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陆权回归:从乌克兰变局看海西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4 次 更新时间:2022-01-30 00: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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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金门面积150平方公里,人口10万;厦门本岛130平方公里,人口200万。金门完全有空间做大。

  

  

   厦漳泉金同城化

  

   金门在两岸关系中,从一开始就是一枚战略棋子。1958年,金门炮战,很大程度上是就源自于中国战略家对抗美国切割两岸联系的企图。国共在金门、马祖保持战略的紧张,同全球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见“叶飞回忆金门炮战”《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上)。自金门炮战以来,金门在大陆海峡战略的地位却逐渐下降。特别是两岸缓和后,金门的地缘政治价值被置于战术考虑的层次。

  

   海西战略一开始,就不切实际地越过金门,把对台工作的目标,瞄准了台中、台南。近年来,又把大量资源投向平潭。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一旦台海摊牌,平潭毫无助力。乌克兰局势的演变显示,克里米亚作用,要远远大于俄罗斯境内的任何地区。作为对岸体制内的区域,金门虽小,却有大陆任何地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从国家角度思考,规模最小、实力最弱的金门,反而居于厦泉漳金同城化战略、甚至海西战略的核心。海西策略应该收敛目光,重新关注近在咫尺的金门。

  

   首先,仿效俄罗斯扶持乌克兰境内的俄语地区,将原来给予全岛的优惠政策,集中到金门。比如,金门注册的企业减税,可优先获得创业扶持,可获得优惠贷款,可进入外国资本受限的领域;在靠近金门的翔安设立特别政策区,给金门户籍人口更多市场优先,让金门注册机构,比香港、上海、澳门更大的金融特权,鼓励两岸贸易集中在金门-厦门交易。同时,让金门户籍人口在翔安可以享受到比岛内更好的医疗、教育、治安。厦门要在城市风貌、建筑品味等,各种公共产品远远超过台湾本岛。

  

   其次,要让金门享有比岛内其他地区更好的基础设施。如在厦门港口设金门专门通道,便捷的高铁和城市轨道接入,不逊于岛内的空气质量和饮水安全。推动厦门、金门共用机场,然后开放厦门(金门)机场飞台湾有航权的国际航线。以大陆的市场为代价,使金门(厦门)机场迅速取代岛内机场(如桃园)成为台湾通往全球的口岸。

  

   第三,要让金门户籍人口享有有比岛内其他地区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有最好的公立学校,优先的升学机会,高质量的就医条件,更好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更好的治安、居住、公交、环境、卫生……总之,要在金门创造一个远胜岛内其他地区的公共服务高地,增加金门户籍的含金量。

  

   需要指出的是,金门户籍人口未必住在金门或在金门就业。岛内蓝绿差距,只在数万票之间。只要有100万人选举时回到金门,就足以影响岛内政治。两岸老一辈战略家当年在金门,通过制造局部紧张局势,共同合作,抵消了外部(美国)、内部(台独)分离势力的压力。金门,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战略资产,今天,我们绝不能让这个棋子废弃。

  

   转向草根

  

   经略金门,首先要转变思路。

  

   经过多年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空前紧密,但大陆在台湾民意中的认可度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前对台的工作重心,过于集中于工商界、政界。像海峡论坛这样的活动,表面热闹,其实对岛内民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过去十年,岛内已从政治操控民意,转变为民意引领政治。民意已从过去的“因变量”,变为“自变量”。岛内政党变绿,根本原因是民意变绿。这意味着以往对台工作主要以企业、政府和党派为对象的做法,也要随之转变。怎样影响岛内民意,已经比怎样影响岛内政治更加重要。

  

   这次“太阳花”运动显示,新生代学术精英对民众,特别是政治活跃的年轻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旦由其形成主流观点,靠台面上几个头面人物,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这很像法西斯在第三帝国的兴起。纳粹起家时,依靠的并非当时工商、政界的名人,而主要是工程师和医生为核心的知识界精英。

  

   同俄罗斯过度押宝亚努科维奇不同。美国一方面扶持尤先科、季莫申科这样的政治领袖,一方面通过设立“民主基金”“富布莱特奖学金”之类的机制,培养本地精英代理人。通过本地精英间接操控乌克兰民意,结果给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美国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实践表明,这样做(特别是在“民选”政体)远比直接控制统治者更有效率。

  

   如果我们把自己同岛内某个政治集团过度绑在一起,一旦这个集团被民意抛弃,就可能重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覆辙。台海策略必须在政商之外,布局第三种选择。这个第三种选择,就是要从以前注重政商高层,转向直接做群众的工作。唯有影响民意,才能把握台海走势的大局。

  

