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知识分子的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3 次 更新时间:2022-02-02 0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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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  
有时候,这种伪科学的腔调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比如,想一想赫尔曼·卡恩(57)现象。人们谴责卡恩不道德,又赞颂他有勇气。那些本应更明事理的人把他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说成“必定……[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斯图尔特·休斯(58))。问题的真相是,通过把任何现有学科的学术标准放进该书中,通过对其中一些“翔实可靠的结论”追溯至所得出结论的“客观研究”,通过在可探查之处推知其论证方式,我们会发现这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最空洞的作品之一。与自己试图模仿的科学所不同的是,卡恩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任何解释、任何能被结果检验的实证性假设。他只是提出一个术语,并以理性做伪装。当具体的政策性结论达成时,它们只受权威(ex cathedra)言论的支持,但似乎无人支持权威言论(比如,“每年的民防花费也许应略低于50亿美元”,以免激怒苏联人。但为什么不是500亿美元或5美元呢?)。况且,卡恩很清楚,这样说是苍白无力的;他只在更理智的时候声称道:“没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相对复杂的模型比更简单的、常用来帮助判断的模型和类比更有可能会误导大家。”对于那些幽默感近乎恐怖的人来说,像卡恩那样玩一下“战略思维”游戏,并证明希望得到的结论,都是很容易的。比如,卡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把所有资源投入到对应价值目标(59)的全面突袭是不理性的,除非苏联决策者特别缺乏智谋或者真的发疯了,否则这种袭击是绝不可能的”。简单论证一下就能证明这是适得其反的。前提一:美国的决策者按照赫尔曼·卡恩勾画的路线进行思考。前提二:卡恩认为,人人赤化比大家都死掉好一些。前提三:如果美国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那么大家都会死掉。结论:美国人不会就对应性全面袭击做出反应。因此,这场袭击应该尽快发动。当然,这个论证还可以更进一步。事实是:苏联人还没有实施对应性全面袭击。由此可见,他们是不理性的。假如他们是不理性的,“战略思维”就毫无意义。因此……

   当然,这一切都是胡诌,但与卡恩的胡诌所不同的是,这种论证比在卡恩书中所发现的任何论证都略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认真之人实际上也关注这些荒唐话,肯定是因为它们所显示的决心和伪科学的模样。

   奇怪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反战运动”也常常遭遇类似的混淆。比如,在1965年秋,召开了有关越南的另类视角的国际会议,会上向可能的参加者发放了陈述大会设想的手册。大会计划成立学习小组,代表三种“知识传统类型”: (1)地区专家;(2)“社会理论,尤其着重于国际体系、社会变化和发展、冲突与解决冲突或革命的理论”;(3)“对于根植于不同神学、哲学和人文传统的公共政策,从人类基本价值观方面进行分析”。第二种知识传统会提供“从社会理论得出并被历史数据、比较数据或实验数据检验的一般性命题”;第三种知识传统“会给出从中提出基本价值观问题的框架,并就此框架分析社会行动的道德内涵”。大会希望“通过所有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道德层面来研究有关越南政策的问题,相比美国在越南的政策所显示的结果,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人类基本价值观更一致的解决办法”。

   简而言之,研究价值观的专家(即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发言人)会提供道德层面上的根本性见解,而研究社会理论的专家会提供经实证检验的一般性命题和“冲突的一般性模型”。从这种相互影响中可以推测出,从对科学方法准则的应用中将产生出新的政策。在我看来,唯一值得争辩的问题似乎是,向社会理论方面的专家寻求充分验证的一般性命题,或者向主要宗教和哲学体系的专家寻求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见解,是否显得更加滑稽可笑。

   就这一话题还有更多可谈之处,但就此打住吧。我只想强调,毫无疑问、显而易见的是,崇拜专家既自私(对于建议这么做的人来说)又虚伪。显然,人们必须尽可能地从社会行为学中学习;显然,也必须尽可能严肃认真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然而,假如不接受这些领域,不以其优点和实际(并非虚假的)成就来判断它们,就会十分不幸且极其危险。特别是,如果用一种经过充分测试和验证的理论来处理外交事务或解决国内外冲突,那么其存在已经是严加防范的秘密。在越南问题上,如果那些自比专家的人士获得了一些原则或信息,能够证实美国政府在那个不幸国度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在把事实公之于众方面实在是毫无成效。对任何略知社会行为学(或“政策科学”)的人来说,有人声称某些考虑和原则对局外人来说深奥难懂,这简直是不值一评的谬论。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时,我们主要关注他们在创建和分析意识形态时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解释非理性的、专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专家和负责任的专家之间做对比时,克里斯托所用的字眼立刻让人想到丹尼尔·贝尔(60)那篇有关“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有趣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61。该文未曾言说的部分和其内容一样重要。贝尔介绍并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掩盖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尤其引用了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信条的描述,“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接着他又提出,讲意识形态的时代终结了,至少在西方社会已被一种普遍认同所取代,即必须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就事论事地解决每个问题,并假定公共事务方面的专家在该框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贝尔十分小心地描述了“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衰微”中的准确含义,他仅指“把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的意识形态,是“一系列充满激情的信念,……[它们]……试图全面地改变生活方式”。“改变”和“转化为社会杠杆”是关键词。他认为,西方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将思想转化为社会杠杆并彻底地改变社会的兴趣。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实现了福利国家的多元社会,就没必要彻底地改变社会。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东修西补,但试图有效地更改它,那就错了。在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下,意识形态就死亡了。

