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3 次 更新时间:2022-01-20 23: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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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借此在国有基础设施投资公司中注入大量由建设用地的资本化而来的资金,并让它们来和开发商在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中协同发展并分享收益。

   以一亩的国家划拨的建设用地为例,其征收成本(模式化地来说)大约仅为一万元,但一旦加上了城市基础设施,其市值能够轻易地达到十万元。据此,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中的增值来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还可以进一步在将建设用地“转让”给开发商的阶段,与房地产公司分别收获房地产业迅猛发展中可以预期的,再加十倍增值中的部分利润。借此,之前面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被激活了。地方政府还可以动用上述的资源和财力从外面招商引资。

   整个融资和资本化过程起到有点类似西方私营资本主义公司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市”而融资和增值的作用。(赵燕菁,2014)中国地方政府依赖的则更是国家拥有的建设用地和房地产业的可预期的和稳定的巨大需求、增值和回报。那才是“土地财政”在中国发展历史中的真正含义。国家所拥有的征用土地(建设用地)权乃是此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至为关键的资本来源,与西方的历史经验十分不同。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是,笔者之前论述的重庆市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经历。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2001年—2009年任副市长,2009年—2010年任代理市长,2010年—2016任市长)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关于市政府财政运作的详细解析。除了国家下拨的建设用地指标之外,重庆市政府在其经济“起飞”阶段所“储备”的建设用地还包括市政府廉价收购的1700家亏本的,近乎破产的国有企业所掌控的建设用地。加总起来,在黄奇帆的领导下,市政府所储备的建设用地总共有30万亩。正是那30万亩土地——以100万元 / 亩来计算的话,其终极市值不低于3000亿元——成为政府“八大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并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黄奇帆,2009;亦见黄宗智,2011)

   以上叙述的公私互动结合机制,其运作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乃是中国革命和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土地国有条件,其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西方经验中,理论上国家具有的可以为公益需要而适当征用土地的权利(right of eminent domain)。在中国,其出发点是土地国有;在西方,其出发点是土地私有,但国家可以按照公益需要在合法范围内征用土地。相比之下,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的范围要宽广、强大、灵活得多。

   据此,国家采用了适度的渐进政策,将征用土地的总额限定于不超过耕地总面积(20亿亩)的10%,划定保留18亿亩耕地的“红线”。固然,在执行之中,难免引起农村人民——尤其是城郊农民面对建设用地市值猛增而希望获得更多利益——的抵制和争利,需要通过作为行政辅助的法律手段,甚至强制性的压力来执行。无可怀疑的是,那样的土地资本化过程乃是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非常不同于西方的经验,也是其相对成功的秘诀之一。

   从其总量来看,中国2亿亩建设用地经过上述的资本化后的总值(以100万元一亩来计算的话)大约是200万亿元人民币,即约30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中国1998年到2021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接近8000亿美元),乃是其37倍以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1998-2020 / 季 / 百万美元》, n. d.;黄宗智,2021a)我们由此可见建设用地资本化对该时期中国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性。一如在重庆市的实例中,建设用地的资本化乃是激活处于破产边缘的国有企业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推动中国城市建设与使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主要资本来源,亦即推动中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这一切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十分不同,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经验的主要特色之一。

   吊诡的是,西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了所谓的公私合作(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PPP)理论, 似乎也在提倡中国式的公私合作模式,有的论者因此也将其混合为一。但实际上,公私合作理论的起源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出发点是,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由于其竞争机制和私利激励,效率必定远高于公共(国有)企业;因此,人们应该尽可能将国家覆盖的范围最小化,一如“无为”国家的虚构所提示的那样。公私合作提倡的实际上是将国家公共服务覆盖的领域尽可能最小化,将私营企业的范围则尽可能最大化。其实际含义其实完全不是字面意义的公私合作,而是“将(部分)公共服务尽可能私有化”。 (OECD ,2018;The Economist, 2014;“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n. d.)

   上文论述的中国的土地资本化(capitalization of land)经验则完全不同。它的核心内容在于国家借助其土地所有权而将土地一定程度“私有化”(70年的使用权),据此借助最蓬勃、最高利润、最稳定的新兴房地产业来为政府融资,由地方政府,在建设完基础设施之后,将公有(建设用)地转让给开发商来盖楼房,由其来建设私人住宅的“房子”,而政府在其转让过程中可以获取相当比例的可预期的高利润。其核心实际乃是国有土地的(部分)私有化,并从中获取不仅是政府一般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公共服务所必须的资金,也是盘活已破产或接近破产的基础设施部门所必须的资金。也就是说,其实际含义乃是“将公有土地(部分)私有化来为基础设施融资”, 和西方的被称作公私合作(实际上是“将(部分)公共服务尽可能私有化”截然不同。

