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试析中美“战略竞争”及其管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 次 更新时间:2021-12-25 14: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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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这或许是中美竞争不断增强的根源。阎学通还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归因于两国的“假朋友”政策。

  

   第二种路径是强调相互认知如何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路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等人认为,在中美关系方面,相互认知的影响具有关键性作用。一些中国学者提出,在美国出现了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认知,这加深了美国精英对崛起中的中国的焦虑感。美国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展保持警惕,这种扩展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美方还对政府作用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强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感到警惕。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变得更加分裂和极化将进一步放大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反观中国,中国社会和民众对美国的反感和不信任感也在上升。

  

   第三种路径是重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路径。当前,意识形态因素在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方面的作用凸显。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并认为这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来源。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冷战心态”和“霸权思维”这两个概念与意识形态因素密切相关。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把大国竞争作为其执政的优先事项,中国学者担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争斗可能会重新出现。比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指出,在美国,“反华”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美国针对中国的“新麦卡锡主义”是一股令人忧心的趋势,并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持久性的负面影响。

  

   第四种路径是将两国之间的“政策议程冲突”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即美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与中方的政策目标针锋相对。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中美两国的亚太政策上。正如前文所说,对华展开大国竞争的战略思维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出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强化对华制衡的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认为,奥巴马政府高调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美国把自己当成亚太秩序的保护者,把中国视为针对这一地区秩序的天然挑战者。因此,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竞争”变得日益突出。此外,美国和中国在政策优先议程上的差异和冲突超出了地区政策的范畴,也表现在两国的大战略层面。在“美国优先”原则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国内和对外政策进行深刻调整。它采取了一种“压制性回缩”(repressive retrench)的大战略,这不仅会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会令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基于上述梳理和分析,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既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对比等因素,也与认知差距、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密切相关。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两国带来的影响,2021—2025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5.7%,2026—2030年为年均4.5%,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会超过美国。如果现实真如同上述预测发展,那么未来数年美国对中国“赶超”的焦虑感将会更为突出,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将会更强,相关风险不容低估。

  

   三、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

  

   过去几年,一种不同于“接触+防范”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在美国初步形成。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情绪不仅仅存在于特朗普政府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讲,由极右翼民粹主义、安全鹰派(负责安全事务的鹰派人物)和对华激进强硬派组成的“反华联盟”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一种更加好斗的方式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已经渗入经济、安全、技术、意识形态、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的中美关系领域。除了“全域性”特征,中美“战略竞争”还具有跨域性特征,即不同领域之间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在中美技术竞争中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突出。

  

   具体而言,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关系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40多年里,经济合作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核心支柱,中方将之描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然而,正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攻击性贸易行动所表明的,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被大大地激化了。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之上,因此,在美国方面决意阻断中国崛起而不是管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其采取的方式是在经济战线上加大对华施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等人用“规锁”(confinement)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对华竞争性战略。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和纳粹德国、帝国时代的日本以及苏联不同的对手。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对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遏制”战略将收效甚微。因此,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爬升从而成为制造业发达国家。与经济竞争紧密联系的领域是技术竞争。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研究员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从本质上讲是针对中国的“技术战”。技术不仅对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化至关重要,也对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至关重要。此外,中美经济竞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国际规则和治理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机制。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试图打造新的经济阵营,采取协调一致的举措对中国施压,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等方面。

  

   第二,在地缘战略层面,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是中美“战略竞争”的聚焦区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很多中国的战略界人士视为围堵中国的举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强势介入,中美在该地区“战略竞争”中的海上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分析了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均衡。他认为,在第一岛链的临近水域,中美之间新的战略均衡已经出现,这将在未来10—20年延续。双方将采取更加针锋相对的军事战略,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其临近海域中的军事优势,中国则无法削弱美国在第一岛链之外的广大海域的军事领先地位。此外,中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印太战略”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中美在地区层面“战略竞争”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国将“一带一路”视为以发展为导向的举措,但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国家却担心“一带一路”会产生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缘的海洋国家希望通过“印太战略”制衡欧亚大陆上霸权的出现。特朗普政府竭力推动落实“印太战略”,特别是以安全事务为基础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在未来会进一步发展,四边机制甚至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亚洲版北约”。

  

   第三,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国际领导力和国际威望方面出现了新的竞争关系,而这对于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秩序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退出外交”给维护国际合作带来了挑战,而中国方面有机会通过与欧盟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陈志敏教授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力,然而国际领导力却是长期不足的。特朗普寻求的“美国优先”令国际领导力赤字变得更加突出。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追求一种协进型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同于霸权性的、自私的或胁迫性的战略。南开大学特聘教授贺凯等学者认为,对更大的国际威望的追求或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不仅建立在它所拥有的实力之上,也系于它所获得的地位和尊重高低。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国际威望与“王道”类似,其对立面是“霸道”。此外,“制度制衡”成为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关系的新特征,这突出体现在中美两国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国际机制的竞争。近年来,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断强化,中国致力于增强其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步形成“制度性权力”,这表明中方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运用其制度性权力对中国的经济和投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中国对制度性权力的追求遭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抵制和阻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提出了“现实制度主义”这一理论概念,用以分析大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中美之争。他认为中美制度竞争的核心是围绕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

  

   四、中美“战略竞争”的管理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范式变化”的性质,这一“范式变化”的惯性也将会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产生重要影响。正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研究员所言,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宣示和举措,标志着两国之间全面性、战略性竞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此外,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教授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战”。

  

   中美“战略竞争”会不会演变为一场“新冷战”,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冷战”和冷战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大国之间存在争斗、意识形态冲突,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分属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少。然而,在所谓“新冷战”之下,大国都是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并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其次,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军事的形式体现,然而“新冷战”主要是以大国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为特征。再次,冷战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新冷战”更多是关乎不同发展模式之争,而且大国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和相关技术对其对手施加政治影响力,如美国方面诬称中国对美施展“锐实力”(sharp power)。最后,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存在清晰的界限,但在“新冷战”中,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经济上的伙伴可能是安全上的对手。此外,“新冷战”的特征还体现在大国围绕网络、太空等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激烈竞争,而这种较量更多是为了掌控联通性(connectivity)而不是占领地盘(territory)。

  

   对于中美关系会不会沦为新冷战甚至是更为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国学界存在以下观点。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朱锋等专家表达的看法相对乐观,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太可能滑向一场新冷战。另外一些专家则相对悲观。比如,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会变得更加深刻,不排除中美出现重大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推动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前景愈发警惕,并指出可能导致这一前景的关键因素。比如,阎学通教授强调意识形态之争是一个关键因素,将决定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他看来,如果意识形态之争得到很好的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将集中在物质力量的层面,主要通过经济竞争和军备竞赛体现。如果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表现为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的“代理人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应当充分认识“新冷战”的可能风险。避免冲突和对抗才符合两国的利益,双方需要共同努力,防止中美关系的脱轨。中美应该通过理念创新和实际举措管理竞争。2012年,中方为引导中美关系发展,曾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然而,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类倡议的回应并不积极。但无论如何,中美亟须找到一个可行的框架,管理未来数十年彼此的“竞争性共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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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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