   第三种选择要想成功,必须同时辅之以资本支持。设立“海峡创业投资基金”,鼓励其以金门为基地,在大陆或岛内创业,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开放初期,台湾对大陆拥有明显的资本优势,30年来的耕耘,使台湾在大陆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宗教、慈善等方面,都实现了极高的渗透率。现在形势逆转,资本成为大陆一侧的优势。但这一战略棋子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开发。海峡创业投资基金,可在岛内政治派别之外,提供另一种干预岛内政治进程的选择。

  

   海权vs 陆权:互为表里

  

   陆权的崛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宿命。

  

   马汉认为,陆权国家的战略缺陷,在于海陆兼顾使得陆权国家的成本,远大于专注海上防卫的海权国家。但中国的崛起,必须海陆兼顾。虽然高铁为陆权国家提供了另一个选项,但无论在技术还是成本上,短期内却难以完全替代占全球贸易2/3以上的海运。这意味着陆权国家要有更高的战略自觉和更加均衡的力量运用。在走向陆权国家的道路上,中国不能弃海不顾,而应采取两面对冲的策略,让海洋战略为陆权的崛起赢得时间和空间。一旦中国重新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标志是控制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竞争就可以重归中国的主场。在这一大棋局中,台湾具有改变天平方向的重要性。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米兰·维戈(Milan Vego,1999)在其经典著作《窄海地区的海军战略与作战》中指出:“那些濒临一个或多个大洋、但直接接触的乃是封闭海域或边缘海的国家,在海军战略方面往往具有两重性——它们会倾向于在封闭海域建立传统制海权,同时对半封闭海域和邻接的部分大洋实施制海权争夺(Disputein Sea Control)。争夺制海的最高目标是向完全制海,最低目标则是消极的海上拒止(Sea Denial),即排除敌对一方利用该海区关键航路进行军事力量投送的可能性,但本身也不进行这种利用。”

  

   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台湾。台湾被海权力量控制,中国的南北海域便被分为两大互不衔接的部分;如果被陆权量控制,海权国家就不敢贸然切断陆权力量的战略通道。布热津斯基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同样,没有台湾,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

  

   需要指出的是,控制台湾,并不会对头号海权大国美国,构成对等的威胁。根本上讲,亚洲的对抗,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俄罗斯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谢尔盖·格拉季耶夫不久前在俄罗斯大使馆网站上撰文,指出“历史上,欧洲爆发的战争是给美国带来经济增长和政治崛起最为重要的源泉。战争让资本和人才从交战的欧洲国家大量涌入美国,把欧洲国家拖入与俄罗斯的战争,可以增进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政治依赖。迫使欧盟区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与其进行自由贸易。欧洲银行系统的动荡,资本流向,美国使其得以保持其债务美元金字塔的稳固”。

  

   这也是美国现在在亚洲采取的策略。

  

   虽然陆权崛起,海权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合作分享繁荣(就如同今天的陆权国家可以在海权秩序下繁荣一样),但国家本能,使其不会自动放弃陆权国家朝贡的现状。唯有陆权国家自身贸易规模大幅超越海权国家,才有可能破解这一战略难题。从这方面来看,最近中国同俄罗斯的走近,是海权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同样,虽然中日韩走向一体化,更加符合地区利益,但美国宁可默许日本重新武装,也不能容忍出现第二个“心脏地带”。这同美英竭力破坏欧洲一体化如出一辙。破坏陆权国家摆脱海洋依赖的任何企图,乃是海权国家不变的本性。

  

   结语

  

   分析局势是为了改变局势,预言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本文无意预言台海局势必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更不是建议放弃海权,重归内陆。海洋今天重要,未来会更重要。中国已经进入海洋,来了就绝不能回去。但中国必须确保有海洋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新加坡曾多年受到马来西亚供水的威胁,但新加坡通过新生水和海水淡化取得供水独立后,这种威胁便烟消云散。马来西亚知道断水也许可以提升新加坡的成本,但不会让新加坡毙命。结果,现在反而是马来西亚担心新加坡减少购水影响其收益的稳定。

  

   陆上运输成本可能比海运更高,但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替代海运的选择。这就如同抗日战争期间的滇缅公路——虽然代价巨大,但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失去出海口后的生存能力。面对海权威胁,中国手上的牌越多,海权国家的威胁效果就越不可信,使用极端手段的可能就越低。

  

   陆权的强大,才能保证海权的安全。真实世界的牌局里,并非只有核武器这样的终极王牌才是好牌。乌克兰上演的真实博弈显示,刚好比对手强一点的低烈度手段,才是随时可以打出的有效牌。国家行为貌似随机,但在大历史看来,依然会服从其内在的本能。基于陆权和海权竞争的框架,为思考周边乃至世界各国的行为模式提供了一个逻辑链。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经制定甚至正在执行类似的战略,但只要这个逻辑是合理的,世界各国在决策时就会不自觉地按照其本能行事。任何战略的本质,都是基于竞争的规划。预见并推演出不同国家在特定场景下的行为和反应,才能为区域乃至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4年8月6日金门大学“厦漳泉金战略规划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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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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