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6 次 更新时间:2022-01-20 23: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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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二)帝国主义下的不平等市场经济

   在真实世界的历史中,斯密之后的19世纪乃是帝国主义的榨取性商品经济盛行的世纪,虽然,这种商品经济仍然多被主流经济学表达为与斯密建构的模式性质相同的市场经济。在斯密之后,广泛兴起的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下的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包括占领、攫取,和利用非法“商品”的交换——譬如,“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之以卖出偷运的(其在印度组织生产的)鸦片来换取中国所生产的茶和丝、瓷等商品,显然与斯密理想中的平等互利的交易十分不同。这点连罗宾逊都没有明确地指出,更不用说波特克了,但马克思在1858年为《纽约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写的系列文章中便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实际性质论析得非常清楚了。(Marx,1858)

   虽然如此,斯密的片面化和理想化建构,依然被主流经济学视作普适性的真理,一直在经济学界(尤其在英美学界)具有近乎霸权的影响。一个和中国直接相关的实例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的两位杰出的华裔学者,在其导师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指导下,一位将中国的鸦片战争归因于西中之间的“文明冲突”(Chang, 1964),另一位将中国在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之后的国际关系论析为“中国之进入国际大家庭”(Hsu, 1960)。两者实际上都是在用市场主义来为帝国主义辩护。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些学者的著作都是我们必读的权威性专著。

   (三)美国金融霸权下的不平等市场经济

   再其后,则是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以来的现今的市场经济。它固然有可能是平等互利的,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易中,但同时它更多的是主要由大型跨国公司所推动的不平等贸易。其历史前驱首先是称霸海洋的大英帝国下的垄断性公司,例如东印度公司推动的“贸易”,之后才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侵略性国际贸易。在全球化时代,则是跨国资本主义公司主宰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全球第一霸权国家美国的巨型跨国公司所主宰的市场经济。

   后者也应当被视作“现代”的贸易和市场经济实际的一个方面。它以相对资本密集型的高价产品来换取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低价产品,凭借的是以资本的投入来换取更高额的收入和利润。如今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便是很好的例证——苹果公司占据的是手机生产链条中资本投入最多,利润率最高(一般不止30%),位于价值链两端的设计和销售这两个环节,而中国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则做的是位于价值链中间的零配件生产和装配(利润率约为7%)环节,中国大陆提供的则是低廉的劳动力。那样的生产具体可见于深圳和郑州两大苹果手机装配中心,它们总共雇佣约五十万名中国农民工。凭此,即便苹果公司仅占全球智能手机总销售量的12%,却霸占了该行业高达90%的利润,获得了令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羡慕的高利润率和股值(Barboza,2018),成为股票市场投资者心目中最想拥有的股票。

   那样的贸易和市场经济绝对不简单是斯密所理想化的两地平等互利、相互促进的贸易。它在一定程度上像马克思所论析的凭借资本来榨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不平等生产和贸易。虽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就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其利益大头是属于跨国公司的。根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正是那样的不平等的市场经济机制,促使廉价劳动力特别丰富的中国成为全球跨国资本最理想的去处,从1979年到1992年其资本投入年均收益率大约高达25%,之后在1992年到2006年仍然约为20%(亦即三四年便可翻一番)。(Bai, Hsieh, and Qian, 2006)这是通过依赖极其廉价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到的。这是中国高度内卷化的小农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实际,也是其仍然将较长期持续的现实。但这一切都被波特克划归片面化的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

   (四)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性质

   与波特克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罗宾逊的视野无疑要宽阔得多。在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写作和思考中,并在此篇收录于《不列颠百科全书》词条的总结中,她指出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盲点,即当时影响极大的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并不符合实际:它设想通过全社会的理性个人的自由抉择和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达到供需平衡的最佳资源配置。但是,罗宾逊指出,它完全没有考虑人们实际的主观意愿和臆想以及感情,后者既可能不符实际地过分乐观,也可能不符实际地过分悲观。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都会对真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经济体系的历时演变中,人们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会导致非“理性”的抉择行为直接影响整体经济,使偏离被视作客观的,必然会导致最佳状态的供需均衡。历史说明,人们不理性的预期和行为会导致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也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萧条。它需要国家的干预来调控。那样的论析正是罗宾逊一度曾经被视作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的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2001年)及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2013年)详细论证,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常见的状态是,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众多企业会依赖人们的不理性倾向和弱点来推销无用的,甚或是有害的产品以营利,一如互联网上的“钓鱼”(phishing)那样地来“钓愚”(phishing for phools)。他们所举的实例包括(赌场的能够使有的人上瘾的)老虎机、过多的烟酒、无用或易上瘾的药品、虚拟的金融产品、垃圾食品等。那样的产品和交易比比皆是,当然不符合被理想化为纯理性竞争和供需均衡的市场虚构。(Akerlof and Shiller, 2015)如今,中国的经济体经过大规模的市场化之后,也已出现众多类似的问题。

