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张爱玲《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的上海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22-01-22 16: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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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儿女就像负债一样,不仅想感恩,而且会自卑(这种自卑后来贯穿《易经》和《小团圆》)。

  

   第三是“潜意识嫉妒”。“女人都是同行”,无意之中与儿女竞争,所以可以牺牲儿女的幸福弥补自己的不幸(我没得到的,你们也不能有;我们那时不可以的,你们现在也不行)……

  

   这几个层次的母爱解构,看似与《家》《北京人》等“五四”男作家的“弑杀情结”遥相呼应,但是更突出女性心理生理特点。同样反叛家长制,可能比反抗父权更加复杂一些。从阶级角度看,七巧原是受害者,“半路出家”熬成当权派,不懂权术,但用权更狠(后来张炜《古船》写穷人出身的恶霸,尤其凶恶,同样道理)。从性别政治看,拒绝父权义无反顾,审母作品情绪矛盾,不会完全绝情(就像长安对母亲的态度)。张爱玲早期作品,多少都有些恋父审母倾向,小说里的母亲形象大都不太温暖崇高,比如《倾城之恋》里的母亲并不同情白流苏,《茉莉香片》中母亲形象在聂传庆想象中十分软弱,《第一炉香》的姑妈,血缘隔了一层,自然更是陷薇龙于不义的“恶母”角色……张爱玲写自传散文《私语》,母亲是个接受新文化的年轻女人,美丽潇洒,说走就走,同时又是常常“缺席”的“失职母亲”,分别时暗暗责怪女儿不知感恩,令女儿自卑,后来对女儿衣着打扮甚至头型都有苛刻评语。从长安角度代入,七巧也是典型的“恶母”。问题是,“恶母”也是女人,或者是做不成女人才逐渐变“恶”。张爱玲后来用英文写《易经》用中文写《小团圆》,反复重写母亲的形象,还是一直坚持女儿挑剔反叛的态度,客观上却慢慢透露“女人——母亲”双重身份的深刻矛盾(比如母亲为救女儿的病而与外国医生上床等)。考察从《私语》到《易经》及《小团圆》中母亲形象的变化,作为女人,似乎有从美丽成功走向艰难奋斗走向凄楚可怜的变化过程——但这种作为女人越来越失败的感觉,又是从女儿(也就是从“母亲期待”)角度书写的。《金锁记》写七巧沿着传统方法用母亲身份发泄做女人之不成功,固然是彻底的悲剧,但别的新女性独立自主追逐幸福,后来也还要被其“母亲”身份做评判所审问,因而也会艰难凄凉?对“五四”以后女人与母亲这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消长重和,张爱玲后来有长期的探索。虽然一直坚持女儿的残酷的审判视角,但也有对母亲还钱、“感恩”并绝情的“胜之不武”的忏悔与感慨。 [5]

  

   三 《红玫瑰与白玫瑰》:衣食住行

   张爱玲认识胡兰成的时候,她早期的主要作品《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都已完成。只有《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在认识胡兰成以后写的。小说第一段原有一个叙事者,一个佟振保的侄子说我叔叔以前怎么怎么,但后来被作家删了。去掉了传统说书的架子,现在就是第三人称: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6]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喜欢他朋友的太太王娇蕊,恋爱过程简单概括就是衣食住行。第一次见到娇蕊,她刚洗完澡,穿着浴衣:“一件条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寸都是活的。”振保把女人留在地上的乱头发捡起来放在口袋里。和女人握手以后,又觉得肥皂一直在吸吮他的手指。相比茅盾《动摇》中写方罗兰当面夸妻子,“你的颤动的乳房,你的娇羞的眼光,是男子见了谁都要动心的。” [7] 的确女作家写性感比较微妙细腻。

  

   “衣”之后是“食”,娇蕊发嗲,叫振保帮她往面包上抹花生酱,理由是说自己不好意思抹得太厚,又想减肥又想好吃等,废话一通,就是调情。

  

   “食”之后是“住”,娇蕊说:“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振保笑道:“那,可有空的房间招租呢?”娇蕊却不答应了。振保道:“可是我住不惯公寓房子。我要住单幢的。”娇蕊哼了一声道:“看你有本事拆了重盖!”

  

   除了写衣、写食、写房以外,《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还写了两段文字是关于“行”的,就是关于车。这两段文字都非常重要。当时男主角还在犹豫“朋友妻不可欺”,他怀疑女的有点放荡,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怎么样。

  

   振保抱着胳膊伏在栏杆上,楼下一辆煌煌点着灯的电车停在门首,许多人上去下来,一车的灯,又开走了。街上静荡荡只剩下公寓下层牛肉庄的灯光。风吹着两片落叶蹋啦蹋啦仿佛没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

  

   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是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振保并没有分明地这样想着,只觉得一阵凄惶。

  

   整段文字是从“振保抱着胳膊伏在栏杆上”展开的,读者可以假想这是他看到的夜景:电车、灯光、树叶……接着顺理成章也会假设这是男主角的想法:世界夜深人静,寂寞的时候,要有一个真心爱的妻……但就在这时,叙事者突然告诉我们,振保并没有这么想着,或者并没有想得这么清楚,他只觉得一阵凄惶。

