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知识分子的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2 次 更新时间:2022-02-02 0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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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  
但如果不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第二种可能性。”38他在几页之后解释了难以接受第三种可能性的原因:“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成功会对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造成更沉重的打击。”当然,我们从未确定能否避免第三种可能性;因此,实际上我们总是会满足于第二种可能性,比如,就像我们目前在巴西和阿根廷所做的一样。39

   要么看看华尔特·罗斯托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观点。40我们必须建立该政策的基础在于,“有人公开威胁我们,我们也感受到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恐吓”。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证明自己遭到了恐吓,也没人重视这种事;我们感觉受到了恐吓,这就够了。我们的政策必须基于我们的国家传统和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传统简要罗列如下:“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民以良知在这片大陆上努力推广其原则和力量”,并运用“多少有些弹性的门罗主义概念”,当然也把“美国的利益”延伸至“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岛屿……我们坚决主张无条件投降以及战后占领的想法……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所规划的安全利益”。我们的传统不过如此。至于我们的利益,事情也同样简单。我们的“深远利益”,即“海外团体发展并加强各自文化中的要素,提高和保护与政府相对的个人尊严”,是根本所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抗“意识形态的威胁”,也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可能用中国的进步向亚洲人民证明,共产主义方法比民主方法更好、更快”。这里只字未提身处亚洲文化中的人民。对他们来说,我们“关于个人与政府正确关系的构想”可能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观。比如,他们可能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个人尊严”,以抵御国内或国外的资本集中,或反抗由美国军队引入或推上台的半封建制度(例如,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暗示意味,指向“我们的宗教和道德价值体系”以及我们“模糊而复杂的概念”。在亚洲人看来,这些体系和概念比马克思主义教条“更加难以领会”,也因为“它们缺乏教条性”而“令一些亚洲人感到不安”。

   知识分子的这些贡献说明,有必要纠正一下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所说的美国“伪装成理想主义的权力意志”这句话。迄今为止,与其说这种权力意志被伪装成了理想主义,不如说已沦为愚蠢,而学院派知识分子为这幅可悲的图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让我们回到越战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反响吧。在最近开展的有关东南亚政策的论辩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人们普遍划分了“负责任的批评”和“感伤的”“情绪化的”或“歇斯底里的”批评。仔细研究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情况,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显然,辨别“歇斯底里的批评家”就是看他们是否毫无理性地拒绝一个基本的政治公理,即美国有权在可行的范围内无限地扩张其势力和控制。负责任的批评不会质疑这种假设,而是辩解说,此时此地,我们也许无法“摆脱”它。

   这种划分似乎就是欧文·克里斯托(41)所考虑的。例如,在1965年8月的《文汇》(42)杂志上,他分析了针对越南政策的抗议。他把像《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李普曼(43)和参议员富布莱特(Fulbright)那样有责任感的批评家与“宣讲会运动”(44)做了对比。克里斯托强调说:“与大学里的抗议者不同的是,李普曼先生对‘越南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做自以为是的假设——显然,他也不在乎(越南人民的真正需求)——或者对越南是否发生‘侵略’或‘革命’及其达到何种程度不做法律上的诠释。他的观点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在极端情况下,他显然会考虑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可能。”克里斯托这样说是值得赞赏的,这与宣讲会运动中“那类不切实际、讲求意识形态的人”的讲话形成了有效的对比,后者似乎经常被“简单、善良的‘反帝国主义’”愚蠢论调所激励,就“权力结构”发表长篇大论,有时甚至屈尊阅读“国外新闻界关于美国在越南的文章和报道”。况且,这些恶劣之人通常是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或哲学家(顺带说一下,抗议苏联最起劲的通常同样也是物理学家、文艺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不行使权力的人),而不是与华盛顿有接触的人,后者当然明白,“他们要是有些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在华盛顿“就会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

   在此,我不在乎克里斯托对抗议和异见的描述是否准确,我在乎的是这些问题所表达的假设:美国的动机是否单纯得无需讨论呢?抑或与讨论无关?应该把决定交给和华盛顿有接触的“专家”吗?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假设他们掌握了做出“最佳”决定所必需的知识和原则,他们会一致这样做吗?还有一个逻辑上的先行问题:“专家意见”适用吗?也就是说,有没有一套未公开的理论或相关信息能用来分析外交政策,或以某种连心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证明当前的行动是正确的?尽管克里斯托没有直接审视这些问题,他的态度预设了答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答案。无论如何用道貌岸然的辞藻去掩饰,美国的侵略本性仍是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力量,必须从其成因和动因进行分析。任何令外行费解的理论或有意义的相关信息都无法使政策免受批评。就国际事务中所运用的“专家知识”而言,要质疑其质量和所服务的目标肯定是合适的,对于正直之人来说,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些事实显而易见,无需更多的讨论。

