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事”与“理”:由“事”而思“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21-12-30 16: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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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与之相关的“讲理”与内在情意的以上联系,则既使之不限于狭义的技术理性而展现为广义的理性化过程,也使“事”所指向的合理性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讲理”的以上之维包含着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内涵。从更为内在的层面考察,这种价值内涵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彼此承认各自的权利和存在价值,后者使“讲理”不同于作为单纯逻辑推论的“说理”:逻辑推论视域中的“说理”主要侧重于形式层面的推绎和论证,“讲理”则同时包含实质之维的价值关切。如前所述,做事和处事的过程都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理”既表现为主体间交往的文明方式(区别于粗野蛮横),也以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和沟通(与强加于人相对)为实质内容。就肯定的方面而言,“讲理”旨在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协调;从否定的方面看,“讲理”则趋向于避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化解彼此之间可能的紧张,二者从不同的层面构成了人所作之“事”成功有效的条件。

  

   具体而言,从“做事”或“处事”的过程看,“讲理”既涉及“为何做”,也关乎“如何做”。“为何做”所关联的是相关之“事”的选择:为什么应该做“此事”?选择做“此事”的根据何在?解决以上问题需要给出理由,后者构成了做事过程“讲理”的具体内容。这里的“理由”不仅与必然法则相关,而且关乎当然之则(包括价值原则)。根据必然法则选择相关之“事”,以有效性的考虑为前提;按照当然之则(包括价值原则)作出相关选择,则旨在赋予相关之“事”以正当性。相对而言,“如何做”指向的是做事的方式:相关之“事”何以应该这样做?如此做的根据是什么?回答以上问题,同样需要给出理由,而“事”中“讲理”则体现于这一给出理由的过程之中。以“讲理”的方式响应“为何做”和“如何做”的问题,不同于主观独断,也有别于以势压人,它以说服、引导为形式,由此协调一定共同体的行为,并进而将做事的过程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在统一起来。这里不仅包含以有效性为指向的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而且渗入了以肯定人是目的为实质内容的价值层面的理性。可以看到,“讲理”既是做事和处事的方式,又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内涵,它以独特的方式展示了“理”与“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讲理”与做事、处事的以上关联,并不意味着做事、处事过程时刻依赖于“讲理”,事实上,正如个人的行动过程常常以默会为形式,共同体中展开的做事过程也每每关乎主体间的默契。不过,从更广的视域看,做事、处事过程中这种默契,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基于主体间一定时期的互动、磨合;在这一过程中,以给出理由为实质内涵的“讲理”,同样不可或缺。

  

   “循理”“讲理”都以把握“理”为前提。“理”因事而显并制约着“事”,然而,对“理”的把握本身又需要在“事”中得到确证。“理”可由“事”而知,同样,“理”也需由“事”而证。“事”如果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便既表明了“事”合乎作为必然法则的“理”,也相应地确证了对“理”的把握与“理”本身的内涵具有一致性;“事”及其结果若得到社会的认可,则既表明了“事”所依据的“理”所内含的当然之则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也确证了对这种当然之则把握的恰当性。在“事”的展开过程中,“事”中求“理”与以“事”证“理”彼此互动,赋予“理”和“事”的相关性以实质的内涵。

  

   “理”所内含的当然之则和必然法则都具有普遍的品格,相对而言,“事”展开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其背景表现为特定的时空境域。成事的过程,无疑离不开普遍之“理”的制约,但如果对与“事”相关的特定情境缺乏必要的把握,则所作之“事”同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里涉及做事过程中普遍之理与特定情境之间的关系,而“事”的展开则不仅应“合理”,也需要“合宜”:“合理”以合乎必然法则和当然之则为内容,“合宜”则以普遍之理与特定情境的结合为指向。“理”固然具有普遍性,但无法穷尽所有的特定情境,如何将普遍之理引用于特定情境,使之扬弃对于情境的外在性,这是做事和处事过程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与物打交道过程中的“循理”,抑或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讲理”,都关乎普遍之理和特定情境的交融,后者具体表现为“合其宜”或“因乎宜”:“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义”表现为当然之则,它本身则以“理”为根据,“因乎宜”,意味着以适宜、适当为有效作用的前提。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作为“理”之当然的“义”在作用于事物的过程中,也使对象“合乎宜”:“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要而言之,作为一定情境中的人之所“作”,“事”的展开需要“得其宜”并进而“合其宜”:“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唯有当普遍原则的制约与一定情境的分析结合起来,“事”才具有合宜的性质。这里的合宜,既指“事”在价值性质上的正当性,也指做事方式上的有效性。

  

   要而言之,作为时空中展开的活动,“事”具有过程性;以当然之则和必然法则为形态,“理”内含秩序性。“理”与“事”的关联,一方面使“理”内在于现实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使“事”呈现秩序性。从人之所“作”的具体内容看,其展开过程既与物打交道,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之相联系的是“循理”和“讲理”。“循理”以合乎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为指向,“讲理”则意味着基于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而给出“为何做”“何以如此做”的理由。就其现实性而言,做事和处事过程所循之“理”、所讲之“理”都表现为“事”中之“理”,“循理”和“讲理”则相应地从动态的层面展现了“事”与“理”的交融。以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为背景,“循理”蕴涵着对必然法则的尊重和当然之则的认同,与之相涉的“事”则展开为“法自然”和“为无为”的过程。以人与人的交往为背景,“讲理”将“事”与人的“共在”联结起来,并通过形式层面的晓之以理与实质层面的价值关切,彰显了“事”和“理”之后人之“在”这一主题。以上两个方面在确证“理”与“事”相互关联的同时,也展现了其中内含的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等多重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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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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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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