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章:学人、学科与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21-12-21 16: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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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章  

   不过,本土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问题。其核心关切,说到底实际上在于如何认识、把握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国社会学与世界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因此,社会学必须经过一个中国化、本土化的历程。但是,这是一种怎样的特殊性?是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性,还是冲突于普遍性或否定普遍性的特殊性?按照前者,则无疑要肯定中国社会像任何一个在具体的自然和历史环境中形成发展的特定社会一样,具有自身特殊的性格特征。不过,这种“中国特殊论”在肯定、关注并研究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的同时,并不否定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之上,还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追求和捍卫的、基本一致的普遍价值,不否定人类社会存在普遍的发展方向。后一种关于中国特殊性的观点则与之相反。由此,这种“中国特殊论”所肯定的不再是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性,而是否定普遍性的绝对的特殊性。若按这一种观点,则“中国化”的社会学必将落入李培林所说的学术“陷阱”:“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或者如苏国勋所担忧的那样:“把‘本土化’和普遍的东西对立起来,用所谓‘本土’的东西来否定普遍的东西。”(703页)而按第一种观点,则中国社会学在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必须也必然关注人类社会,就如边燕杰说的那样,不是“只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更是“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问题”(1015页)。可以说,《重建》中绝大多数谈及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的学人,基本上也都持这一种观点。张静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下述态度,代表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界的立场:“如果说,本土化是指要研究中国社会,关心中国问题,那我是支持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当然我们也要关心世界……如果本土化是说我们要想全世界的学界同人和人民述说中国社会,我也是同意的。但如果说本土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独立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属于中国的社会学,而且这个社会学只能研究中国问题,这样限定一个地盘、一个立场、一个学科,那我是不支持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其他知识进行交流,结果只能使自己停滞。”(859页)就此而言,本土化或中国化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开放、变革、进取的精神意识。它是要让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和经验向普遍的人类社会开放,并参照人类普遍性来观照审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和经验,进而揭示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应然方向,探索走向这个方向的“中国道路”。因此,说到底,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所体现的,还是中国社会学积极介入现实变革的实践气质。

  

  

  

   学者常常会有两种关怀,一是学术关怀,一般体现为对于他所从事的这门学科的投入;一是现实关怀,常体现为对于他生息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两种关怀的关系,来认识、理解一个学者或学者群体。在有的学者那里,这两者会显得比较平衡并统一,比如在涂尔干那里;在另一些学者那里,则会比较强烈地感到两者之间的紧张,比如在韦伯那里。当呈现后面这种情形时,为了避免被那种紧张所撕裂,有的学者会选择在自己的行动中自觉而严格地将这两种关怀分开,比如韦伯;当然,有的学者则也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淡化甚至放弃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从前面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实践性格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在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人身上,这两种关怀呈现出高度的平衡和统一。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们这里,对现实的关怀是一种有着特定倾向和明确态度的关怀,即对于现实社会之变革的关怀,这自然又与变革本身改变了他们自身的命运有关。变革的时代给与他们的生命经历,使得对于他们来说,投身于社会学,乃是投身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也正因此,在他们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议论中,体现现实关怀的“变革中国”与体现学术关怀的“变革社会学”才会成为一体两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天还是中国社会学之中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开始逐步退出各种学术机构和团体,情况似乎正在开始发生改变。人类学者项飙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认为知青背景的学者(本文所说的第三代学人)在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知青时代的学术实践,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以非正式圈子为重要组织方式,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他们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相关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推动改革。但是,至少从社会学界看,这样一个学术实践的“知青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虽然,知青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者的学术生涯的结束或影响的削弱,但“以他们为领导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学术活动,是在正式机构中立项,以争取资金、争取认可为主要目的的职业化操作,民间半民间的专业知识生产不复存在。年轻一代学者基本上已完全被吸收进体制,他们所接受的完整的正规教育使他们的学术显得规范、精致,但往往缺乏深切的经验质感。就像周雪光所担忧的那样,“现在学术界的一个危险是,学者可以对现实世界一点不了解,只要有好的方法、好的理论、好的数据,就能做出好的研究”,于是,“年轻学者没有我们当年这样的经历,更多的是通过数据模型来认识社会”(1128页)。与此相应,上一辈学人身上那种学术关怀与具有自己的特定倾向和明确态度的现实关怀之间的紧密结合不见了,年轻一代学者基本已不再在其学术实践中寄托他们对现实社会变革的关怀,或者说,其所谓现实关怀,也就是操作“封闭的‘智库’咨询”和“命题作文”,而没有自己立场和态度的关怀,这实际上就是没有关怀。

   时代不同了,时代中的学术,特别是像社会学这样的学术,能不变吗?李培林说,他们这一代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让年轻一代尽早走上舞台”(355页),不过,年轻一代带上舞台的,将是另一种气质的社会学,那是“新时代”的社会学。就此而言,《重建》既是向一个时代的致敬,也是向一个时代的告别。读罢掩卷,难免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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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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