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松华 熊务丰:中西哲学比较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22-01-15 10: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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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松华   熊务丰  
是20世纪西方哲学自身的重要进展,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工作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很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哲学传统采取批判性态度,并转而试图重新发现和激活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其背后往往都有海德格尔的思想在起作用。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以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或者是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为中介正面把握西方哲学传统,还是以海德格尔为中介,从反思批判性的角度把握西方哲学传统,对西方哲学传统本身的透彻理解仍然是今天开展一切意义上的中西哲学比较工作的前提条件。在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学者提出要彻底“走出”对西方哲学的依傍,但所谓“走出依傍”,只能在自觉地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传统的特质与局限的意义上来理解,倘若是试图撇开深入把握西方哲学传统这一前提,而退回到某种重新预设的抽象起点上来“推演”中西哲学甚至未来哲学的“开端”的话,结果很可能不过是一种新的主观想象。更有甚者,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的,由于从基本的言说方式和写作方式上来看,无论是基于中西马任何一个哲学或思想传统的学术研究,都已经不得不是“现代的”,或者说,蔡元培先生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做序言中提到的那个恰当“形式”的问题恐怕还没有在最深刻的意味上被领会。就此而言,伽达默尔所观察到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共有的歧义性”以及现象学、解释学和辩证法之间的思想纠葛,或许是迄今为止在提纲挈领地把握西方哲学传统这一方面仍然最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其次,在与当代西方哲学最新进展的批判性对话的基础上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代解读,由此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实现对西方哲学传统和现代西方生存方式上的双重超越。早在海德格尔解构性重塑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已经把哲学和哲学家变成了贬义词。在马克思看来,“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和黑格尔哲学试图以思辨的或概念体系的方式把握一切历史过程的实体性内容不同,马克思则力图指证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的“镜像”性质:“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他以“革命的实践”而非“绝对知识”(黑格尔)为根本导向的思想定位:“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思想和理论源自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并服务于这一现实生活过程自身的革命性实践,而不是反过来满足于把现实生活内化或概念化为一个思辨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马克思在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亦即从事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具体解剖过程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似乎又对哲学性质的理论工作进行了重新的肯定,因为他在《57−58手稿》“导言”和《资本论》“序”“跋”中都明确提到黑格尔思辨方法在理论表述上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应该明确意识到,马克思也始终在强调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说到底仍然和理论工作的实践导向密切相关,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的理论研究最终导向的不是生产一个“科学体系”而是辨明现实生活矛盾运动的具体突破方向。这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批判性脱离于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理论立脚点,而且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在社会生活历史性变迁的地基上沟通中西哲学传统的思想支点。

  

  

  

   除了这一方法论上的重要内涵之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中所阐发的对现代西方世界实体性内容及其革命性变革的实践发展方向的描述,尤其是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异化”性质的指认以及未来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根本特征的描述等等,也为我们在内容实质上理解中西文明交汇、冲突和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引。

  

  

  

   再次,在始终清醒地保持一种“我们”和文化传统之间恰当的“距离”意识的基础上,投身于以现代言说方式复现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真精神的自觉行动。陈来先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回顾中国哲学研究进程时曾经指出,“随着80年代解释学的引入,基于理解的‘诠释’始终是哲学史研究活动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这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学者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成中英、张祥龙等先生也长期致力于以具体研究推动中西哲学传统的“视域融合”。但与此同时,仍然有很多学者在遭遇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后,极力主张放弃“比较哲学”的方法与途径,倡导一种不仅以中国哲学为对象,而且以中国哲学为方法、以中国传统术语和概念方式为语言载体的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研究。

  

  

  

   在我们看来,尽管试图复现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真精神的努力,作为一种“求真”意识和实事求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传统主观愿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无论是金岳霖先生在将近一百年前所指出的“以欧洲哲学问题为普遍哲学问题”的历史潮流,还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世界历史趋势,以及海德格尔对现代欧洲−西方技术文明所开启的世界历史天命的反思,都一再提醒我们,简单而直接地回到中国哲学传统的愿望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想象。因为一切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都不得不以现代汉语的方式来表述,都不得不是经过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之后的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当代阐释与当代发展。由此,我们一方面可能不得不在方法论层面亦即在究竟是“复现传统真相”还是“进行当代阐释”的形式矛盾中建立起某种合理的“反思平衡”,另一方面尽可能在这种方法论自觉的前提下跨越“中国”与“哲学”的抽象对立,把目光和精力聚焦于对中国哲学传统本身的总体性把握之上。否则,就像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把握可能因为研究对象的纷繁复杂而迷失于细节一样,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研究也同样会因为过分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而歧路亡羊。

  

  

  

   最后,在我们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深化中西哲学比较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未来导向”。概括来说,必须以进入“现代化”完成状态的未来中国为参照系,反观和整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与哲学思潮的历史性变迁,并由此将中西马三大“哲学”传统从思想资源上“元”或“源”的地位下降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中的“分子”或“流”,进而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当代中国主流理论形成一种恰当的映照与互动。并且,我们坚信,正是在此“未来导向”的反观与整理、映照与互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体性内容上的主体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历史视野和叙述方法上的优先性都必将日益彰显。

  

  

  

  

  

  

  

  

   司马迁和班固的分歧

   来源:北京晚报2021-12-04 10:32

  

