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印度法研究与传统印度法的主要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2-01-05 16: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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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进入专栏)  
许多民族都有智慧法官巧断疑案的故事,如犹太教的“所罗门审判”和中国古代的包公断案等。这些被奉为美谈的民间司法传奇故事,至多只是一种特殊的法律文化,并不能反映该民族司法制度的整体运作情况和一般实践。

   季羡林先生指出,印度民族的一个特点是“不大重视历史记述”,“对时间和空间这方面都难免有幻想过多、夸张过甚的倾向”,因此,“现在要想认真研究印度历史,特别是古代史,就必须依靠外国人的记述”。上述情况也适用于传统印度法研究。除了佛经中反映的传统印度法,外国人的记述,尤其是古代中国赴印僧人、古希腊麦伽斯提尼、中亚学者贝鲁尼以及法国传教士布歇的记述,对于研究传统印度法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甚至如季先生所言,“都成了稀世之宝”。但是,这些材料毕竟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观察和记述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不够全面;由于观察者的特殊视角,许多描述缺乏客观性和准确性。因此,我们无论是把上述任何一种著作的记述作为基础,还是综合全部上述著作所提供的信息,都无法建构出传统印度法的整体内容,也不足以把握传统印度法的基本特征。

   幸运的是,除了上述重要参考材料,在资料十分匮乏的传统印度法研究领域,研究者们通过长期的发掘、整理和阐释,已经积累起其他重要文献。①印度古代吠陀本集和奥义书等附属吠陀已经整理出来并出版。这些经典文献不仅奠定了印度教的基础,而且确立了传统印度法的基本价值,是研究传统印度法的基础性文本。②印度历史上几部重要法经和约10部重要法论被整理出来,一些原本已经遗失,分散在各种评注和汇纂所引述的内容中,近代研究者把它们析离出来,加以重构,汇集成册。这些直接论述法律的著作是研究传统印度法的重要文本材料。③主要围绕法经和法论所形成的大量评注和汇纂被搜集整理出来,结集出版。这些评注和汇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经和法论在适应社会需要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情况。④印度古代的两大史诗、多部往世书以及于1905年发现的憍底利耶的《利论》也被整理出版。这些圣传经包含传统印度法的许多重要内容,史诗和往世书从野史和神话角度反映了印度民间法律文化,而《利论》则从政府视角反映了官方政治法律观。⑤历史上保留下来或重新发现的印度古代摩崖法敕、石柱铭文、铜版文书以及贝叶记录等文献,其中包括君王敕令(如阿育王法敕),君王对宗教团体赠赐村庄、土地的契约,以及一些古代判例和习惯法。这些文献都是研究传统印度法的第一手资料。⑥英国殖民时期许多西方学者对于传统印度法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著作,一些参与印度司法实践的英国法官和律师所撰写的有关传统印度法的著作,以及英国殖民政府在统治印度期间所汇编的地方习惯法。这些文献虽然包含殖民主义的偏见和对传统印度法的某些误解,但其中涉及的许多材料对于研究传统印度法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⑦近代以来印度本土学者和非印度学者对传统印度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可以成为研究传统印度法的重要参考材料。⑧在英国法的影响下,传统印度法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印度自己也对传统印度法进行了重大改革。由此,当今印度法至少在制度层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但至少在广大农村地区,传统印度法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者到印度各地进行考察和访谈,可以获得传统印度法的一些实证材料。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谱系之一,释列于道之前。许多佛教经典在中国被完整保存下来,并得到了创造性理解和阐释。佛教在中国的成功移植,原因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凡俗伦理和政治统治,缺乏超越的信仰;偏重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认识论,缺乏穷本极源的本体论;偏重群体的人伦关系,缺乏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反思,不注重灵魂内观。道家思想虽然不乏与佛教相似或暗合之处,但道家思想后来蜕变成道教,主要关注祛灾辟邪之术和强身健体之方,没有为普罗大众提供精神救赎、转世希望和终极关怀。当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限于上述维度。梁启超从12个维度考察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音乐、建筑、绘画、雕刻、戏曲、诗歌、天文、历法、医学、教育方法和团体组织形式等。鉴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中国学界自古代就十分重视佛教,但对佛教以外的印度文化不够关注。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一些中国学者负笈西渡,或留学印度,或以西方的印度学家为师,专攻印度学。他们研究的范围不仅涉及佛教,还把重点转向印度教。他们中的翘楚有金克木、徐梵澄、季羡林和巫白慧等。然而,他们学成归国后,却遇到了中国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印度学的研究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印度学研究才开始焕发生机,进入黄金时代,陆续结出丰硕果实。在上述几位印度学前贤大师的引领下,一批印度学人才成长起来,许多印度教的重要经典翻译成中文并陆续出版。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印度宗教、历史、哲学和文学研究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相比之下,中国关于传统印度法的研究却进程缓慢,相形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西方法律和法学的译著如雨后春笋,但有关传统印度法的译著则寥寥无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蒋忠新先生翻译的《摩奴法论》和新近由朱成明博士所译的《利论》。同样,在中国关于外国法的大量著作中,中国学者关于印度法的几部著作和为数不多的文章,也显得形单影只。这些印度法著作主要涉及现代印度法,如宪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等。相比之下,中国关于传统印度法的研究特别薄弱,迄今为止只有一些零星文章,没有一部深入系统论述传统印度法的专著。略感欣慰的是,中国法学界近年来加强了对印度法的研究,有望在未来推出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四、传统印度法的主要特征

  

