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印度法研究与传统印度法的主要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2-01-05 16: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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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进入专栏)  
今日婆罗门却娶非婆罗门女子;②昔时婆罗门只在受胎期间接近妻子,今日并非如此;③昔时婆罗门婚姻以相爱为基础,今日婆罗门却买卖婚姻;④昔时婆罗门不积蓄金银财宝,今日婆罗门却积蓄大量金银财宝;⑤昔时婆罗门饮食定时有度,今日婆罗门“唯欲食满腹已,且携残余而去”。在释迦牟尼看来,某些婆罗门“未能达到明行成就”,也由于他们不能像佛教僧尼那样林居遁世,而是在林居期和遁世期不能斩断俗念,弃绝红尘,仍然居于村落城邑周边事火祭祀,或居于通衢大道的室内。上述几段佛经的记述反映出:第一,婆罗门的地位已经下降,一些婆罗门已不从事自己的正业,而违法从事低贱职业。第二,婆罗门这种退化是由于他们图财逐利,贪图享受,道德堕落,不能像佛教徒那样断绝俗念,正心修为。释迦牟尼所指出的现象和对原因的分析,一方面是抨击婆罗门,另一方面是开导和警示弟子,对婆罗门的退化应引以为戒。婆罗门从事低贱职业,虽然与释迦牟尼所指出的原因有关,但主要原因可能是自奥义书时代之后,尤其到佛教产生的“战国时代”,印度教的形式主义祭祀开始式微,过去主要以祭司为业的婆罗门地位急剧下降,许多婆罗门不能通过正业维持体面的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甚至从事法律所禁止的首陀罗职业,勉强维持生存。这样一来,种姓与职业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原来种姓与职业的对应关系已被打破。

   旃陀罗是种姓以外的贱民,地位最低。《本生经》中的一个故事说,菩萨前世生于旃陀罗之家,成为旃陀罗青年。他一次路遇同行没有带饭的婆罗门青年,愿与婆罗门青年分享自己的饭食。当婆罗门青年知道他属于旃陀罗种姓后,便拒绝接受他的饭食。婆罗门青年后来饥饿难忍,虽接受了旃陀罗青年的饭食,但随后便把饭食喷出,悔恨不已。这位婆罗门青年对待旃陀罗青年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贱民受到婆罗门歧视的低下地位。旃陀罗被认为不洁,因而不得与有种姓的人们同村居住,必须单独居住。佛经记载,在阿槃提王时,郁阐尼郊外有一个阐陀罗村。“阐陀罗”即“旃陀罗”,旃陀罗作为不可接触者,不得不单独聚居,组成贱民村。佛经中多处提到“旃陀罗村”。这些记述反映出,在释迦牟尼时代,旃陀罗的地位十分低贱,严格受到排斥和隔离。

   实际上,释迦牟尼虽不主张取消种姓制度,但反对以血统和出身作为划分种姓的标准,而主张根据人的业即行为划分种姓。释迦牟尼在《婆塞特经》中指出,“婆罗门不由出身决定,非婆罗门也不由出身决定;婆罗门由行为决定,非婆罗门也由行为决定”;“凭苦行,凭梵行,凭自制,凭柔顺,一个人才成为婆罗门”。他还指出,人们“不是由于出身,成为无种姓者;不是由于出身,成为婆罗门;而是由于业,成为无种姓者,成为婆罗门”。释迦牟尼在一次同阿难讨论业报轮回时说,有人虽然生于旃陀罗之家,行善业则可获得善报,死后升入天堂;如潜心修行佛法,则可达到涅槃之境;而有人虽然生于贵族之家,如行恶业,便受恶报,死后堕入地狱。在《本生经》中,释迦牟尼现身说法,举例说菩萨曾生于旃陀罗之家,后来成佛,以表明佛教不重视出身,而重视修为与德行。

   最后,佛经中也反映出传统君王赠赐土地的制度。在古代,印度君王常常把土地或村庄赠赐给某个团体或个人。佛经的记述证实了古代印度存在这种形式的土地分封制度。佛经说,在拘萨罗国中部,有个称为伊车能伽罗的婆罗门村,便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王所赐予的梵圣领地”。释迦牟尼旅行到摩揭陀国时,在名叫伽驽秣陀的婆罗门村住下。佛经说,此村是“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所赐予的梵圣领地,受王保护”。在古代印度,很早就出现了君王分封土地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没有发展出类似中世纪西欧那样的封建制。