   当然,我们如果将城市的房地产业视作一种国家公共服务(在之前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确实如此),中国的经验也可以勉强被视作一种公共服务私有化,但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它和西方被称作“PPP”的公私合作的实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中国改革后的房地产业实际上绝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服务业(如供水供电、公共交通),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等级和价格区分的,服务于个体的产业,绝非西方的公共服务所指。实在不可将其混淆或等同于中国“特色”的结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济体系。

   五、新型的结合中西的思路

   经过几十年来的特殊快速发展之后,中国近几年已经展示了一些关于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义的新思路。首先是初步辨别了平等互利的和不平等的贸易。前者乃是斯密建构的理想化市场经济的一面,确实具有强大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后者则可以以19世纪帝国主义之下的不平等贸易,凭借强权、侵略和战争而建立的“不平等条约”下的贸易丑恶面为代表,不是中国所想借助的模式。

   在西方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中,两者是被片面化的,是像波特克那样将其丑恶面抹掉,经过理想化重构而自我正当化、普适化、“科学化”地建构。只有清楚区别两者,我们才能从后发展国家的视角来认识并理解“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义的真实历史内涵,才能辨别市场经济的正面和负面,才能摸索出适合后发展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理解。

   那样的思路,已经成为中国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它明确区别平等互利的双向自愿贸易和不平等的由强权或金融霸权的逐利资本所主宰的,主要仅为其单一方营利的不平等的贸易和市场经济。同时,还加上了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经验而认识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经济整体发展的关键作用,来作为指导概念。据此,建立了为资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贷款、融资渠道。“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的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五位副行长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印尼和韩国。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还带有为高度发达的,具有巨大产能和价格相对低廉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谋得更多的市场出路和更大的国家影响的考量。(黄宗智,2020)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不仅源自中国的平等互利理念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自利考量,还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在今天的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时代,以及根据斯密的片面化、理想化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而设置的全球贸易组织的运作规则下,任何国家都只能基于对方政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同意,而不仅仅是基于强权,才有可能达成交易。在那样的贸易规则下,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原则上都只能通过对方的自愿意志才有可能实施。

   虽然如此,在上文对中国的经济内卷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讨论中已经看到,总体来说,国家间的不对等的资本权势,以及资本和劳动间的不对等权力和回报,仍然主宰着今天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实际上它仍然和斯密建构的凭借平等互利贸易来推动双方螺旋式的经济发展理念相离较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交易虽然不再像帝国主义时期那样简单地取决于由于军力上的差别悬殊而产生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但是,资方国家和劳方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仍然是极不平等的,其利益大头属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资方,绝对不能简单地靠斯密提出的片面化、理想化的模式来认识和理解。

   六、中国发展经验中的非正规经济劳动力

   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一个决定性的不同因素是中国农村的人地压力下的近乎无穷的劳动力。国家采用的是在发展过渡 / 起飞时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具体来说,是向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暂时性地支付低廉的报酬——在房地产业中如此,在外商投资的企业中如此,在内资企业中也如此,以此作为地方政府招引国内外资本的重要筹码之一。如今,那样的非正规劳动力数量已经快速攀升到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75%的幅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20%—25%的比重(Standing,2011),也超过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在房地产所在的建筑业和其他产业中,企业可以以极低成本来使用没有福利保障的农民工;地方政府可以将其作为招引外资的筹码,并可以给予外资别的特别优惠的条件(如砍了价的土地、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有意让他们获得利润的大头,借助那样的条件而使中国成为全球报酬最高,最理想的投资去处,借助那样的机制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农村的农业和承包地则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到一种减震器的作用——如果农民工失去了其在城市的工作,可以回到家乡耕种几亩地以维持起码的生活,让国家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在那样的特殊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了三十年之后,在其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均9%之后,中国在近几年方才较多提升城市建设劳动力的报酬和福利等条件:一方面是逐步扩大农民工中有社会保障的正规就业人员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由国家出资设定了一些最起码的社会保障福利,开始逐步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朝“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转向。其具体举措包括2016年开启的“扶贫”工程,2017年宣布将10%的国有企业股权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等措施。2018年,国家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到2022年乡村实现达到“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标。其中,开展更充分、更平等的城乡双向贸易应该会成为一个重要动力。当然,其实际进程尚待观察。(黄宗智,2021b)

   七、中国半私企与半国企的新型市场经济

虽然如此,无可怀疑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化为一个半计划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或更具体地说,半国有企业半民营企业的体系。根据两篇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比较系统的估计,国有(和国家控股)企业的生产在中国非农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大约为40%(Hersh,2012;Szamosszegi and Kyle, 2011),这些企业涉及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此外则多是民营企业,两者共同构成中国经济的整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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