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有效合规管理的两种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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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 (进入专栏)  
没有建立确保报关价格真实性的合规审查机制。由于找到了导致犯罪发生的制度原因,所以企业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制度纠错和修复措施。根据实践经验来看,对合规漏洞的发现有以下几种主要途径:一是从违法犯罪事件中发现制度漏洞;二是从既往接受行政处罚或刑事执法调查的经历中发现企业的管理隐患;三是通过评估显在的和潜在的合规风险,找到容易引发犯罪的合规风险点和风险领域;四是对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加以审查,找到容易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制度因素。

   6. 确定有针对性的纠错措施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说,合规整改就是一种在揭示犯罪原因的前提下加强犯罪控制和犯罪预防的管理活动。要预防相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企业就需要针对制度漏洞采取有“针对性”的制度纠错和修复措施。从上述案例的情况来看,实施制度纠错和修复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建立或者加强合规组织体系建设;二是发布专门性的合规政策和员工手册;三是建立针对第三方商业伙伴的合规管理措施,严格把控代理商的遴选资格、遴选程序和退出机制;四是建立确保报关价格真实性的合规审查机制;五是引入外部专业机构,加强对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审计工作,定期评估并修补合规管理体系的缺陷;六是加强与行政监管部门的日常沟通,主动寻求监管部门对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实时监控。

   7. 合规体系化建设

   那些有针对性的合规纠错和修复措施,只有被纳入合规管理体系之中,才能发挥长远的犯罪预防作用。首先,企业应从整体治理的视角,发现管理体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其次,企业应预防那些更为潜在、更为系统的刑事法律风险。为此,企业可以适度引入日常性合规管理的经验,从合规章程、合规政策与员工手册、合规组织体系以及合规流程的角度,将那些有针对性的具体整改措施融入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之中,使之从具体的纠错措施转化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分,最终渗透到企业的合规管理机制和合规文化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以纠错为目的的合规整改,只是在有针对性地消除企业经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中的“涉罪因素”,实现企业“去犯罪化”的目的。但是,如果不从源头加以治理,不从预防行政违规、违法行为的角度出发,作出行政监管层面的“违法预防”努力,那么,合规整改就可能流于形式。从这一角度来说,任何一种刑事合规整改,最终都应被纳入“行政监管整改”的轨道,将企业的行政违规、违法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发挥“犯罪预防”的效果。所谓的“合规体系化建设”,其实是指企业在消除犯罪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改进合规管理体系,对行政违规、违法风险进行进一步的预防、监控和应对。企业只有杜绝了行政违规、违法的可能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三)合规整改的局限性

   检察机关在探索合规不起诉改革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一种制度设计上的困扰:如何避免企业的合规整改流于形式,使之能够发挥预防犯罪的实质效力?在这方面,实践中出现了两种略显极端的合规整改方式:一种是采取“发现犯罪原因—提出纠错措施”的“点对点”式整改方式,注重对现实合规风险的即时防控;另一种是采取“评估合规风险—确立合规体系”式的体系化整改方式,强调对潜在的和深层的合规风险进行全面防控。

   前一种合规整改模式又被称为“简易整改模式”,适用于那些涉嫌轻微犯罪的中小微企业,检察机关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同时,通过发送检察建议,对企业提出相对简单的整改要求。只要企业针对犯罪原因作出有针对性的合规整改,检察机关就可以作出合规整改成功的结论。但是,在预防犯罪方面,这种纠错性合规整改具有两方面明显的局限性:其一,其只关注犯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缺陷,因此无法从整体治理的视角,解决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中的根本性问题。其二,其只着眼于解决最表层的合规问题,对于企业深层的和系统性的合规风险,无法加以解决。

   后一种合规整改模式又被称为“普通整改模式”,适用于那些涉嫌重大单位犯罪的大型企业,检察机关对其启动合规考察程序,指派合规监管人,设定合规考察期,在考察期结束之前,进行合规整改验收。这种模式尽管注重体系化的合规管理,但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在合规整改过程中,有些企业过分注重建立“大而全”的合规管理体系,忽略了合规整改的“针对性”,既难以发现企业犯罪的制度成因,也难以提出有效防止企业再次犯罪的解决方案。又如,有些企业过于注重建立“完整的体系”,忽略了导致企业犯罪的特殊制度漏洞,提出的合规组织体系、合规管理体系和合规流程等往往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措施,明显不能发挥纠正错误和制度修复的作用。再如,有些企业对于合规整改与日常性合规管理没有作出合理的区分,完全按照日常性合规管理的要求进行合规整改,甚至在有限的合规整改期限内建立多个专项合规管理体系。在短时间内匆匆建立起来的合规管理体系不仅存在“大而无当”和“泛泛而论”的问题,而且对已经暴露出的制度漏洞都无法作出有效的堵塞和修复,使合规整改流于形式。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从整改目标到制度构造,对“简易整改模式”和“普通整改模式”作出适度的调整。任何一种合规整改都是在短时间内开展的,并且都要解决已经由犯罪事件暴露出的合规风险。因此,通过合规整改,既不可能建成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也不可能针对无关的合规风险建立合规管理体系,而只能着眼于与犯罪事件有关的专项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假如我们将“针对性”和“体系性”作为两个坐标的话,那么,针对轻微单位犯罪案件的“简易整改模式”应更为注重合规整改的针对性和现实有效性,而适度关注合规整改的体系性,将合规整改措施纳入合规管理体系。与此同时,那些针对重大单位犯罪案件的“普通整改模式”应在保证基本的“针对性”的同时,加强合规整改的“体系性”,注重从合规组织建设、合规政策和员工手册、合规防范体系、合规监控体系和合规应对体系的角度,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合规风险,建立针对深层的和结构性的合规风险的管理体系。

