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朱自清日记之王瑶译本与全集本比勘举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 次 更新时间:2022-01-02 15: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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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  
汪辉祖时年66岁)口述,由儿子们记录整理而成。汪辉祖在当年七月一日为该书所作序言中叙述了撰述初衷及始末:

   去冬婴末,疾转更沉剧,自分必死,恐无以见先人地下,循省旧事,不已于怀。向之所忘,今乃历历在心目矣。会感梦中,案冥事,益信一言一行,如有临鉴。入春以来,病体稍闲,口授培壕两儿,依年撮记,至今夏而止。六月,坊儿试礼部还,命其重加排比,析为二卷,题曰《病榻梦痕录》。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余不敢视事如梦,故不免于痕。虽然,梦虚也,痕实也。实则诚,诚则毋自欺。硁硁之守实即在此书。其耑以告子孙,俾知涉世之难,保身之不易也。⑥

   按其中说法,如从当年春至入夏,口授过程历50天是可能的,那么“五十天榻上口授回忆录”或为朱自清按自己的理解译为英文的书名。

   胡适《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中就盛赞《病榻梦痕录》:

   先生问:“中国之士大夫,若谓不出于六经,试问古来更有何物为制造之具?”此大问题,不容易有简单的解答。鄙意以为制造士大夫之具,往往因时代而不同,而六经则非其主要之具。往年读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此为中国自传文学中最佳一部),见他律己之法,每日早起焚香读《太上感应篇》一遍,其事最简陋,而其功效也可以使他佐幕则咸好刑名,做官则是好官。⑦

   胡适1936年1月5日致信周作人谈到自己点校《病榻梦痕录》的计划:

   《病榻梦痕录》,寒斋竟无一善本。早年所得,有同治元年本,今已被人取去。此时所存,只有一部光绪十二年山东局本,因为曾用红墨水点读,故不曾借与人。此外尚有一部大字旧刻……当年我颇疑心是嘉庆元年“夏月付梓人”之本……昨兄尊示,知尊处藏本甚富,我想借看你的道光六年本及咸丰元年本一校。请便中带到校中,不胜感谢。同治六年活字本,我也不曾见过。我很想把此书标点付印,作为一种古传记的整理本子。但今日少年人多不谙旧刑律,每苦不能句读此书。也许我可以把我的点读本补完,就用来付印。老兄若能许我写一序,我一定点完此书。⑧

   1937年1月11日,周作人写了一篇《女人的命运》,发表在2月16日的《宇宙风》杂志第35期上。4月18日又将这篇文章稍微作修改,篇名易为《双节堂庸训》,后来收入他的个人文集《秉烛谈》。文中叙述自己购得汪辉祖书的经过:

   我初见龙庄遗书时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阅,其《病榻梦痕录》三卷最有兴趣,可以消闲。近来胡适之、瞿兑之诸先生都很推重这部《梦痕录》,说是难得的书。⑨

   1月12日、13日,胡适又复信周作人:“得手示及《思痛记》及《病榻梦痕录》两部,多谢多谢!”后面大段谈及各版本之优劣。最后一段又由中国人命不值钱的现象谈到《病榻梦痕录》的有关记载:

   《病榻梦痕录》记乾隆五十年的灾象,记载甚动人,其三诗亦甚佳。此是太平盛时,人命贱至如此,何况大乱之世乎?罗思举自传中记白莲教之乱,其居杀之惨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杨。其中记一日军中缺粮,则屠杀俘匪三千余人,烹煮作粮。此亦是十九世纪初元的事,其时汪龙庄尚在人间也。⑩

   上引材料可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颇得胡适一代中不少人的推重,朱自清受其影响欣然展读该书并觉得“平易有趣”,是完全可能且十分自然的事情。

   此外,两本日记中关于喻传鉴的职务有“主任”“校长”之别。喻传鉴(1888-1966),浙江嵊县人,是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190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毕业后回到南开中学任英语教师,并辅助校长张伯苓治校。1930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32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部教授、中学部教务主任。1933年,出任南开中学主任。可见,王瑶所译“主任”是正确的。

   喻传鉴一生服务南开,后来在筹建重庆南开中学、负责南开南迁北返过程中都扮演了最重要角色。朱自清自从1935年这次结识喻传鉴后,印象良好,直到抗战期间、战后都续有交往,也见于后来的日记,此不赘述。

   四、关于访问周作人

   1935年7月22日,王译本:

   下午进城,访周岂明,借得新诗集甚多。彼曾询以关于选辑新文学大系中散文一集之意见。俟新诗材料搜全后,即开始选辑,约须一年。但苦无多余之时间,故拟先就主观详选十七八家,或易成功;但进行时此计划或须变更。(第98页)

   下午进城,见周岂明,借新诗集甚多。询以散文一集之选编方法,并承答,谓搜集全部材料并选编,共费时一年。而在我则不可能有此余裕。又谓彼先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再从中选取作品,这却很有道理。看来我的计划也要加以改变。(第9卷第372页)

   前者说“彼曾询以……意见”,后者谓“(我)询以……并承答”;前者显示朱自清预估选诗“约须一年”,后者叙述周作人选散文“共费时一年”;前者表示朱自清计划先主观选出十七八家诗,后者明言是周作人先主观选出了十七八位作家。两种表述判然有别,很值得辨析。

   按,《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全书共分为10卷,赵家璧主编,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其中散文两集,《散文一集》由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由郁达夫编选。《诗集》由朱自清编选。

   据有关资料可知,周作人编选《散文一集》的时间在1935年上半年间。该年1月6日、15日他两次致赵家璧信,前信说刚收到郑振铎转来的合同,并对赵表示“编选稍为难……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说明此时还没着手展开编选工作。后信说“拟于二十日左右寄呈一部分选稿……前示所要序文等未能应命,因须全部选定后始可写序文,现在则无从着笔也”。(11)