   罗宾逊进而指出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弱点。这种经济体系过度依赖国家计划来进行生产资料的配置,完全拒绝自由市场机制。在消费品方面,它虽然依靠零售市场来将物品销售给个体,但其商品的生产方和供应方都是由国家计划来控制的,不能很好地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在罗宾逊之后,那样的思路导致制度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后来提出关于计划经济成为“短缺经济”(economics of shortage)的论析,并以人民经常性地排长队购物作为佐证。(Kornai, 1992)

   至于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两种不同体制的问题,罗宾逊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她超越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盲目信任,但除了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的影响,后来对其也带有一定的反思,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替代性设想。她没有系统地讨论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体系。[④]当然,她更没有看到中国在改革之后的“摸着石头过河”地探寻不同的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的思考和成绩,不可能对其提出意见或论析。

   三、中国半计划和半自由的市场经济

   (一)中国改革后的农业经济

   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从农业领域开始的。首先是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基本将经营决策权让给农民,由其根据(新兴)市场的需求而自主决定其生产,并让小至农村的小商小贩,大至新兴的农产品商业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农产品的供应和销售体系,以替代国家之前建立的计划主导的供销社体系。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实施,在世纪之交后(当代)中国首次出现新增农业劳动力数量逐步递减,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的逐步递增。加上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人民的收入率先上升而开启的食物消费转型,从8:1:1的粮食:肉食:蔬菜比例逐渐转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的4:3:3的食物消费新模型,推动了(被笔者称为)“新农业”的发展,即响应市场需求而转入高值蔬果、肉禽鱼和蛋奶而来的“新农业革命”。那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演变,例如一、三、五亩地的小、中、大拱棚蔬菜生产,数亩地的果园,以及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农场。到2010年,那样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已经达到中国农业总产值的2 / 3,耕地总面积的1 / 3,促使前所未见的新型农产品市场的兴起。它大规模扩大了自由市场经济在农业中所占的比例,推动了中国农业历史的划时代变迁。(黄宗智,2016)

   虽然如此,粮食生产仍然带有较大成分的行政主导计划经济性质。国家设定稳定粮食价格的行政体系,由国家大规模储备粮食(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6),设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当粮食市场价格降到此价格时,国家便会按最低收购价格进行收购;而当粮食市场价格超过设定的最高价格时,国家便会出售其储备的粮食,借此来稳定市场粮食价格。这虽然不再是之前的简单计划经济,但仍然是一种行政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市场经济(黄宗智,2017);其中还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性质,尤其凸显于政府在全国一千个“产粮大县”的按计划管理粮食生产,包括其仍然强力推广的,对农民来说不划算的双季稻种植。后者需要双倍于单季稻的投入,但只为小农户带来还不到一茬单季稻的按亩纯收益。(那是因为多种一茬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地力和产量递减,其劳动和农资投入则要几乎加倍,而且由于农民不爱吃早晚稻因而早晚稻市场价格要低于单季稻。)国家只能通过补贴和项目制的奖励来维持,即便如此双季稻的种植仍然遭到小农户和基层干部的抵制。(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

   以上两种实际在中国今天的农业中并存说明,中国经济整体之走向结合计划与市场,既承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遗产,又纳入市场经济,由两大体系和机制并存和互动。

   (二)乡镇企业的发展

   伴随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来的另一结构性变迁是,在国家的领导下,中国的乡镇政府纷纷建立私营企业类型的自负盈亏的“乡镇企业”,根据本地条件和需要而创业,借此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它们遵循的不是计划经济的无论盈利还是亏本都由政府出资维护的(科尔奈称作的)“软预算约束”,而是在市场上不挣钱便倒闭的“硬预算约束”。那样的实际情况促使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家戴慕珍(Jean Oi)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两夫妇将乡镇政府概括为创办市场企业的“公司型国家”(corporatist state),来解释其所推动的蓬勃发展。(Oi, 1992, 1999;Walder, 1995)不言而喻的是,乡镇企业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基层地方政府采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司的运行模式。之后,乡镇企业虽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萧条,但实际上,迄今仍然在乡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为其后的高一级地方政府新阶段的“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做了铺垫。

   四、土地的资本化:中国发展经验中的特色

   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与之前的乡镇企业的不同是,不再是简单地由乡镇政府来创办企业的模式,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形成了新型国有企业与民营且互助、互动合作的模式。其中,既有民营企业的扩展和动力,也有政府主办的新旧国有企业的改组、发展和积极参与,由两者的协同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

其结合型尤其可见于“土地的资本化”和新興房地产业的发展。首先,中国经历的是比历史上西方各国要快得多的城镇化发展:城镇化率从30%上升到50%,西方国家经历了40年至65年的时间(美国用了40年,英国、法国是60年,德国为65年),而中国仅用了15年的时间(董继红、贾森,2020:表1)。在1998年国家启动“房改”(不再提供单位住房)之后,一个巨大的房地产业便非常快速地兴起。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用建设用地来融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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