  

   这是张爱玲很特殊的一个写作技巧,她把主人公的眼光和叙述者的眼光有意混淆,产生了一个很朦胧、很微妙,可以有错觉的心理。

  

   这段文字,好像作家站在男主人公身边说,你看你只知道凄凉,你不知道你其实心中渴望着爱,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这是作家在写一个人物的潜意识。男主角佟振保不知道自己无意识中在渴望着爱,或者在女作家张爱玲的理解中,男人也可能有这么一种对爱的渴望,只是他常常不知道。

  

   四 男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流泪

   因为他不珍惜爱情,王娇蕊要和丈夫摊牌,佟振保却害怕了。然后娶了一个很符合世俗标准的女子孟烟鹂,但是他们没有感情,结婚以后生活非常平淡,而且没有“性趣”。

  

   几年以后,他在公共汽车上偶遇娇蕊。“振保看着她,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心头的感觉是难堪的妒忌。”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叙述者旁白。一般张爱玲只在男主人公耳边旁白,女主人公就算犯傻,就算七巧把酸梅汤向小叔子扔过去,她自己还是知道自己在犯傻的,可是男人们不知道。

  

   娇蕊道:“你呢?你好么?”振保想把他的完满幸福的生活归纳在两句简单的话里,正在斟酌字句,抬起头,在公共汽车司机人座右突出的小镜子里,看见他自己的脸,很平静,但是因为车身的嗒嗒摇动,镜子里的脸也跟着颤抖不定,非常奇异的一种心平气和的颤抖,像有人在他脸上轻轻推拿似的。忽然,他的脸真的抖了起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他的眼泪滔滔流下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

  

   真是写得太好了,这个男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流泪。张爱玲还是给他一个镜子,车外的小镜子,原来是用以确定方向与安全。车子在开,镜子在抖,所以他开始没想到是自己的脸在颤抖。

  

   在这一类的会晤里,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这完全不对,然而他竟不能止住自己。应当是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她也并不安慰他,只是沉默着,半晌,说:“你是这里下车罢?”

  

   这里最精彩的一句,就是“如果必须有人哭泣,那应当是她”。这句话是谁说的?如是叙事者旁白,说的便是社会游戏规则。如是男主角自言自语,那便是内心的大男人意识。男的以为重逢总是女人后悔,总是女人哭泣,没想到现在自己在流泪。这时男主人公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爱这个女人的,肠子都悔青了。

  

   回家以后又发现自己老婆和一个裁缝通奸,他就很绝望地跑了出去。气愤之中没讲价就上了黄包车。张爱玲的笔,真是刻薄。

  

   《红玫瑰与白玫瑰》拍成电影时,关锦鹏非常尊重张爱玲,不少场面索性将张爱玲的小说文字打在屏幕上。记得电影结束时,“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五 张爱玲笔下的“好人”与“真人”

   在张爱玲笔下,男人被分成两类——“真人”和“好人”。遵守社会规则的是“好人”,追求自己欲望的是“真人”。只有在“封锁”的车厢里,在短暂的、虚构的空间,才可能做片刻的“真人”。回到正常世界,振保也好,吕宗桢也好,张爱玲小说的不少男人都是只能去做“好人”。

  

   张爱玲大部分小说是解析女性的,只有《红玫瑰与白玫瑰》主要解剖男性。

  

   小说开局有伏笔,男主角在巴黎碰到一个白人妓女,却做不了事,此事造成了伴随终生的耻辱感。后来他一直想做“主人”,在英国有个混血女人对他很好,可是他扮正经,说这样的女人不适合于中国家庭,拒绝了人家,其实潜意识里是害怕再受到耻辱。

  

   娇蕊又是一个红玫瑰,他其实已经“胜利”,自己不知道,因为心里害怕结果错过了真的爱情。80年代张辛欣有篇小说,题为《我在哪里错过了你》。永恒的问题,能知道就好了。

  

   最后是孟烟鹂,贤妻良母不性感,男人又无欲无求了。定期去妓院,像是体格检查。佟振保购买性服务,也算做“好人”。孟烟鹂偶然出轨,便是不守妇德。张爱玲在一篇文章里发过议论:“妇德的范围很广。但是普通人说起为妻之道,着眼处往往只在下列的一点: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之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 [8]

  

   张爱玲的小说,与40年代中国语境,关系好像不太密切。但是放在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读,却也不过时。

  

   [1] 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增订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8—119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2] “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了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林语堂:《吾国吾民》,《林语堂文集》第8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157页。

  

   [3] 高全之:《〈金锁记〉的缠足与鸦片》,《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79—98页。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章由夏济安翻译,台北:传记文学社,1979年,412页。

  

   [5] 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出版社,2009年,289页。

  

   [6]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增订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36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7] 茅盾:《动摇》,《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99—100页。

  

   [8] 张爱玲:《借银灯》,《张看》下册,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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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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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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