   佛经中许多内容也反映出古代印度教的婚姻家庭制度。有一次,释迦牟尼问婆罗门青年阿摩昼,对于刹帝利男子与婆罗门女子所生之子,或婆罗门男子与刹帝利女子所生之子,刹帝利是否能为他举行灌顶典礼?阿摩昼回答说,这两种婚姻所生之子都没有这种资格,因为前者未从母系获得这种资格,后者未从父系获得资格。所谓灌顶典礼是指印度君王登基时的一种仪式,类似君王加冕典礼。按照印度教正统理论,只有刹帝利有资格成为合法君王,登基时举行灌顶典礼。根据印度教法,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前种婚姻属于逆婚,所生之子属于杂种姓的苏德(也译苏多);后种婚姻虽然属于顺婚,但不属于理想的种姓内婚,即刹帝利男女之间的婚姻,因而该种婚姻所生之子虽然可依母系归于刹帝利种姓,但毕竟存在种姓混杂情况,没有资格成为君王。佛经在另一处借婆罗门究罗檀陀之口说,释迦牟尼从母系和父系双方上溯到第七代祖宗,均无种姓混杂情况。实际上,释迦牟尼并不注重人的出身,而重视行为。但这种说法从侧面传达的信息是,印度教非常重视血统纯正,且要考察七代。上段佛经的意思是说,即使按照印度教的标准,释迦牟尼也血统纯正,出身毫无瑕疵。在古代印度,血统以七代作为界线,种姓计算和继承都参照七代标准。例如,《摩奴法论》就主张,婆罗门男子与首陀罗女子所生后代称为“尼沙陀”,属于首陀罗种姓,但“尼沙陀”连续七代与婆罗门结合,其后代就可以返回婆罗门种姓。印度教原则上主张一夫一妻制,但实践中一直存在多妻现象。法经和法论都不得不对实践做出妥协。例如,《鲍达耶那法经》宣称,一个男人可娶1位同种姓女子,还可从每个低种姓中各娶1名女子为妻,即婆罗门可以同时娶四妻。《摩奴法论》指出,如果一个婆罗门娶了四位不同种姓的妻子,与不同种姓妻子所生之子在分家时都可分得家产。这项规则等于默认事实性多妻制婚姻。佛教《弊俗经》说,“有个婆罗门,有两个妻子”,这句佛经记述的内容印证了当时婆罗门中存在多妻婚姻。

   在刑法领域,佛经中许多内容也反映出当时的犯罪和刑罚制度。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有些人由于受欲望驱使而犯盗窃罪、抢劫罪、通奸罪,被国王捕获后处以各种刑罚,包括鞭笞、断手、截足、割鼻、钩肉刑、烛手刑(使其手浸油用布包而焚之)、火鬘刑(将其全身浸油用布包而焚之)以及喂狗等。释迦牟尼这段话是举例教诫弟子,僧尼如果不摒除欲望,就会像俗人受到欲望驱使而犯罪,遭受刑罚之苦。他所列举的刑罚绝非臆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印度国家所使用的一些刑罚。有一次,释迦牟尼访问一个聚落。他在与该部落头领婆多利耶的交谈中说,耳闻该聚落中有人“与良家之妇、良家之少女相交”而被捕获斩首。文中“相交”应该指通奸。这段经文印证了法经和法论的内容,即古代印度对通奸行为的惩罚很重,往往判处死刑。在古代许多国家,盗窃犯被处以断手和断足之刑,犹太教经典《旧约》和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都有这类规定。古代印度也对盗窃犯罪适用断手和断足刑罚,《摩奴法论》中就有类似规则,盗窃井绳和水罐者,罚一豆;偷十罐以上者处肉刑;盗窃金银和贵重衣服达一百波那价值者,处死刑;价值五十波那者,断其手,偷盗牲畜者,刖足。佛经以下记述印证了古代印度存在断手、刖足、割耳和劓鼻之刑:某日,恒河上流漂来一个独木舟,“上载1人,斩断手足,割去耳鼻,大声呼痛,彼为危害王者之盗贼”。在《贤愚经》中,释迦牟尼对众弟子说,修行破戒如同犯罪。“王人捉捕愚人之盗贼、犯罪者,以作种种之刑罚”,“以杖打、以鞭笞、以棒掷、截手、截足、截手足、截耳、截鼻、截耳鼻、于粥锅煮,拔头发……注以热油、令犬噬之、活活串刺、以刀截头”。《犯畏品》记载,释迦牟尼在一次教诫比丘时,描述了执行死刑的情形:国王“捕获贼人、犯罪者”,“紧紧捆缚,剃其发,晓以死刑,擂鼓游街牵曳于四衢,著即拖往南门外斩首”。可以认为,释迦牟尼的描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印度执行死刑的场景:捆缚、剃发、游街并斩首。