   朱自清7月22日访问周作人,其后连日忙于编选新诗集,日记中于此颇多记载,如本月26日“继续编诗集”,27日“编诗集”,28日“继续选诗”,29日“继续编诗选”,31日曾“进城选集诗文,徒劳往返”,进入8月,在招生入学考试、阅卷等考务之余,仍“继续前事”,至9日“开始写诗选导言”,14日“寄走全部诗选稿件”(第9卷第373、374、375页)。

   从两人编选时间上看,周作人着手在先约半年,到朱自清趋访时,他已编竣全书,因此周作人向朱自清“询以……意见”于理不通,倒是朱自清向周作人讨教经验顺理成章。

   朱自清在《选诗杂记》(1935年9月8日)中说:“看见周岂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12)“约须一年”“共费时一年”是就周作人本人编选散文集而言,这更验证了上述结论。

   至于“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之事,周作人的《散文一集》选散文十七家,他在导言中交代说:“我与郁达夫先生分编这两本散文集,我可以说明我的是那么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这一册里共计有十七人,七十一篇。这里除了我与郁先生约定互相编选之外,其余的许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13)

   郁达夫编的《散文二集》选另十七家,他在写于1935年4月的《导言》里也交代了此法来源:“我于接到这委托书函之后,就和周作人先生往返商量了好几次,两人间的选集,将以什么为标准,庶几可以免去重复……细想了好几日,觉得以派别为标准的事情,还是不可通的;最后才决定了以人为标准……”(14)而更早时,周作人致信赵家璧(1月15日)说“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15)郁达夫致周作人信(1月21日)说“一月十三日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16)可见,周作人和郁达夫最晚于当年1月就确定了以人为主选作品的原则。而朱自清编《新诗集》,共选59家诗508首,与“十七八家”之数相差甚远。显然“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是周作人的经验,而不是朱自清的计划。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引述朱自清这段日记,用王译本。引述之后他说:“从上述文献中,可见当时在北方两位编选者也是互相讨论,如何完成《大系》的编选工作,既要保持质量,又要适应出版社的要求,争取在一定时间内交稿。”(17)其所谓“互相讨论”之说,实是受王译本误导,与事实大有出入。真相是:朱自清向周作人讨教编选经验,周作人予朱自清以指点、建议。

   总之,就这一条日记而言,王译本与事实不符,全集本的翻译表述更合情理。

   顺便指出,在访问周作人之次日,全集本日记记“编《文选》”(第9卷第372页)。查上下文,此期朱自清并无编选何种“文选”之事,此处的《文选》也应指《新诗集》,径译为妥。

   五、关于两首朗诵诗

   1945年6月16日,王译本:

   下午参加五华中学之诗歌朗诵会,光未然君朗诵其妹作品《我辈》及《老百姓的女儿》,一多曾言此为在联大朗诵会中最成功者,但意觉得殊平平。余朗诵自译Daveuport之my country一诗,较上次朗诵时成绩略好。以后必须取消吃“消夜”之习惯。(第117页)

   为王宪钧书写诗作,一上午遂过去。下午到五华参加朗诵会。光未然读其妹之诗作《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闻以为此乃联大朗诵会中成功之作。我试读了达文波特《我的故乡》译文。据说比上次好。宵夜食物以取消为好。(第10卷第351页)

   诗人光未然(张光年,1913-2002)早在1938年就因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而成名,后来到缅甸参加抗日文化活动,撤退到昆明。光未然的妹妹张帆,跟随光未然在演剧三队,成长为才华卓著的诗人。据张光年之子张安东向笔者提供的信息,张帆年轻时有一首《我们》流传一时。那么,王瑶译作“我辈”的,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全集本日记说光未然朗诵《我们是老百姓的女儿》,是把两首诗误作一首了。

   达文波特,美国诗人,朱自清在作品中提及都译作“达文鲍特”,英文为Russell W.Davenport,王译本拼写有误。达文鲍特此前发表长篇朗诵诗“My Country”,引起正密切关注朗诵诗运动的朱自清的注意。他亲自动手翻译了该诗,日记于此有所记载:1945年1月30日:“晚重读达文波特之《我的故乡》”;1月31日“开始译达文波特所著《我的故乡》”(第10卷第331页)。此后日日从事,至2月6日始毕。就在朱自清翻译原诗的过程中,朱自清还从2月3日开始着手写作诗评《美国的朗诵诗》(载本年3月15日《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1期),重点评述了达文鲍特的这首长诗,文中大段引述的了自己的译文。从这则日记看,朱自清还不止一次地公开朗诵该诗,可见朱自清对其相当看重。

   达文鲍特诗题中的country一词,兼有故乡、国家两个意义,诗中是用“国家”之意。事实上,朱自清已译作“我的国家”,在包括《美国的朗诵诗》在内的数篇文章中他都有所提及,也均无一例外地如此翻译。全集本中的“我的故乡”是译者在没看到达文鲍特原诗的情况下的译法,显然不够准确。

   另外,该诗有杨周翰译本,诗题同样为《我的国家》,当时朱自清已经读过,并在《论朗诵诗》中有所提及。这说明,“我的国家”不仅是合理的译名,也是已然形成的“习译”。

   六、关于朱自清的生日

   1947年11月20日,王译本:

   开评议会。今日为余五十诞日,竹隐为备庆祝晚会,甚感。(第129页)

开评议会。举办桥牌晚会。妻举行晚餐会,庆祝我明日五十岁生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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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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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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