   《〈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

   [日]大木康著 田访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刘奈

   唐代在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将唐初收藏于宫中的书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和佛经、道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就是自《隋书·经籍志》后形成的。《隋书·经籍志》中排在史部最开头的书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这两部史书开启了中国历史记载的模式范本,在日本学者大木康的眼中,《史记》和《汉书》就像相扑中的东、西两位横纲,永远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高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二者只有东横纲和西横纲的差别。至于说《史记》和《汉书》哪一个是东横纲?这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对此的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化氛围。

   日本学者大木康就《史记》与《汉书》背后的差异以及在历史上各个时代所代表的文化思潮进行深入研究。《〈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正是在二者的比较中展开中国史学文化的发展。在日本这两本著作虽然都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经典作品,但是与中国一样,《史记》的光芒远远盖过《汉书》。这两部书在比较中究竟给中国文化、中国史学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学者大木康通过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的两者互相比较,探索两部作品在两国评价中的共性。

   《史记》与《汉书》最大的不同还要从它们的根本性质上来看——一个是通史著作,一个是断代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记录了上古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历史,而《汉书》本来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想写《史记》之后到当下的历史。不过,班彪续写《史记》的想法并没有被儿子班固继承,班固则以另一种思路,书写了西汉一个朝代的历史。编辑思路的改变也导致了看待历史方式的巨大分歧。对于通史的《史记》来说,无论是项羽还是吕后,不一定非得是帝王才能被写进本纪中,只要是一个时代脉动的中心人物就能够收入进本纪中。而《汉书》作为断代史,能够进入本纪的只有本王朝的皇帝,只有皇帝的存在才能证实朝代的延续,因此皇帝在断代史中成为了本位,这让历史的视角和价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各个王朝的兴衰,在各种事迹中讲述历史循环的规律,同时也预示着现在生活的朝代也会走向灭亡的可能,这种以史为鉴的价值核心让《史记》不仅仅是一本人物事迹簿,更是一本中国人政治智慧的经典集。因为是通史题材,写作者需要站在更高的维度写作,大木康觉得这像是上帝视角,能够跨越自己的立场全面式地看待问题。而《汉书》的写作者班固生活于东汉时期,与后世下一个朝代写上一个朝代的历史不一样,政权还是在刘氏汉朝手中,对于见证过光武中兴的班固来说,汉王朝的地位不能被动摇。所以,班固书写《汉书》的视角则是出自于现实,以汉王朝的人间视角来书写的。并不会像《史记》那样去更多的探索历史的规律、王朝核心问题以及价值流变等等问题。

   另外后世除了从史书书写的角度对两者进行判断以外,还从两者的文章上进行比对。骈文与古文的对比也左右了后世文学家们对两本史书的评价。比如在骈文盛行的年代,东汉至六朝、唐初,《汉书》明显居于上风,士林学子大多喜欢《汉书》而不喜欢《史记》。然而自中晚唐的古文运动兴起开始,《史记》的评价则越来越高。书中大木康以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为时间轴,韩愈以前《汉书》评价高,韩愈之后《史记》评价高。

   韩愈所处的时代,旧贵族势力的影响逐渐式微,新兴寒族官僚阶级正在崛起中,韩愈以“不平则鸣”这一文学口号,激励着寒族士子在艰苦的环境下奋进考取功名,其中司马迁在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中写就的《史记》则被韩愈作为事例激励着学子们。骈文作为一种贵族文学的代表,在韩愈的时代成为了新兴阶层的阻力,韩愈以抬高《史记》的价值来对抗贵族式的骈文,期望打破贵族对于政治、官僚的垄断,这种“不平文学”的代表就是《史记》。

   到了宋代,门阀贵族势力再也成不了气候,通过科举上来的寒族士人掌握了官僚阶层的话语权。韩愈作为寒族士子抗争门阀贵族的先驱而被士人称颂,加上后继者欧阳修等人的古文运动的盛行,当年为韩愈所盛赞的《史记》,地位也逐渐确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对《汉书》的严重批判,南宋初期的著名史学家郑樵,仿照《史记》通史的写法,写作了《通志》一书。在《通志·总序》中他一边赞赏《史记》,一边责备《汉书》,甚至说司马迁与班固,就像龙与猪那样不可比拟。从写作上责备班固剽窃《史记》中的内容,几乎没有自己写作的部分;从体例上说《汉书》所代表的断代史,虽说是一个朝代史,但是制度基本上都是从前朝继承下来的,仅仅只是记录没有什么意义。还有人物,有些人前朝是叛臣,到了本朝就是忠臣了,这种站在王朝角度上对人物进行的评价大有问题。还有类似宋人倪思写的《班马异同》,则是直接把《史记》与《汉书》做比较,将其中共同记述的内容拉出来做对照。整体来看,在宋代《史记》的地位得以确立,但《汉书》则有些贬抑过甚。

   明代则将《史记》与《汉书》的对比变换了一个赛道,开始有了将两部作品视为文学作品看待的倾向。这让此前围绕着两部作品历史观、体裁等方面的争论逐渐淡去,重新寻找到了两部作品在史学之外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史记》的模仿,催生了明代通俗小说的发达,《史记》中透露出的激烈的情感,是明代人所追求的对象,明代很多半虚构小说就是在学习与模仿中诞生的。

   《史记》与《汉书》都是优秀的历史作品,无论历史上曾有过怎样的争议,这两部著作中蕴藏着不同的价值。中国历史记载的这两种潮流从古至今未曾变化过,正是这两部著作印证了中国独有的史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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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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