   佛经中有大量反映古代印度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研究传统印度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古代中国学者在研究佛教经典时,更关注佛教经典中的经义、戒律和论理,而不够重视佛教经典中所涉及的印度社会史方面的材料,尤其不够重视其中所反映的古代印度政治和法律制度内容。当然,佛经所涉及的传统印度法内容毕竟具有某些局限。一是它们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二是一些描述具有片面性,不够全面;三是它们描述的内容,如佛本生经中涉及的传统印度法的一些内容,具有虚构和夸张的成分,只有参照其他材料才能确定有关描述是否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四是评论只代表了佛教的视角。因此,佛典中有关传统印度法的内容即便全部汇集起来,也不能反映传统印度法的全貌,而只能作为重要的辅助和例证材料。

   (二)中国僧人访印记述的传统印度法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中国僧人曾赴印“取经”“求法”。根据梁启超的考证,在汉永平十年至唐贞元五年的约七百年间,印度到中国交流的学者共有24人,而从西晋到唐朝期间,中国赴印度“求法”“取经”的人数达到187人,其中有姓名可考者就有105人。同时,许多印度僧人来中国传教,帮助中国佛教界译介佛经和传播佛教义理与戒律,但他们很少系统介绍佛教以外的古代印度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国到印度“求法”“取经”的僧人虽然多,但他们学成回国且撰有著作者寥寥无几,其中最著名的是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和义净。他们赴印度的目的虽然在于“求法”“取经”,即搜集佛经、访问佛教寺院、拜师学习和同印度僧人进行学术交流等。例如法显和义净赴印“求法”的重点在于考察和学习印度佛教的戒律,了解印度佛教寺院执行戒律的实际情况,从而引进印度佛教的“正宗”戒律,纠正中国僧尼在遵守戒律方面存在的偏颇。玄奘西行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取得真经,回国后消除中国佛教界在奉持和理解佛经义理上存在的混乱状况。但是,他们的著作也附带记述了一些佛教以外的印度情况,其中除了气候、地理、物产和经济,还涉及一些传统印度法内容。

   法显的《佛国记》记述了印度中部国家的户籍、王田租种和法制情况。他写到,当地“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往便往”;“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法显到访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后,观察到君王筹建精舍和赠赐寺田的方式:“王笃信佛法,欲为众僧作新精舍,先设大会,饭食僧,供养已,乃选好上牛一双,金银宝物庄校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顷四边,然后割给民户田宅,书以铁卷。自是已后,代代相承,无敢废易。”君王赠赐精舍供僧人居住,赠赐寺田供养僧院,民户负责耕种寺田,并从中获得收益。上述关于君王向僧伽赠赐精舍和寺田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印度有关宗教的分封制度。

   相比之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传统印度法的记述更多。第一,他关注印度的政治制度,书中记载了“戒日王世系及即位治绩”和玄奘会见戒日王并与之交谈的情况。第二,玄奘在“印度综述”部分记载了印度种姓制度:“若夫种族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戍陀罗,农人也,肆力畴垅,勤身稼穑。”上文中的“吠奢”和“戍陀罗”,分别是指“吠舍”和“首陀罗”。玄奘把吠舍等同商人,无疑存在误解,因为吠舍中虽有人经商,但多数都务农。玄奘认为首陀罗是农人,正确反映出当时印度种姓在职业上的一些变化,许多首陀罗已经不从事本业,即服侍高级种姓,而成为耕田农民。第三,玄奘还记述了古代印度的婚姻情况。在描述印度种姓之后,他接着写到:“凡兹四姓,清浊殊流,婚娶通亲,飞伏异路,内外宗枝,姻媾不杂。妇人一嫁,终无再蘸。自余杂姓,实繁种族,各随类聚,难以详载。”玄奘注意到,在印度教的婚姻制度中,不同种姓原则上不得通婚,寡妇不得再婚,种姓之外的杂种姓,其婚姻则“各随类聚”。这些记载对于了解古代印度的婚姻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玄奘之后,义净于公元671年取道海路赴印求学取经,并在印度驻留多年,仅在印度著名佛教学院那烂陀寺就驻留十年。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中,他记述了所观察到的印度情况。他虽然特别关注“内法”即佛教戒律,分门别类描述印度僧尼遵守戒律的情况,并不时批评中国僧尼在遵守戒律方面存在的错误,但在书中仍然间接涉及传统印度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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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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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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