   关于贝尔的文章还有几个突出的事实。第一,他并未指出知识分子的这种共识在何种程度上是自私自利的。他没有把自己有关知识分子大体上已丧失“全面改变生活方式”兴趣的评论,与知识分子在管理福利国家过程中日益增强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他也没有把他们对福利国家的普遍满意度,与他在别处所说的“美国已经成为富裕社会,给从前的激进分子……提供了地点……和名望”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第二,他并未认真地通过论证来表明,在达成他所暗指的共识(这种共识排除了社会应当被改变的想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或许是“对的”或“客观上被证明是正确的”。的确,尽管贝尔对“新左派”的空谈反应十分尖刻,他似乎也抱有十分乌托邦式的想法,相信技术专家能认真处理现存的少数问题,例如,劳动被当作商品的事实以及“异化”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经典问题似乎还伴随着我们。人们也许会合理地说,它们的规模和严重性增加了。比如,富裕中的贫困这一经典悖论目前在国际上已是日益突出的问题。虽然人们可能会想出(至少从原则上)国内解决办法,但在贝尔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共识的框架之内,如何以这种方式改变国际社会以应对人类巨大的、可能仍在加剧的痛苦,就几乎无法得出理智的看法。

   因此,用略微不同于贝尔的话来描述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会显得自然一些。我们可以用贝尔的文章第一部分中的术语说,福利国家的技术工人在贝尔的“科学”中为自己特殊而杰出的社会地位找到了证据,特别是从以下主张中找到了证据——社会科学能提供一种从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对社会进行修补的技术。然后,他们以常见的方式,进一步要求事实上的阶级利益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自己要求获得权力和权威所依赖的特殊条件,实际上是现代社会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在福利国家框架内的社会修补工作必须取代对过去“所有意识形态”的遵从,即曾经关注社会转变的意识形态。在发现了自己的权力位置、获得了安全和富足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寻求激进变化的意识形态。学者型专家取代了“不受约束的知识分子”,后者“在发觉错误的价值观受到尊崇时抗拒了社会”,现在已失去其政治地位(也就是说,现在因为正确的价值观而受到尊崇)。

   可想而知,将要(或希望)管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专家无须激进地改变社会就能应对那些经典问题,这是正确的。正是如此,资产阶级曾正确地把自身获得解放的特殊条件作为现代社会可能得救的唯一普遍条件,这大概也是正确的。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要有论证;没有论证的话,持怀疑态度就是正当的。

   在泛乌托邦主义的同一框架中,贝尔继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福利国家的学者型专家和第三世界的思想家提出了问题。他十分正确地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该信仰的内容“早被朋友和敌人忘记了”。他反而说:“这是个更老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允许人民自主选择以及志愿牺牲,新社会是否就能继续发展?或者,沉醉于权力的新精英阶层是否会用极权主义的方式去改变国家?”这种问题很有趣,但看到它被称为“更老的问题”时多少有些奇怪。他肯定不会暗示说是西方选择了民主方式。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农民自愿选择离开土地、放弃家庭手工业而成为工业无产阶级,在已有的民主机构框架下自觉自愿地做出19世纪工业社会经典文学所生动描述的那些牺牲。有人也许会就这样的问题进行争论:在不发达世界中,极权控制是否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但西方的发展模式几乎无法让我们引以为傲。找出像华尔特·罗斯托这样能提出“西方价值观预示着更人性化的[工业化]过程”的人62,也许不足为奇。那些深切关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深切关注先进工业社会(原则上)在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必须要稍加谨慎地阐释西方经验的重要性。

   再回到那个合理的问题:“通过建立民主机构”还是只靠极权方式来“发展新的社会”?我认为,诚实的品质要求我们承认,该问题必须更多地针对美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第三世界的思想家。落后国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和无法克服的问题,几乎别无选择。美国有很广的选择范围,还有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尽管显然没有智力资源或道德资源),至少能对付其中的一些问题。也许即使没有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包围”,革命运动中真正的民主要素(比如,在某些情况下是苏维埃各共和国和集体农庄)也可能会被官僚和技术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所破坏。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革命运动目前必须面对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这一结果。对于那些一心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要素、自发要素和民众要素的人来说,这种教训十分清楚。尽管必须付出努力,把西方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到能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及其真正的民主机构的发展提供“社会杠杆”的程度(就此而言,也可以在本国提高),有关两党制或在西方社会中已部分实现的真正民主价值观的说教,在这种努力面前也显得毫不相干。

按照以下结论可以得到好的实例:在已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或在那些感觉通过“接受社会”现状和推广被这个社会“崇尚”的价值观就能获得权力和财富的知识分子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共识。在取代过去那种自由随意的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中,这种共识很明显。在大学里,这些学者专家构建了一种“不涉及价值观的技术”来解决当代社会出现的技术问题,63并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之前提到的“负责任的立场”。在国内,负责任的专家学者的这种共识类似于那些在国际舞台上的人士提出的共识:无论耗费多少人力,美国在亚洲使用武力都是正当的,因为有必要遏制“中国的扩张”(诚然,这种“扩张”目前还是假设)64,或用国务院的新话(65)来说,是因为有必要逆转亚洲民族主义革命或至少防止其蔓延。假如我们仔细观察阐述该提议的方式,这种类比就很清楚了。1943年,丘吉尔在德黑兰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对当时的同事约瑟夫·斯大林概述了他的一般性立场:“……世界政府必须托付给那些心满意足的国家,他们除了已拥有的东西之外别无希求。假如世界政府落入饥饿的国家手中,总会有危险。但我们毫无理由寻求更多的东西。只有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且毫无野心的民族才能维护和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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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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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乔姆斯基精粹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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