   代结语:两种合规模式的衔接

   通常说来,日常性合规管理模式与合规整改模式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和空间,可以独立发挥合规治理的作用。当然,两种模式也各有局限性,单靠任何一种模式,企业似乎都无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合规管理制度。从企业合规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日常性合规管理侧重于企业常态化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旨在增强企业的商业竞争优势,应对监管部门日益严格的合规监管要求;而合规整改则注重在危机发生后对企业的制度纠错体系和违法犯罪预防体系进行完善,旨在作出兼顾“针对性”和“体系性”的合规改进措施。从有效防控合规风险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合规模式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必要衔接,以便发挥制度合力:其一,通过加强日常性合规管理,减少企业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避免任意启动合规整改程序;其二,通过危机后的合规整改,推动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的完善;其三,两种模式齐头并进,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推动企业的有效合规治理。下面依次作出简要的分析和评论。

   首先,一个企业即使建立了非常完美的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也难以防范一切合规风险,更无法杜绝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但经验表明,相对于建立了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那些根本不存在合规管理的企业,更容易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企业一旦建立了常态化的合规管理体系,其就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定期评估潜在的合规风险,并根据合规风险建立相应的专项合规管理体系;其二,通过合规政策、员工手册、尽职调查、合规培训等,对企业员工、管理人员、子公司、客户、第三方商业伙伴和被并购的企业发挥行之有效的违法预防作用;其三,通过合规报告、合规审计、内部举报系统,对企业违法犯罪事件发挥实时监控作用;其四,在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之后,通过有针对性的合规整改,发现合规管理的漏洞,消除合规管理的隐患,推动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通过上述常态化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企业发生违法犯罪事件的机率将大大降低,相应的合规风险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识别、监控、预防,企业自行改进合规管理体系的动力机制也会发挥作用。既然违法犯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为减少,那么,企业为应对危机而进行合规整改的必要性也就会大为降低。因此,有效的日常性合规管理是减少企业合规整改的必由之路。这与一个人针对身体健康风险,定期进行专门性的身体检查,会明显降低重大疾病爆发的机率,显然是同样的道理。

   其次,危机发生后的有效合规整改,是推动企业完善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的制度保证。既然没有任何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是完美无缺的,且没有任何企业能够保证完全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那么,现实的态度就应当是,在发生违法犯罪事件后,企业采取适当的合规整改措施,对原有的合规管理体系作出必要的改进和完善。

   有效的合规整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完善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的作用:其一,通过合规整改,识别更多的合规风险点和风险领域,大大弥补原有的“合规风险评估”的局限性。其二,通过合规整改,检察机关督促企业修复制度漏洞,消除管理隐患,改造不合规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相比于企业对违规、违法事件进行“自查自纠”而言,这更有利于合规管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其三,通过合规整改,企业将在预防犯罪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实现在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上的“去犯罪化”;但假如要实现深层和长远的风险防控,企业就还需要进行“源头治理”,即从避免企业行政违规的角度,建立行政监管合规管理体系,这是防止企业再次发生犯罪事件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一次印象深刻、教训惨重的合规整改,会激发企业全面改进公司治理方式的动力,使企业获得“全面改进治理结构”和“重塑企业合规机制”的机会。经验表明,很多企业都是因为接受了合规整改,才不仅获得了宽大刑事处理的机会,还真正建立了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在这一方面,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和中国的中兴公司完善专项合规管理体系的经验,就属于典型的例证。

   最后,理想的合规治理应当是企业自动启动合规管理流程,根据企业内部存在的合规风险和已经发生的违规事件,对合规管理体系作出自我完善和改进。企业合规的最高境界应当是避开外部监管,实现企业的“自我监管”。但是,受多重因素的制约,这种理想的合规治理状态通常可遇而不可求。现实的合规治理状态是,企业不仅会经常发生违法犯罪事件,而且还经常出现“合规治理失灵”现象。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监管部门,若能够从外部推动和督促企业作出合规整改,并对作出有效合规整改的企业给予较为宽大的处理,使其免受最严厉的处罚,就会激发企业进行有效合规整改的强大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在违规、违法事件发生后,企业自行启动的自我整改与执法机关外部推动的合规整改二者的最终效果和目标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对于那些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的企业而言,企业的自我整改就足以解决合规管理体系改进的问题,而那些尚未建立有效的日常性合规管理体系的企业则需要执法机关的外部推动。企业的自我整改与执法机关外部推动的合规整改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不同企业实现完善合规管理体系的目标。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1期(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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