   如何对待传统印度法?印度内外,一直存有争论。在印度内部,贱民出身的印度宪法之父安培德卡尔(B. R. Ambedkar),旗帜鲜明反对印度教。在1935年,他领导贱民通过了《致不可接触者:来自一个新摩奴的新音信》的决议,并在纳西克(Nasik)举行的不可接触者即贱民集会上,愤怒地焚烧了《摩奴法论》。在印度,《摩奴法论》是印度教法的象征,也是传统印度法的核心内容。安培德卡尔的举动表明,他主张现代印度应彻底否定维护种姓制度的印度教法,与传统印度法一刀两断。

   甘地对待传统印度法的立场与安培德卡尔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反对中央集权,赞美传统印度分散的乡村自治;反对根本上改变传统印度社会结构,主张通过宗教劝诫和道德化育,劝导富人行善,实现各个阶层和谐共处;反对引进现代司法和律师制度,主张以传统乡村组织潘查亚特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司法组织。甘地认为,传统印度法只要剔除一些弊端,就能在未来印度社会的自治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时期,尼赫鲁特别重视印度传统文化的价值,认为印度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印度文化是众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他指出,传统印度社会存在三大支柱即自治村社、种姓制度和联合家庭。这三大支柱虽然都以集体主义为基础,但印度哲学也非常重视个人价值,追求个人心灵解放。他认为,种姓制度在早期具有合理性,是基于职业分工的考虑,但后来发生了蜕变,与宗教联系起来,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的隔离和对某些团体的压制,因而必须废除。尼赫鲁认为,乡村自治虽然在传统印度社会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反对甘地的乡村自治主张,认为印度未来应致力于发展工业,并消除以自治为借口的土邦割据状态,进而以宪法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印度联邦。他认为,印度教法的核心概念是达摩,达摩是个综合体,不仅包含宗教,还包含道德、正义、责任与义务,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主张,印度既不应藐视自己的过去,也不应盲目崇拜过去,应对包括达摩在内的印度传统法进行变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强调印度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无疑包含政治考量和斗争策略,即通过回顾印度历史和强调印度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强化印度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团结一致,同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进而争取民族独立。在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印度国家。他基于这种考虑,加之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因而在参与设计印度建国方案、主持宪法制定和领导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突出强调印度国家统一、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及印度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律的现代化。尼赫鲁虽然没有像安培德卡尔那样彻底否定传统印度法,但他主张对传统印度法进行重大改革,并在独立后主持了许多重要法律改革。在他所主持的法律改革中,传统印度法大部分被现代法律取代,只是有限度地保留和利用了传统印度法的某些因素,印度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婚姻家庭法就是明显例子。

   对于如何对待传统印度法问题,印度以外的争论主要来自西方学者。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以英国为主的许多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传统印度法。他们大多受到当时流行的线性进化论和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传统印度法是落后、野蛮之法,而以英国法为代表的西方法是先进、文明之法,因而认为把英国法移植到印度取代传统印度法,具有历史必然性,有助于印度法从落后变为先进,从野蛮转向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这种观点不但受到了大多数印度精英和广大民众的抵制,而且在后来的西方学界也经受了反思和批判。到20世纪后期,早期西方的殖民主义理论已经销声匿迹,但在有关法律现代化的理论中,一些学者仍然强调传统法与现代法的历史断裂和二元对立。例如,美国研究印度法的学者加兰特就认为,现代法所包含的确定性和统一性价值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法律具有自治性,自成一体,与历史和文化并无必然联系。因此,一个国家的现代法可以成功地移植到具有异质文化的另一个国家。加兰特认为,近代以来印度移植英国法是印度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印度独立后会继续推进法律现代化,最终彻底废除传统印度法。

英国印度法学者蒙斯基对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特征和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观点与加兰特截然对立。蒙斯基在《印度教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一书中指出,传统印度法的主要特征是多元性、个人与团体自治和寻求情境正义。他认为传统印度法中情境正义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法律具有属人法的特征,并不寻求普遍性,也不恪守形式性,而是根据现实条件和具体情境,灵活运作,注重实际效果。蒙斯基批判了殖民主义的法学理论,反思了印度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认为印度的法律改革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偏颇和负面效应,而20世纪80年代立法改革减少,司法能动主义出场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便是旨在纠正法律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颇。他认为,当代印度法有回归传统之势。这是因为印度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忽略了变化较为缓慢的社会环境,也忽略了社会事实的复杂性,急于追求法律规则的统一性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轻视了自己的法律传统,没有意识到这种法律传统中包含着后现代法律的发展趋势。他认为,西方法律发展经历了现代法对传统法律的否定,而后现代法趋势的出现则是对现代法的否定,即对传统法的否定之否定;经历上述曲折的过程,印度的有识之士应敏感觉察到,传统印度法的特征与后现代法的特征不谋而合。为此,他提出了研究印度法的五点纲要:①研究者应基于法律演化的连续性和法律与社会的整体关联性,重视活法的作用;②应认识和重视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特征及其所潜含的后现代法特征;③应运用解构的思路理解西方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话语,摆脱法律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④应批判地反思现代法律的核心概念和价值的弊端,重新发现传统法律概念和价值的意义;⑤应认识到非西方法律的现代化不等于法特要主的法度印统传与究征特要主的律的西方化,法律全球化也并非意味着非西方法律的西方化。总而言之,蒙斯基对传统印度法的重视,对殖民主义时期法律理论的批判和对印度法律现代化过程的反思,都不乏真知灼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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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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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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