   克里斯托的奇特信条是,政府欢迎有关越南的新想法。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麦克乔治·邦迪(45)对此提出了修正。46邦迪正确地评论道:“在主要舞台上……有关越南的争论在于策略,而不在于根本性原则。”他又补充说,尽管“舞台旁边有些疯狂的家伙”。在舞台中央的当然是总统(在最近的亚洲之行中,他“威严地重申”了我们对“太平洋对岸人民的进步”抱有兴趣)和其顾问,他们理应得到“那些期望控制轰炸规模的人的理解和支持”,也理应因“对北方的轰炸是现代战争中最精准、最有节制的”这一事实赢得信任——南定省(Nam Dinh)、府里市(Phu Ly)和荣市(Vinh)的居民或之前的居民都会感激这种关怀。这些人也理应因马尔科姆·布朗(47)早在1965年5月所报道的景象而赢得信任,布朗写道:“在南方,该国的大片区域被宣布为‘自由轰炸区’,其中任何移动的东西都是合法的目标。每周都有成千上万吨炸弹、火箭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炮落在这些广阔的区域内。假如单靠随机定律来判断,也会确信这些袭击中的伤亡十分惨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幸运的是,邦迪向我们保证,“美国式的民主不会一直偏向帝国主义”,而且“总体上来看,美国所积累的经验、理解力、同情心和知识目前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的确,“全世界所有外国投资中有五分之四来自美国”,而且“最令人钦佩的那些计划和政策……几乎都表明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正因为此话属实,我们才会在同一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读到,在米高扬访问哈瓦那(48)之后的几周内,(美国)对古巴启动了武装行动计划(49),“入侵了长久以来几乎专属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幸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常被不谙世故的亚洲知识分子视为“偏向帝国主义”的表现。例如,一些印度人表达了他们对下列事实“近乎愤怒”的情绪:“我们竭尽全力地吸引外资建设化肥厂,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私人公司知道我们处于弱势,因此提出令我们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50而“华盛顿……顽固地坚持必须与私营企业做交易”。51然而,这样的反应无疑再次显示出,亚洲人是多么无法理解西方人思维中“模糊而复杂的概念”。

   仔细研究一下最近在华盛顿得到“及时、恭敬的倾听”的“关于越南的新的好主意”。对于专家建议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准,美国政府印刷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持续不断地提供着真知灼见。比如,在其出版物中,人们能读到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主管饶戴维(David N. Rowe)教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词。饶教授提出(第266页),美国应该买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所有剩余小麦,这样中国就会出现“大饥荒”。他的原话是:“提醒诸位的是,我不是说把这当作对付中国人民的武器。也许会这样,但只是偶然性的。这会成为对付中国政府的武器,因为一个不友好的政府面临大饥荒时是无法维持国家内部稳定的。”感性的道德主义会让人们把这条建议与类似希特勒德国的东进政策(52)相比较,但饶教授根本没有这种道德原则。53他也不畏惧这些政策对诸如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冲击。他向我们保证,从他“对日本问题的长期接触”来看,“日本人毕竟是尊重实力和决断力的民族”。因此,“面对从武力出发、通过向与我们对抗的当地人民实施武力而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美国对越政策,日本人不会感到太恐慌”。日本人可能会担心的是“优柔寡断的政策,即拒绝面对[中国和越南]问题、拒绝以积极方式在那里承担自己责任的政策”,比如我刚刚引述过的方式。一旦确信我们“不愿使用他们明知我们拥有的武力”,也许会“让日本人感到相当恐慌,并动摇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美国全力出击会让日本人特别放心,因为他们已经证实“美国惊人的行动实力……因为他们已经直接感受过我们的实力”。这肯定是欧文·克里斯托所推崇的“现实政治观点”的重要例子。

   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局限于“大饥荒”这种间接的手段呢?为什么不轰炸?毫无疑问,西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远东研究院评议员德耶格牧师(R. J. de Jaegher)也在这次委员会发言中暗示了该信息。他解释说,北越人民和所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民一样,“会很乐意在轰炸后获得自由”(第345页)。

   当然,肯定也有支持共产主义者的人。但这真的不足为虑,正如1953—1959年任远东事务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森(Walter Robertson)阁下在这次委员会证词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向我们保证,“北平(54)政权……代表全国不足百分之三的人口”(第402页)。

   那么想一想,与越共领导人相比,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何其“幸运”!据阿瑟·戈德堡(55)称,越共代表大约是“南越千分之五的人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相信五角大楼的统计数字,这仅是越共1965年在南方招募的新兵数量的一半。56

   碰到这样的专家,克里斯托提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显然还继续在沙地上画圆圈玩耍着。

   解决了抗议活动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之后,克里斯托转而质疑抗议的动机何在——更概括地讲,如他所见,在一片繁荣中,在自由主义福利政府的管理下,是什么促使学生和年轻教师“变得左倾”?他指出,这“是个连社会学家都未曾想出答案的谜”。因为这些年轻人衣食无忧、前途远大,等等,他们的抗议肯定是非理性的。那一定是出于太无聊、感到过度安全等诸如此类的原因。

   还能想到一些可能性。比如,也许作为诚实之人,学生和年轻教师试着自己寻找真相,而不是把这种责任拱手让给“专家”或政府;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愤怒。克里斯托并未否认这些可能性,只是它们难以令人相信且不值得考虑。更确切地说,这些可能性无法被表达出来,对于铁石心肠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它们被构想的范畴(诚实、愤怒)根本不存在。

   克里斯托以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含蓄蔑视,反映出学术圈相当普遍的态度。我毫不怀疑的是,这些态度一部分源自社会行为学不顾一切地企图模仿具有真正知识内容的科学的表象特征。但也有一些其他的来源。人人都是关注人权和各种问题的道德个体,但只有大学教授(即经过训练的专家)才能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技术问题。因而只有后面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或真实的。负责任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专家会对策略性问题提出建议;不负责任的、“讲意识形态的那类人”会对原则慷慨陈词,为道德问题、人权而烦恼或为人类和社会的传统问题而烦恼,“社会行为学”对此只能提供细枝末节的东西。显然,这类情绪化的、讲意识形态的人士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手握权力,不必操心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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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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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乔姆斯基精粹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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