关系。显然,“印度急需化肥”。同样明显的是,财团“坚持认为,事实上需要的是获得合适的过半数控制所有权”。但“印度政府公开坚持他们应该拥有过半数所有权”,而且“如此复杂的情况令人感到这又是弄巧成拙之事”。

   幸运的是,这个独特的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之前引述的话是1966年2月发表的。几周之后,正如我们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报道中读到的那样,印度政府恍然大悟。来自印度国内的批评——“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想要独霸创立我们经济必须赖以运行的框架的权利”——平息了(4月24日);印度政府接受了恢复经济援助的条件,即“印度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以及美国投资者“拥有相当大的管理权”(5月14日)。截至4月28日,发自新德里的一篇新闻报道对这种进展做出如下概括:

   改变的迹象发生了。政府同意为化肥厂的外国私人投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条款,也在考虑放手更多的行业,并准备对进口政策(如果能得到充裕的国外援助)放宽限制……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持续不断地受到来自美国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压力,去年它们一直在敦促大力搞活印度经济,给私人企业更大的业务范围。来自美国的压力在这里卓有成效,因为美国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量的外汇资助印度的发展,使其工业的车轮运转不停。印度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国通过世界银行增加其援助的诸多条款,无论叫它们“附加条款”“条件”或任何什么名称,因为印度简直无处投靠。

   该文的标题把这种进展说成是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的流变”。

   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充分。于是,几个月以后,我们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2月5日)上读到,美国企业家坚持“进口所有设备和机器,虽然在他们的某些要求上印度已具备经过测试的能力。他们坚持进口液态氨这种基本的原材料,不用当地储量丰富的石脑油,并对价格、发行、利润和管理控制都设定了限制”。我已经引述过印度的反应(见第47页)。

   我们以这些方式帮助印度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发展,用华尔特·罗斯托的话来说,这样的社会能正确地理解“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即“与国家相对而言的个人尊严”。我们也以这种方式拒绝接受那些亚洲人的愚蠢观点,继续用罗斯托的措辞来说,他们“相信或部分地相信,西方被迫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运作创立并依赖自己的帝国主义领地”。85

   事实上,当美国恣意利用印度当前的痛苦,运用其经济力量推进印度“从社会主义向实用主义流变”时,印度也发生了战后的一起大丑闻。

   在寻求帮助其他国家步入开放社会的这一目标时不考虑领土扩张,我们就没有开辟新天地。汉斯·摩根索(86)恰当地把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政策描述为偏向“竞争自由(你们可能称之为剥削中国)”的政策。87事实上,帝国主义强国很少有明确的领土野心。比如,英国议会在1784年宣布,“在印度追求征服计划和领土扩张是违背该国希望、荣誉和政策的措施”。此后不久,英国就开始全面地征服印度。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宣布它在埃及的意图时打出的口号是“干预、改革、撤离”。无需再评述这种承诺在后半个世纪里被兑现了多少。1936年,在对中国华北采取战争行动前夕,日本人颁布了其《基本国策纲要》,其中包括使用温和的、和平的方式扩张其势力,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铲除共产主义的“威胁”,修正列强的侵略政策,确保它在东亚维稳强国的地位。(88)甚至在1937年,日本政府也“对中国没有领土企图”。简而言之,我们都如出一辙。

顺便需要记住的是,直到1939年,美国明显仍十分愿意与日本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并做出临时妥协,如国务卿赫尔(89)所言,假如日本愿意“改变其针对我们在中国的权益的态度和做法”。的确,重庆大轰炸和南京大屠杀十分令人厌恶,但正如当时那些负责任的、不会情绪失控的人所清楚地看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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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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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乔姆斯基精粹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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