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承:田仲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21-12-08 08: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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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承  
推翻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认为特写报告文体是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说法。他查阅20年代的《每周评论》《劳动音》《语丝》《洪水》等期刊文献和瞿秋白的早期创作后,证实特写报告作为一种新的年轻的文学有一个孕育期即五四时期,最早做出了现代报告文学起源时间节点和文体辨析的文学史评判。

   其次,田仲济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占有可靠史料、发掘新史料对其领域的拓展和夯实基础尤为至关重要。他还正视历史的复杂性,注意厘清现代文学史长期困惑纠缠的学术问题。如对鲁迅杂文特质的理解、阿Q形象典型性的认知;茅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评价;王统照、沉樱等作家文学史地位的呼吁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独立发声,其研究成果被后来学术界常常提起和引用。作为文学史家,田仲济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避讳熟人、名人。1978年,他与孙昌熙教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就鲜明确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作为编撰文学史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不能把文学史写成作家史或作品论,要充分认识现代中国时事政治、复杂人际关系影响的特殊性,对历史现象和作家作品不夸大、不缩小、不掩饰、不臆断,用史料文献说话,有理有据地分析。他察觉到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1949年之后,现代作家或多或少几乎都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应该说作家是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的,但修改后不加说明,则很难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作家的本来思想面貌。”他一一比对郭沫若1919年《匪徒颂》一诗发表以后的修改,指出“现代文学史中千篇一律地说《匪徒颂》证明作者在五四时期已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自然,对这点文学史编写者也不能辞其粗疏的责任”。这也间接地提示学术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必须依据初版、原刊原作的第一手史料,才可能贴近历史原貌,才可能相对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出版的高校文科教科书之一,至今仍被海内外学界同仁称颂,该书率先践行了文学史编写和学术研究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与时代患难与共的学者风范

   田仲济一生走过了95个年头,是一位历经坎坷、饱经时势动荡和世态炎凉的长者,是一位始终保持鲜明个性、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家和学者,以及终身从事教师职业的教育工作者。但是,他取得成就的原因更在于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并为之奋斗一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进步,不懈革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革命文化战士。从青年时代起,田仲济即投身爱国革命活动。最初,他爱好文学,自觉阅读革命文艺书籍,追随进步的同乡、亲友,一直是党的外围文化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党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一名优秀战士田云樵是田仲济的弟弟,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很早从旧家庭中出走,与哥哥田仲济的资助和影响有密切关系。田云樵在自传中回忆:“我们兄弟之间关系是比较好的,经常通信。在青年时期,他所爱看的文学,我也看了一些,也引起我的爱好……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革命思想的启蒙过程,读进步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很大的益处,是他介绍了不少好的书给我读。我最早的进步思想是从他那里来的。”随后,在旧中国苦难的岁月里,田仲济辗转山东、上海、重庆、桂林各地,与共产党的作家、文化人亲密合作。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家保护被追捕的同志。多年后,诗人臧克家以“仲济,曾记否?”为题,深情地回忆田仲济“勇敢地承担着生死的风险”大义之举。新中国成立后,田仲济自觉投身于党的文化艺术事业、教育、统战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宏伟大业努力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不忘初心,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79年,72岁高龄的田仲济经中共山东师范学院党委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终于实现了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夙愿。

   田仲济较早涉足文坛,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文章见于报刊,直到晚年才搁笔。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杂文、散文、随笔、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等创作和文学研究领域,总数达300余万字。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70余年的中国历史,看见在泥泞中苦苦抗争、艰难前行的我们民族的脚印;更可以在其字里行间触摸到一个与时代共进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真切感受到一位有着独立人格和鲜明个性的学者风范。尤其是作为杂文家田仲济一生对杂文写作抱有很大的热情,从最初几个杂文集的命名,就可以窥见一斑。第一个杂文集以“情虚”为名,不无作者对早期杂文创作的自谦之意。后有“发微”集,创作主旨十分鲜明,注重揭示出一些别人不太注意或者不屑一顾的人与事。“夜间相”集也试图以一鳞半爪反映战时陪都的全貌,“想将胜利前夜的景色,给他留下一个淡淡的影子”。田仲济选择了杂文,就是选择了直面生活,贴近时代。有评论者以《从一个作者看我国现代杂文的道路》为题,来阐释他的杂文与一种时代文学样式的关系,及其深邃的思想意义。田仲济选择了杂文,也就是选择了对人的尊重,选择了大爱、良知与真诚,更多的学者一致认为他的杂文最能够体现“真的人和真的杂文”“求真务实”“人品与文品”互为映照的特点。钱理群教授曾将田仲济的杂文《说真话》《谎话颂》篇目与鲁迅的杂文《我要骗人》进行细致的对读后指出:他们杂文“不仅显示出前辈作家对于人世险恶的清醒认知”,而且“更是表现出他们对于人性的矛盾包括人性的软弱的深切的理解”。这固然“需要勇气”,尤其反映了“一个杂文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品质”。直至生命的晚年,田仲济都在满腔热情地表达和书写,体现出他胸怀时代风云,拥抱生活,真诚做人之情怀和人格。他在为自己杂文集写序时自述:“尽管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大时代的灾难,主要的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小人物身上,那末,从我心目中见到的,感到的世间的辛酸苦辣,也许同样的真实,甚而更切实些,那末,这些杂文就有了它独特的意义了。”这便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的革命心声和人生之路。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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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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